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在当时绝无仅有的特色，这体现在他以西学评估中国古典学术之得失，对先秦、汉宋学术的独到见解和对清学的极富个人体验之阐发等诸方面。

一、以西学评估中国古典学术

前已言及，1908年前刘师培的学术以中西交融见长，西学往往是中学的参照物。将此一特点移植到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中，那便是以西学为标准，通过中西学类比，评估中国古典学术之得失。这样的研究在刘师培关于先秦、两汉学术的论述中表现得最突出。具体说来，一是表现在新的学术史编写体裁上，二是表现在比较中西学术的建树上。

撰著学术史，体裁上自以黄宗羲所创的“学案体”为正宗，该体裁也确有其长处，刘师培亦曾效仿之。但刘氏终究是不满意这种以“人”为主条理学术流派的旧体裁，认为这种体裁不利于对学术作义理上的探析，故拟作之《周末学术史》“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1]。他把周末学术史分成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等十六类，完全是以西方学科概念界定中国古典学术，而且将以人为主撰写学术史的旧体裁改为以学科为主分类撰写的新体裁。《两汉学术发微论》也是如此。该文将两汉学术以西方政治学、种族学、伦理学概念相界定并分科论述，是新体裁的再次尝试。从以人为主到以学科为主，表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已开始走上一条新路，即走出旧学术史的樊篱而向建立新学术史的“范式”迈进。如果突破学术史的狭隘视界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学术从旧到新的转折点。正如傅斯年所指出的：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2]

用傅氏所言标准来看，刘师培所倡以学科为主的学术史研究，恰是“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倾向“以学为单位”之“科学”，屏弃“以人为单位”之“家学”，表明中国学术正在摆脱古典形态而向现代形态迈进。当然，以学科为主编写学术史并非刘师培所独创，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章太炎的《訄书》以及梁启超的有关著作均用此形式，但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界定中国古典学问，则完全是刘氏独树一帜的创见。这种将中西学术简单比附的做法固然浅薄，疏漏之处甚多，但却具有相当重要的“范式”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从民国迄于今天的大量思想史、哲学史论著率多以西学概念和分科体系概括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很难说不是沿着刘师培所开辟的这条道路前行。诚然刘氏多数学术史论著并未按西学分类，对他而言这仅是个尝试，不过这恰恰说明他正站在中国新旧学术的交替处，循着旧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接受西学新知，以推进中国学术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其有多少缺失，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3]

总结和评估古典学术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在这方面，先于刘师培的黄宗羲、江藩等人和与刘氏同时代的皮锡瑞等人都做了不少工作，但却无人引入西学作为参照系以中西学术相比较的方式回溯中国的学术史，首先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刘师培。之所以如此说，在于此时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虽也有用西学证中学之时，但远不及刘氏之作系统和深入。在《訄书》重订本中，章太炎曾指出：

《易》之为道：披佗告拉斯家（希腊学派）以为，凡百事物，皆模效肤理，其性质有相为正乏者十种：一曰有限无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静动，七曰直线曲线，八曰昏明，九曰善恶，十曰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万物，尽之矣。（案：是说所谓十性，其八皆《周易》中恒义。惟直线曲线、平方直角二性，《易》无明文。……）[4]

此类中西学比附之论，颇为精彩，但书中仅寥寥几处，零散而不系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说：

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唯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依此原则，他对先秦以下中国学术与西学相较而概括之，认为：

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我国之学术思想虽稍衰，然欧洲更甚，欧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罗马法耳，自余则暗无天日。欧洲以外更不必论。）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5]

对中西学术思想的这种全景式鸟瞰虽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过于笼统，缺乏深入细致的学理探析。相对而言，唯有刘师培的中西学术比较之作在系统性和深入性上略胜一筹。一方面刘的论著在类别上涉及古典学术的各个领域，在时间段限上虽以先秦、两汉为主，但对两汉以后的论述也有相当的中西学比较成分；另一方面刘的论著时有真知灼见，并以深厚的学理依据为基础，如前已提及的道家之学“乃社会学之归纳派”，阴阳家之学“乃社会学之分析派”，儒家之政法学不圆满，不及墨家，等等。可以这样说，用中西学相较、相融的方式撰著学术史，当时以刘师培的成就为最大。自然，说刘师培这方面的努力较为系统深入，只是相对而言，今天看来，其中有牵强附会的肤浅之处乃在所难免。不过尽管如此，亦不妨碍我们肯定刘师培通过中西学术比较总结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历史功绩。

