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总觉得自己被轻视，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分量。

邓禹是南阳新野人，东汉的开国名将，被光武帝刘秀列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氏也因此成为东汉显赫的家族之一。邓禹之所以能得到光武帝的重用，除了有军功之外，最重要的是他通文翰，每次和光武帝谈话，都能抓住要领，使问题变得清晰明朗。光武帝以邓禹为谋主，制定各项战略方针，从而**平群雄，登上帝位。

邓禹早先和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两人一起在长安读书。更始帝刘玄（刘秀的表兄，曾在绿林军的支持下称帝）即位后，有人推荐邓禹出任官职，被邓禹谢绝。邓禹听说刘秀在河北站稳了脚跟，就渡河去追赶。到了刘秀的大营，刘秀开玩笑地说：“我现在拥有任免官员的权力，你千里迢迢地赶来，是想当官吗？”

邓禹摇了摇头。

刘秀又问：“那你想要什么？”

邓禹回答：“我只愿追随明公，为明公效力，这样定能垂大名于青史。”

刘秀神色变得认真起来，示意邓禹说下去。

邓禹说：“更始帝定都关西，然而没有征服山东的势力。赤眉军、青犊军有万余人，他们流窜到三辅（指今陕西中部）一带，成群结队，假借名号。更始帝的军队没有打败并收服他们，因而他们不肯听从更始帝的号令。更始帝帐下的其他将领都是庸人，最大的志向不过是想发财，虽然也都争着建立功勋，但不过是早晚图个欢乐。这里面缺乏有远见的人，也没有打算让百姓安居乐业。现在四方已经分崩离析，形势非常清楚，明公您虽为更始帝立下大功，但是恐怕难成大业。为今之计，您应该多招揽天下英雄，为百姓建立一个安定的王朝，成就汉高祖那样的事业。”

邓禹的话，令刘秀神色一震。他让邓禹与自己宿在同一帐篷里，并让左右的人称呼邓禹为“将军”。邓禹的一席话之所以能打动刘秀，并不是因为他出了什么奇招、高招，而是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谈话要领，即说到了老板的心坎里。邓禹的话至少有四层意思：其一，更始帝虽然被群雄拥戴登上了皇位，但是并不能服众，其势力缺乏凝聚性，是脆弱的；其二，更始帝的属下都是庸碌之人，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不足以令天下长久安定；其三，你虽然为更始帝立下大功，但他不是英主，你恐怕难成大业；其四，我们不若单干，首先招揽人才，其次照顾百姓的利益，这样定能建立一个有新气象的王朝。

邓禹的分析鞭辟入里，将非常复杂的情况梳理得清晰明白，甚至还给出了发展建议，可谓高屋建瓴。这样的谈话水平和政治远见，无疑是刘秀最需要的，无怪乎邓禹当场就得到了最高的礼遇。

接下来，一切都像邓禹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刘玄在绿林军的拥戴下称帝，赤眉军也在形式上表示了对他的归附，但刘玄不信任诸将，先后杀掉多人，还从背后袭击了赤眉军。

更始帝三年（25年），赤眉军的首领樊崇找到一些西汉宗室后裔，打算从中选一个人立为皇帝。樊崇让人找来一个竹盒子，在一封书札上写上皇帝的名号，然后和其他空白书札一起放进去。他将候选人按年龄大小排列，由年长的先摸，每人摸一张书札。

刘盆子年龄最小，因而最后一个摸。打开书札后，别人的都是空白的，而刘盆子摸到的是那张“帝札”。就这样，他通过抽签的方式当上了皇帝。这样一来，长安和赤眉军的大营里就各有一个皇帝，二帝并立，势必一战。不久，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后被杀。这印证了邓禹的判断。

同年六月，刘秀在文臣武将的拥戴下，于鄗城（今属河北邢台）千秋亭称帝，二帝并立的局面再次出现。邓禹受命向西，**平关中敌人。诸将皆劝邓禹快速进兵，拿下长安。邓禹却说：“我们现在虽然人多，但是能打仗的精兵少，而且进军之地缺乏粮食，我们身后的粮草补给又不足。赤眉军刚刚拿下长安，物资充足，士气高涨，我们无法与之决战。不过，盗贼们缺乏长远的眼光，肯定无法长期坚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人口稀少，但是粮食和牲口充足，我们不如先去那里修整补给、等待时机，找到赤眉军的弱点后再将其消灭。”众将认为邓禹说得有理，因而就食三郡，沿途击破赤眉军的营寨。

邓禹高妙的说话技巧，建立在他对问题的清晰洞察上。他用了三点来说服将领们不可急于进兵：其一，兵在精而不在多，自己的精兵少，不能与敌人硬碰硬；其二，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自己都没有补给，不能与有充足补给的敌人直接对抗；其三，敌人士气高涨，战斗意志强。他既说出了敌人的优势、自己的劣势，又同时分析出敌人的致命弱点，即缺乏长远的眼光，不能坚守。此外，他还给出了解决方案，即足兵足食，寻机歼敌。

无论是面对领导还是下属，邓禹的谈话水平都可谓臻于化境，他不愧为历史上有名的战略大师。

顺从并非美德，拒绝需要智慧。

萧俛出身南兰陵萧氏，是梁武帝萧衍的后裔，唐穆宗时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次，穆宗皇帝下诏让他给已故的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撰写神道碑。萧俛回禀说：“为臣器量偏狭，王承宗（指王士真的儿子）不肯听从朝廷号令，人品没有可称赞的地方。如果让微臣撰写王士真的神道碑，臣不会刻意去美化他。神道碑写好后，按惯例王家会献物致谢。臣若不接受，就违背了陛下安抚藩镇的计划；臣若硬着头皮接受，则又违背了自己平生的意愿，因此臣不愿意写这篇文章。”穆宗皇帝认为他肯直言，便嘉奖了他。

