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包括刘师培在内的国粹派学人和其他学者在探讨中国学术发展史时，关注的重点是清代学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对他们而言，清学不仅属“本朝”史的范围，与现实息息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代学者是在清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每个人成长后的发展方向如何，都离不开清学这一丰厚的土壤。

在刘师培的学术史著述中，论清代学术的篇幅最多，也最分散。检视之下，大体可分为三类：通论性著述、学案体著述、传记类著述。三者在内容上有重复之处，但基本各有特色。

一、通论性著述

刘师培通论清代学术之由来、变迁以及流派衍化的著作以《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为代表，另外在《国学发微》、《南北学派不同论》等著作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清代学术以考据学为核心，不少人相信这是学术界厌倦宋明理学之空谈而转向经史考证的结果。经史考证以考经为主，是接续汉代经学而来，故考据学亦被称之为汉学。刘师培总结清代学术就是从对这类问题的论述入手的，因这关涉到清学来源和界定等清代学术史上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刘氏不太赞成宋明学术全为空疏的看法，更强调考据学与宋明学术的历史连续性。他曾说过：

宋元以降，士学空疏，其寻究古义者，宋有王伯厚，明有杨慎修、焦弱侯。伯厚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1]

明人之学，近人多议其空疏……钱大昕曰：“自宋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而空疏不学者皆得名为经师，至明季而极矣。”又曰：“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阮芸台曰：“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江郑堂曰：“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不观（此语出于黄黎洲）。”此皆近人贬斥明人学术之词。然由今观之，殆未尽然。[2]

实则“明儒经学亦多可观”，其可贵处至少有十条，率皆为清儒学术之滥觞，所以“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3]从这些言论来看，刘师培承认宋元以降之学术有空疏之风，但不认为全系空疏之学，尤其不能说明学为空疏之学，而且恰是宋明笃学之士开启了清学，这是一种承继关系。另一方面，刘氏对何为汉学，有自己的界定。他认为：

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4]

关于清学源于宋学的看法，早在清代中叶业已出现，章学诚即持此论。他认为考据学的奠基人顾炎武、阎若璩都是朱熹的第五代传人，戴震的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5]嘉道时，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严分汉宋学之界限。龚自珍致书商榷，批评其“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认为“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6]龚自珍之后，著名学者陈澧、朱一新也有类似看法。[7]这些先于刘师培的论述在当时广为士林所知，想必会对刘氏产生一定影响。但可贵的是，刘氏关于清学由来的主张却并非袭用先人成说，而是有自己的独创。他眼里的清学鼻祖是宋代王伯厚（应麟），而非章学诚等盛推的朱熹，尽管他也极推崇朱熹，[8]认为朱学“崇义理而兼崇考证”，[9]但并未将其与清学联系起来。虽然在章学诚看来，王伯厚也属于朱熹传人系统，[10]但王为清学鼻祖不等于朱为清学鼻祖，刘师培所注意的是王“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开清考据学之先河，而非其理学层面上的建树。实际上，与宋学相较，刘氏强调更多的倒是明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而这是前人所不大注意的。

除从学术渊源上考察清学由来外，刘师培也从学术士节相关联的角度，通过对明儒与清儒的比较，看考据学如何走上学术前台。他认为“明人多行”而“清人多病”，具体来说：

明庭虽屈辱臣节，然烈士殉名，匹夫抗愤，砥名励行，略存嫴直之风。及考其学术，大抵疏于考古，切于通今，略于观书，勤于讲学。释褐之士，莫不娴习典章，通达国政，展布蕴蓄，不贰后王。或以学植躬，勇于信道，尊义轻利，以圣自期。……若夫不求致用，而惟以求是为归，或假借经世之说，以钓声名，则固明代所无也。

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盖士之朴者，惟知诵习帖括，以期弋获。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汩于无形。加以廉耻道丧，清议**然，流俗沈昏，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由是儒之名目贱，而所治之学亦异。然亦幸其不求用世，而求是之学渐兴。[11]

这里把清儒舍经世之学而群趋“求是之学”（考据学）归于“文网”、“饥寒”、“廉耻道丧”、“清议**然”等因素，确也道出了考据学兴起的一个根源，尽管这一看法不无片面。而在离开纯学术标准，把学术与士节相关联的视野下，刘师培对此“求是之学”的评价并不高，相对于明儒之“多行”，学术“用以应事”，清儒便是“多病”，学术“用以保身”。他还进而言道：