二、先秦、汉宋学术的新创见

在回顾和总结先秦、汉宋学术时，刘师培颇多独到见解，其中最有创造性亦即最具特色的见解为诸子出于史官论和不能仅以考据、义理截然分离汉宋两学，宋学义理源于汉学。

《汉书·艺文志》有言：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故称为九流之学。此说本于刘歆《七略》，是诸子之学出于王官之论的基本依据，这一论点在近代居统治地位，如胡适所言：“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6]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国故论衡》等著作中多申此论。《诸子学略说》发表于1906年9、10月出版的《国粹学报》第20、21期，文中以上引《汉书·艺文志》之言为据详论之，其特出部分在结论所言：

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

与章太炎的坚守刘歆之说相比，刘师培之《古学出于史官论》虽亦本之《汉书·艺文志》，但其所得之结论更具突破性，即：

九流学术皆原于史，匪仅道德一家。儒家出于司徒，然周史《六弢》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则儒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然羲和苗裔，为司马氏作史于周，则阴阳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则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然德刑礼义，史之所记，则法名两家，亦出于史官。杂家出于议官，而孔甲、盘盂亦与其列；农家出于农稷之官，而安国书册参列其中；小说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则杂家、农家、小说家，亦莫不出于史官，岂仅道家云乎哉！[7]

在这里，刘师培发挥其考据学之长，以简明而又坚实的证据论证了己之所见，语虽扼要但殊少纰漏，个别地方虽显偏激，但亦言之成理。之所以这样说，乃因周代之时，设有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以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他们的职掌如此宽泛，自然旁及所谓九流所出之官管辖的领域。这也说明当时“史”之包罗万象，非后世科学界定之“历史学”一语所能涵盖。从学术史视角观察，将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发展为出于史官，在当时是刘师培的独创，具有学术原创意义，而且刘氏此论是发表在1905年2月的《国粹学报》创刊号上，比之卓有影响的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早发表一年半，这亦可见出刘氏所具的学术创造力。[8]当今研究史官文化者，应从这里得到许多启示。另外，视九流诸子同出于史官，儒家亦为其中之一，与其余诸子并无尊卑之别，这体现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平等观念，在中国思想和学术发展史上，亦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革命性质。[9]

明末清初以来，汉学渐盛，乾嘉时达于极致，与此同时，宋学在学者中一再受到贬斥。区分汉宋两学的标准则为考据与义理，这几为所有学者认同，一些学者甚至把汉宋两学截然分离开来，强调两学的对立。江藩就认为：

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10]

皮锡瑞也说：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

（宋人）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11]

这种泾渭分明划分汉、宋的做法，早就引起龚自珍等学者的不满，龚在致江藩书中指出：

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12]

对待这一问题，刘师培的看法较龚自珍又进了一步，既反对以考据、义理截然分离汉宋两学，又主张宋学源于汉学。他说：

汉儒之学，大而能博，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而伦理之学实开宋学之先声。[13]

夫学问之道，有开必先，故宋儒之说多为汉儒所已言。如太极、无极之说，濂溪所倡之说也，然秦汉以来悉以太极为绝对之词，而无极之名亦见于《毛传》，濂溪言无极而太极，即汉由无形而生有形之说耳；本原之性，气质之性，二程所创之说也，然汉儒言性，亦以性寓于气中，……则宋儒之说孰非汉儒开其先哉？乃东原诸儒，于汉学之符于宋学者，绝不引援，惟据其异于宋学者，以标汉儒之帜；于宋学之本于汉学者，亦屏斥不言，惟据其异于汉儒者，以攻宋儒之瑕，是则近儒门户之见也。然宋儒之讥汉儒者，至谓汉儒不崇义理，则又宋儒忘本之失也。此学术所由日歧欤。[14]