从表面上看，萧俛是为了维护自己士大夫的尊严，才拒绝领导安排的工作，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对皇帝而言，臣子的忠诚度、办事能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能谈到士大夫的声誉。如果一个人不能为领导办事，仅会沽名钓誉，是得不到领导重用的。那么，萧俛的回答高明在哪里，能让唐穆宗不仅没有怪罪，反而还嘉奖了他呢？这其实是因为，萧俛话里有话，戳中了唐穆宗的心坎。这就要将这件事放到唐穆宗执政时的历史背景中来看了。

唐朝自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后，藩镇坐大，各地的将领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逐渐不肯听从朝廷的号令，开始自行任命官职，各自为政。到了唐穆宗的父亲唐宪宗时，在名相裴度的辅佐下，逐渐削平了一些反叛的藩镇。之前处于观望状态的藩镇将领纷纷归附朝廷，但那些有实力的藩镇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唐穆宗所说的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就是当时有实权的藩镇节度使之一。王士真原是成德军节度使李惟岳的镇将，他协助父亲王武俊杀了李惟岳。朝廷为了安抚，就顺水推舟地任命王武俊为节度使。王武俊死后，王士真不待朝廷任命，就自封为留后，成了节度使。王士真死后，他的儿子王承宗、王承元相继为留后。王家在成德军中经营了四世，岂止是尾大不掉，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唐穆宗作为大唐王朝的“董事长”，下诏让“经理人”萧俛给已故的王士真—曾经的“分公司”大佬写神道碑，就是想用朝廷的荣誉来笼络住藩镇，避免他们公然造反。萧俛没有接受领导委派的工作，反而拿出一套推脱之词，其中至少有三层含义。

第一，王家不听朝廷号令，仅用拉拢的手段对付他们是行不通的。如果由我这个“经理人”为王家先人写神道碑，会让那些忠顺的藩镇寒心，让那些想图谋不轨的藩镇更加跋扈。王家现在虽然归顺了，但是前几代劣迹斑斑。王承宗的祖父王武俊曾联合幽州节度使朱滔举兵叛乱，公然僭越，自立为赵王，后因与朱滔不和，叛乱形势也对藩镇不利，才又归顺了朝廷。在王士真任成德军节度使时，尤其是在其任职晚期，由于是颇有手腕的唐宪宗执政，一方面对王家加官晋爵，另一方面对那些敢于公然造反的藩镇进行军事打击，所以成德军十分恭顺，每年向朝廷进贡达数十万的财货。比之于河朔三镇中的卢龙、魏博二镇，成德可以说是朝廷的铁杆支持者。比之于其父，王承宗更像一头桀骜不驯的狼，唐穆宗时期叛乱，后因实力不够，又重新归顺朝廷。唐宪宗能够稳住成德军，靠的是军事威慑和封官拉拢。唐穆宗如今对待藩镇，如果仅靠拉拢手段，是行不通的。

第二，从管理层角度讲，萧俛不是写神道碑的最佳人选。唐穆宗作为最高领导，要面对三大势力：一是自唐玄宗以来每个领导者都要面对的外部力量—藩镇；二是朝廷大臣，他们代表了贵族士大夫的力量；三是以宦官为首的左右神策军，他们负责皇帝的安全和京城防卫。穆宗皇帝能上位，很大原因就在于朝臣和左右神策军的共同拥戴。唐宪宗能够威慑和削平藩镇，依靠的也是以裴度为代表的贵族士大夫；而南兰陵萧氏在整个唐朝有10人出任宰相，是最大的世家大族之一。如果萧俛为藩镇势力的代表写神道碑，会产生两个后果：其一，导致朝臣与藩镇勾连；其二，引起以宦官为首的神策军的猜忌。不要忘了，唐穆宗曾派精锐的神策军进攻藩镇，虽然打了败仗，但神策军算是皇帝的人，如果萧俛写了碑文，不仅得罪了自己的人，还打破了三方力量的平衡。

第三，社会舆论对朝廷不利。唐宪宗能够彻底解决成德军的问题，让王承元献上土地归降朝廷，为朝廷出力，去收拾其他不听话的藩镇，是因为朝廷的荣誉依旧拥有吸引力。如果让萧俛这个职位最高的“经理人”写神道碑，不但会让朝廷的荣誉贬值，还会遭到朝臣反对，萧俛本人的声望也会受损。皇帝等于在藩镇和朝臣两边都不讨好，这是双输。

基于以上三点，萧俛拒绝了领导不合理的工作要求。唐穆宗也是聪明人，立刻就从他的话里听出玄机。萧俛不愧为一代贤相，他在拒绝领导时，也替领导做了全局性的考虑，但并未将利害关系彻底戳破，这也正是他最高明的地方，因为真正的掌舵人是唐穆宗，唐穆宗才是权力平衡之术的驾驭者，臣子是不应该考虑这一问题的，不然就有越权的嫌疑。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虽然藩镇处于半独立状态，而且经常发生叛乱，但是朝廷能够屹立不倒，这就是由于在内用藩镇牵制朝臣、在外用朝臣打压藩镇的缘故。唐末朱温篡权，就是因为朝臣与藩镇勾结为一体。朱温一举将代表神策军的宦官势力杀光，三方势力的均衡格局被彻底打破，唐朝也就灭亡了。

总之，一个优秀的经理人要能从多个方面考虑问题。首先，要拥有全局观，对大势洞若观火；其次，当领导提出不合理的工作要求时，要能够让领导意识到其中的利害，从而把决策拉回到正确的方向；最后，要确保自己处于主动位置。如果自己的地位受损，那么就无法再掌控整个企业了，发展与壮大也就成了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