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而武断之风盛；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卑者或沦于裨贩。其言词章经世理学者，则往往多汙行。惟笃守汉学者好学慕古，甘以不才自全，而其下或治校勘金石以事公卿。然慧者则辅以书翰词章，黠者则侈言经世，其进而益上，则躬居理学之名。盖汉学之词，举世视为无用，舍闭关却扫外，其学仅足以授徒。[12]

作为清学的继承者而对清学有如此评价，值得深思。实际上，就是到了辛亥后，已“趋于循旧”的刘师培仍对清代汉学有讥讪之辞，他曾对蒙文通说：

清代汉学未必即以汉儒治经之法治汉儒所治之经。

前世为类书者（《御览》《类聚》之类），散群书于各类书之中；清世为义疏者（正义之类），又散各类书于经句之下。[13]

可见其看法前后没有大的变化。

刘师培既对清代汉学评价有限，故在总结其变迁历程时认为大体呈每况愈下之势。他把汉学之发展分为4个时期。一为怀疑时期（“怀疑派”）。顺康之交，汉学萌芽，

其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如阎百诗乏于《古文尚书》，始也疑其为伪作，继也遂穷其作伪之源；胡渭、黄宗炎之于《易》、《图》，始也斥其为曲说，继也遂探其致误之由。

这一期总的特点是：

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14]

二为征实时期（“征实派”）。

康雍之间，为士者虽崇实学，然多逞空辩，与实事求是者不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即惠氏之治《易》，江氏之治《尚书》，虽信古过深，曲为之原，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然融会全经，各申义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律以江、戴之书，则彼此二派，均以征实为指归。[15]

可见征实期即皖、吴二派兴盛之期。三为丛缀时期（“丛缀派”）。

自征实之学既昌，疏证群经，阐发无余。继其后者，虽取精用弘，然精华既竭，好学之士欲树汉学之帜，不得不出于丛缀之一途，寻究古说，摭拾旧闻。此风既开，转相仿效，而拾骨襞积之学兴。[16]

即以搜集、校雠各种佚书佚文为主。四为虚诬时期（“虚诬派”）。

嘉道之际，丛缀之学多出于文士，继则大江以南工文之士，以小慧自矜，乃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名高。故常州之儒莫不理先汉之绝学，复博士之绪论，前有二庄，后有刘、宋，南方学者，闻风兴起。……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经术支离，以兹为甚。[17]

可见“虚诬派”即今文学。

对这四个时期或曰四派的总体评价，刘师培也有论述，即：

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缀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四派虽殊，然穷其得失，大抵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则流于退，丛缀学派为征实派之变相，而虚诬之学则又矫丛缀而入于怀疑，然前此之怀疑与征实相辅，此则与征实相违。[18]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氏心目中的清代汉学是走下坡路的学问，愈发展愈走向末路。而他对“虚诬派”（今文学）的评价，更可看出其古文经学的立场，这不能不影响其立论的客观性。[19]

清代学术虽以汉学为核心，但整体面貌相当复杂，非汉学可蔽之。江藩等人曾试图概括清学流派，但其著作并不成功，刘师培就批评道：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20]

鉴于此，刘氏便以《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概括以汉学为主的清学流派及其衍化过程，欲补江著之不足。该文把清代学术大体分为理学、汉学、史地之学等几类，但并未像江藩那样把学者强分汉宋，而是根据清学发展实际，据实以论。理学方面，他认为：

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以矫空疏。传其学者数十人，以四明二万为最著。[21]

其他如孙奇逢、李颙、颜元、陆世仪等皆各有传承，使得清初之理学呈繁盛局面，就连顾炎武也以“躬行礼教之说”相倡导，推动了理学的繁盛，故不能只将顾视为汉学家。汉学是清代主体学问，该文以主要篇幅论之，其中首先指出：“汉学以治经为主，考经学之兴，始于顾炎武、张尔岐。”阎若璩、胡渭等皆继之而多有创获，且“胡渭治《易》，多本黄宗羲”，即黄宗羲亦不能仅以理学家视之。接着文中论及吴、皖和常州之学的兴起与衍化，说：

东吴惠周惕作《诗说》、《易传》，其子士奇继之作《易说》、《春秋传》。栋承祖、父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厥后掇拾之学传于余萧客，《尚书》之学则江声得其传，故余、江之书言必称师。江藩受业于萧客，作《周易述补》，以续惠栋之书。

