“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嘉庆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嘉庆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者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有歉也。”
嘉庆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1]。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使人性重新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清仁宗实录》卷一三九）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2]。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3]。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4]。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
教育式的反腐，效果并不昭彰，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已深入骨髓。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的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吏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5]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对于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关于“陋规”改革，不但洪亮吉提过，另一位大臣尹壮图也提出来过。他建议嘉庆效法雍正，大力兴革，派重臣往各省与督抚对“陋规”项目逐一清查，以乾隆三十年（1765年）为限，旧有者多少，以后增加者多少，定为标准，续增科派者全部革除。
但嘉庆不同意尹壮图的主张，理由是：第一，从表面看，这个建议似乎是让“陋规”合法化，很容易引起社会的非议，所以嘉庆批示，“陋规”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向他奏明，不应该送给他来处理；第二，“陋规”系积习相沿，由来已久，只可将来慢慢整顿，不可概行革除，以免引起纷扰。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俭朴……”（《清仁宗实录》卷一七二）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地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只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被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了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十八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认为，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两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他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身为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
[1]《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正月。
[2]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〇，列传第一二七，《王杰传》，中华书局，1998，第2849页。
[3]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〇，列传第一二七，《董诰传》，第2850页。
[4]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一，列传第一二八，《戴衢亨传》，第2852页。
[5]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481、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