此乃吴学之传承。至于皖学，则起自江永，

戴震之学亦出于永，然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于宋学之误民者，亦排击防闲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私淑其学，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学益远被。声音训诂之学传于金坛段玉裁，而高邮王念孙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学传于兴化任大椿。而李惇、刘台拱、汪中均与念孙同里，……及从念孙游，始专意说经。顾凤苞与大椿同里，备闻其学，以授其子凤毛。焦循少从凤毛游。时凌廷堪亦居扬州，与循友善，继治数学，与汪莱切磋尤深。阮元之学亦得之焦循。凌廷堪继从戴门弟子游，故所学均宗戴氏。……近人俞樾、孙诒让则又确守王、阮之学。

这是皖学的传承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刘氏在这里提及的学者多为扬州人，但他并未将其视为一个学派，而是认为其所承均为戴震之学，这再次证明他不认同扬州学派之说。关于常州学术，他仅扼要论之，说庄存与“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之，复昌言钟鼎古文。绶甲之甥有武进刘逢禄、长州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其后龚自珍“从刘申受游，亦喜言《公羊》”，“仁和曹籀、谭献均笃信龚学”，德清戴望“受《公羊》于宋翔凤”。[22]这是常州今文学之传承。经学之外，该文对全祖望、章学诚、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的史地之学以及桐城派古文等分别有所论列，但过于简要，乏善可陈，兹不赘述。

总之，刘师培对以汉学为主体的清代学术从其来源、变迁、流派衍化等各个角度分别作了较为系统、翔实的阐释，其体验之深刻、见解之独到，可谓独步一时。

二、学案体著述

刘师培用学案体纵论清代学术史的著作有《近儒学案序》、《习斋学案序》、《幽蓟颜门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东原学案序》，其中以《近儒学案序》为主。

自黄宗羲以《明儒学案》创下学案体后，这种以“人”为主条理学术流派的体裁便为后人所重，颇有一些效仿者。刘师培拟作《近儒学案》一书，也是出于对《明儒学案》的仿效，[23]尽管他对学案体有微词，如认为它非“以学为主，义主分析”，[24]不利于从学科分类角度对学术发展史作义理上的探析，但他还是选择了这种体裁叙述清学历史。也许是因学术使命感所驱使，他要以《近儒学案》接续《明儒学案》，使明清两朝学案体学术史成一完璧。

终其一生，刘师培并未写出《近儒学案》，留下的仅是几篇序文。但从这些序文中已可看出他拟著《近儒学案》的大体规制，反映出他对清代学术格局的总体构想。《近儒学案序》所列目录便足证此点。该目录为：夏峰学案、二曲学案、蕺山学案、余姚学案、东林学案、姜斋学案、亭林学案、桴亭学案、仁和学案、南丰学案、山西学案、山东学案、杨园学案、晚村学案、徽州学案、习斋学案、安溪学案、长州学案、西河学案、东原学案、宝应学案、桐城学案、山阳学案、常州学案、诸儒学案上（伪儒）、诸儒学案中（新派）、诸儒学案下（调和汉宋者）。这一目录基本涵盖了清代学术的各种领域和各个流派，而且各案下所列人名亦表现出各派的学术传承关系，学案体以人为主条理学术流派的特色显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在划分清儒流派时有迥异于人的做法，如未列出吴派，而将惠栋归于“东原学案”下，虽以“别出”之名单列，但毕竟是在皖学名目之下；不列扬州学派，将阮元、焦循列戴震名下，而将汪中、王念孙列“别出”之惠栋名下。这种做法，固然显示出刘氏对戴震皖学的推崇和不以扬州之学为“派”的一贯主张，同时也显现出他对如何评价考据学内部之流别甚至高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尽管他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对吴派惠学之衍化有所议论，但基本无评价，而在这里将其列“东原学案”下，却透露出他心目中两派高下之端倪。至于将汪中、王念孙尤其是王念孙列惠栋名下，则殊不可解。另外，目录中将江永列入“亭林学案”中，使人不易看出他与戴震的关系；又将阎若璩列入“诸儒学案中（新派）”，而未与汉学家放在一起。类似做法，也许反映出刘氏的某些卓异处，但给人以败笔的感觉。

《近儒学案序》之外，刘师培已完成的几篇学案序文都是关于颜元（习斋）和戴震的，可见对这两家学问之推重。

颜元、李塨之学（颜李学派）是经世致用之学，所谓实学。刘师培之看重该学，固因其这一特征，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因其具民族气节、与戴震之学相关以及吸纳西学，正像他所指出的：

自宋儒区分体用，政学以歧，讲学之儒，渐舍实功。惟习斋先生以用为体，力追三代，教学成法，冠昏丧祭，必遵古制。从游之士，肄力六艺，旁及水、火、兵、农诸学。倡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较之安定、横渠，固有进矣。又以建夷宅夏，非尚武不克树勋，思以武健之风转易民俗，其旨与皙种借民为兵同。盖先生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身体力行，一矫讲学空虚之习。至先生论学唯存性一编，辟宋儒气质之说，实开东原学派之先。[25]

有明中叶，西教益昌，士习其学，尊为西儒，故宣教之徒聚萃辇毂重地，以西法相授。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事虽失传，然证以先生所学，则礼、乐、射、御、书、数外，并及水、火、工、虞。夫水、火、工、虞取名虽本于虞廷，引绪实基于皙种。[26]

这里所说的水学即水利之学，火学即制造火器之学，工学主要指工艺之学，虞学即林学。“先生生明代鼎革时，崇此四科，默契西法，用则施世，舍则传徒，律以古代学术，则道艺并重。”[27]可见在刘师培眼里，颜李之学既无宋学之空疏，又具西学之实效，还有浓厚的现实关怀意味，所以值得推重。除学案序外，刘氏还专门撰有《颜李二先生传》以阐扬其学，指出：

习斋生于明末，崛起幽冀，耻托空言，于道德则尚力行，于学术则崇实用。而分科讲习，立法尤精。虽其依经立说，间失经义之真，然道艺并崇，则固岐周之典则也。刚主（李塨）继之，颜学益恢。乃后儒以经师拟之，呜呼！殆亦浅视乎刚主矣。[28]

此可见出他对颜李之学评价之高。

至于戴震之学，刘师培一向推崇备至，自谓“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29]戴震本以汉学为学界瞩目，刘之《东原学案序》却基本不谈其汉学，而以其超迈宋儒的义理学为阐释对象。此种做法，盖因其考据训诂之成就已广为人知，相反其义理之学如《孟子字义疏证》之类著作不仅“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而且也不为其门人所理解。[30]所以，刘氏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戴震之学画上圆满的句号，不使其光辉有所遮蔽。《东原学案序》首先指出：

近代以来，鸿儒辈出，鄞县万氏、萧山毛氏渐知宋学之非，或立说著书以与宋儒相诘难，而集其成者实惟东原戴先生。东原之书，以《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为最著。[31]

刘氏对《原善》评价甚高，认为它“训诂彰明，缜密严瑮，其说信美矣”。相对而言，觉“《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则瑕瑜杂见”，如书中对“理”的解释远超宋儒，“解理为分，确宗汉诂。复以理为同条共贯也，故以理字为公例，较宋儒以浑全解理字者迥不同矣。至谓理在欲中，亦非宋儒所可及”。但从西方心理学和唯心论的视角来看，“事物之理，心能别之”，“在物在心，总名曰理”，而戴震所言之理仅指“在物之理”，这是其“言理之偏”；书中之论“性”，发明不多，基本无异于宋儒之说，有所偏失；至于“训道为行，训权为变，立言虽当，然言词隐曲，必假引申。唯才训为能，诚训为实，析词明辨，远迈前儒”。尽管戴震之学非十全十美，但总体而言：

小疵不掩大醇。义理必衷训故，则功在正名；讲学不蹈空虚，则学趋实用。凡小儒迂墟之说，足以害政蠹民者，咸扫除肃清，弃如苴土。信夫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32]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义理必衷训故，则功在正名”一语，这是戴震义理学超越宋儒的关键所在，因宋儒知义理而不知训诂，“不识正名之用”，所以其义理疏漏较多，常为后人所讥。戴震于自身著述极看重《孟子字义疏证》，曾说：“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33]但和者寥寥，少有人解其意。刘师培能对以该书为代表的其义理之学作出上述评价，可谓其百年后的知音。而且刘氏还能以西学眼光看待其学，指出可改进之处，不啻将其学推进了一步。

除《东原学案序》外，刘师培又作《戴震传》以阐扬其学，传中再次对《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给以很高估价并进而全面总结了戴震学术之特点，说：

《原善》、《疏证》二书互相印证，而格物、亲民、中和诸说尤足补先儒所未言，则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谓特立成一家言者欤。盖先生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不尚墨守。而说经之书，厚积薄发，纯朴高古，雅近汉儒。

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34]

如此评价，足见戴震学术在刘师培心目中的至高位置。

三、传记类著述

与学案体的以“人”为主条理学术流派有所不同，用传记体叙述学术史虽不利揭示学术流派之衍化，但更能突出个人在学术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会使得学术与人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令学术之根扎于社会生活的基石之上。以是之故，传记体一向受学者欢迎，刘师培也不例外。他撰写了一系列清代人物传记，以学术传记为主，力图通过这种体裁透视清代学术的某些面貌。除前已言及的《颜李二先生传》和《戴震传》外，他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全祖望传》、《戴望传》、《崔述传》、《孙兰传》、《朱泽沄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等。这些传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学界名家传记；二为扬州先贤传记。

所谓学界名家传记即《全祖望传》、《戴望传》和《崔述传》。全祖望之学术与吴、皖正统汉学不同，他所承袭的是黄宗羲所开创的浙东史学传统，如传中所言：“浙东学派承南雷黄氏之传，杂治经史百家，不复执一废百。鄞县万氏承之，学益昌大。若祖望之学，殆亦由万氏而私淑南雷者欤。”其为学“渊博无涯涘，于书靡不穿贯”，而且“虽以博学闻，然观书具卓识”。[35]可以说，博闻多识是刘师培推崇其学的一个关键所在。戴望是晚清的重要学者，刘师培评价其学曰：

自西汉经师以经术饰吏治，致政学合一，西京以降，旧制久湮。晚近诸儒，振兹遗绪，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为实用学，颜习斋、李刚主启之；一为微言大义学，庄方耕、刘申受启之。然仅得汉学之一体。惟先生独窥其全。故自先生之学行，而治经之儒得以窥六艺家法，不复以章句名物为学，凡经义晦蚀者，皆一一发其指趣，不可谓非先生学派启之也。况复明华夏之防，……不欲以曲学进身，亮节高风，上跻颜李，岂若近儒诂麟经者，饰大同之说以逞其曲学阿时之技哉！[36]

对戴望之学的这种褒扬，既表明戴望在晚清学界所拥有的地位，同时也说明刘师培在总结清代学术时不具门户之见，对古文经学之外的经学创见亦持赞赏或至少是兼容的态度，这与他为学的一贯趋向是一致的。他所反感的只是借学术之名“阿时”求禄，像康有为借大同学说所做的那样，这也再次反映出他对康氏学说乃至其人的不满。至于崔述之学，本极重要，但“崔氏既殁，其书不显。近岁日人那珂通世复刊其遗书，阅者始稍众，崔氏学术之不堕者其以此夫？”为使其学不堕，刘氏在《崔述传》里对其大加表彰，说：

述生乾嘉间，未与江、戴、程、凌相接，而著书义例则殊途同归。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浅识者流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录》一书自标界说，条理秩然，复援引证佐以为符验，于一言一事，必钩稽参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扩充之，则凡古今载籍，均可折中至当，以去伪而存诚。则述书之功，在于范围谨严，而不在于逞奇炫博。……近人于考证之学多斥为烦芜，若人人著书若崔述，彼繁芜之弊又何自而生哉！[37]

这段话充分显示出刘师培评骘清代学者的通达眼光和远见卓识。十几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古史辨”派视崔氏遗书为宝书，这一事实本身便表明此点。

刘师培研究清学，既有将其作为纯学术系统考索的一面，又有浓重的现实关怀成分，因清学史对他来说属“本朝”史。作为主张激烈排满的革命派，他不能不抱有民族主义或曰种族主义立场来看待清朝的一切，包括学术，这也是章太炎以及国粹派学者论清学的共同立场。也许其他体裁的学术史著述不宜表达刘氏的这种立场（其中已流露此意，但不充分），故在学者传记中尽情表露。他之推崇全祖望和戴望，尤其是全祖望，这亦是个重要因素。在《全祖望传》中，他以赞赏的态度说全祖望“未尝一日忘明也”，“留心明季遗闻，以表章节义为己任”，并评论道：

祖望生雍乾之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后人以儒林目之，岂祖望之志哉！又祖望既殁，浙人承其志者，有仁和龚自珍、德清戴望。……然祖望表章节烈之功，则固诸子所不逮也。[38]

他也说戴望“眷怀胜国，有明季遗民之风”[39]，对此很是欣赏。

刘师培的民族主义立场在他为扬州先贤所作的传记中表露得更充分。这部分传记多是记处明清鼎革之际的扬州学者。在《孙兰传》中，他指出：

明季遗民，若黄宗羲、王锡阐、刘献廷、张尔岐，咸洞明太西学术，然各以高节著闻，抗志不屈。……盖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也。而孙兰学行适与相符。

杨光先诋西书为诞肆，乃直声既著于明廷，仕籍复标于清史。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呜呼，此孙兰所以为高士欤！[40]

在这里，刘氏实际是把学者的“出处大节”即民族意识看得高于一切。所以他除表彰孙兰外，对徐石麒的抱学以隐，不仕新朝；蔡廷治的抛弃清廷功名，“授徒课子以终其身”，[41]都甚为赞赏。平心而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评价学者，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局限于此看问题，不可避免会产生片面性。可贵的是，刘师培并不完全囿于此视角，他主要还是以学术的眼光看待学术。因此，他尽管表彰了乡先贤的民族精神，但传记中的大量篇幅还是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如孙兰在明末从西人汤若望学，精于历法；徐石麒精研名理，谈经论史，可拟王夫之；蔡廷治长于《易》学，且杂糅儒佛；朱泽沄长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等等。[42]对这些并不闻名于世的乡先贤学术的阐扬，表明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已不仅停留在对创造了主流学术的一流学者的研讨上，而且也开始深入到普通学者层面。尽管这非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对前辈学者表彰乡先贤之风的发扬，但从学术史角度言之，实属难能可贵。

[1]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见《遗书》，554、555页。

[2] 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501页。

[3] 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502页。

[4]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九，见《遗书》，1541页。

[5]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朱陆》、《书〈朱陆〉篇后》。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73、77页。

[6]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见《龚自珍全集》，第5辑，3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7] 陈澧强调：“朱子好考证之学。”见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十一，《朱子》，德林堂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朱一新亦谓：“宋儒以汉唐训诂已详，而义理犹或未备，故详此而略彼，亦非谓训诂可以不讲也。朱子生平尤于此致意焉，文集、语录及他所著书，班班可考。汉学家以汉儒专言训诂，此浅陋之说，不足信也；以宋儒为不讲训诂，此矫诬之说，尤不足信也。”见朱一新：《评某生论科举》，《佩弦斋杂存》卷下，葆真堂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8] “中国学术，以郑君、朱子集其大成。”见刘师培：《跋沈小宛义塾附祀先儒议》，见《遗书》，1974页。

[9] 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498页。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见仓良修编：《文史通义新编》，73页。

[11]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35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明代学术的一片贬斥声中，刘师培独对其有较高评价，除《清儒得失论》外，在《王学释疑》里，他也反对那种认为王学“遗问学而尊德性”、“轻实践而尚空谈”的观点，说“阳明之学，由博反约，迥异于空疏”。（《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29，1531页。）这亦构成刘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特色。

[12]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39页。

[13]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见《廖季平年谱》，148页。

[14]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41页。

[15]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41页。

[16]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41页。

[17]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41页。

[18]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41、1542页。

[19] 刘师培虽兼容今古文，但根本出处在古文经，在关键场合，如像这类综论清代汉学的文章中，其立场便鲜明地凸显出来。类似之论还有，兹不赘。

[20] 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32页。

[21] 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32页。

[22] 以上刘师培关于经学之议论，均见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33、1534页。

[23] “拟仿黄氏《明儒学案》之例，为《近儒学案》一书。”见刘师培：《近儒学案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54页。

[24]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总序》，见《遗书》，504页。

[25] 刘师培：《习斋学案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56页。

[26] 刘师培：《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58页。

[27] 刘师培：《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58页。

[28] 刘师培：《颜李二先生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13页。

[29]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63页。

[30] 门人中仅洪榜认为《孟子字义疏证》“功不在禹下”，余人则无此卓识。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另外，自认私淑戴震的焦循表示“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见焦循：《寄朱休承学士书》，《雕菰楼集》卷十三。

[31]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59页。

[32]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59～1763页。

[33]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见《戴东原集》卷首，宣统二年渭南严氏成都刻本。

[34] 刘师培：《戴震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22、1823页。

[35] 刘师培：《全祖望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19、1820页。

[36] 刘师培：《戴望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29页。

[37] 刘师培：《崔述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25页。

[38] 刘师培：《全祖望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19、1820页。

[39] 刘师培：《戴望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29页。

[40] 刘师培：《孙兰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05页。

[41] 刘师培：《徐石麒传》，《蔡廷治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06、1808页。

[42] 刘师培：《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朱泽沄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第1804、1807、1809、18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