尽管宋学源于汉学，但宋学毕竟已在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有自己的面貌，双方势必存在差异。对此差异刘师培也是注意到了的，但他并非是以考据、义理论定这种差异，而是从学术风格上着手论之，认为：

汉人循律而治经，宋人舍律而论学，此则汉宋学术得失之大纲也。

夫汉儒经说，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或出入老释之书，故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是在学者之深思自得耳。[15]

综观当时学者对汉宋学术的评论，刘的这些看法是独树一帜的。作为古文经学家，能如此的不囿门户，会通汉宋，并以客观平实的态度评述汉宋学史，实属难能可贵。当然，作为“扬州学派”殿军有此通达眼光亦不奇怪，这背后蕴含的是学术上的兼容并包之风。不过与其先辈相比，刘师培的兼容度更大，包容性更强。

三、解析清学：别具一格的创获

清代学术对刘师培而言属“本朝”学术或“近代”学术，是刘氏本身之学术事业得以建立的土壤和基础。所以，刘氏对清代学术的总结除具创意外，更有个人体验的成分在内。这一成分虽在某些时候使其论述带有感性色彩和一定的主观性，但总体来看因系体验于身心，主客体相融，反而更见深刻和透彻，特色鲜明。具体来说，以下几个论题最能体现其特色：

（一）关于清代学术之来源

对清代学术尤其是其核心考据学（或曰汉学）源于何处，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是认为继宋明理学而来，二是认为源自对理学的反动。

前已言及，早在清代中叶，章学诚即持清学源于宋学的看法，其后陈澧、朱一新等皆有类似主张。到20世纪30年代，钱穆于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系统地阐发了此点，他说：

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16]

钱穆的观点后为余英时继承和发展，余氏认为：

清代经学考证直承宋、明理学的内部争辩而起，经学家本身不免各有他自己独特的理学立场。理学不同终于使经学也不能一致，这在早期尤为明显。一个人究竟选择某一部经典来作为考证的对象往往有意无意之间是受他的理学背景支配的。[17]

胡适也认为：

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北宋、南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18]

与这些看法相反，梁启超力主清初考据学之产生源自对理学的反动，对明季空疏学风的不满。在20世纪初所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已有这样的议论：

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19]

1920年梁启超撰成《清代学术概论》，深化了自己的见解，认为：

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20]

刘师培对清学来源的看法在立足点上与章学诚、钱穆等人相类，即承认清学承宋明学术而来，非源自对理学的反动。但在实质上和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则明显有异，刘的独特性于此显露出来。章学诚的具体主张是考据学奠基人顾炎武、阎若璩都是朱熹的第五代传人，戴震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21]钱穆、余英时也强调的是考据学与宋明理学的继承关系。而刘师培所说的清学承宋明学术而来，主要指的是承宋明理学门户以外的考证学者之学而来，非指承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而来。他眼里的清学鼻祖是宋代王伯厚（应麟）。[22]他还特别强调明儒经学对清学的开启作用，曾列举明儒经学的十条可贵之处以证明此点，如：

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23]

实际上，谈明儒考证之学对清学产生影响的并非始自刘师培，清廷馆阁词臣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已有此类说法提出，即：

明之中叶，以博洽著称者杨慎……次则焦竑，亦喜考证……唯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24]

刘师培之后，钱穆也认可此说，他曾引过这段话以说明清儒言考证之学本于顾炎武、阎若璩是“以本朝自为限断”，“按实固无据也”。[25]胡适则以清初费密《道脉谱论》中征引王鏊、郑晓、归有光诸人推重汉儒经疏的话，证明“尊崇汉儒的运动在明朝中叶已很兴盛”，非仅盛于清代。[26]在这个问题上，固然刘师培不是唯一的论述者，但可说是论述得最系统翔实、最有意义之人。四库馆臣虽率先提出此论，但非是在学术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提出，也没有加以深论。至于钱穆、胡适，因各有自己关于清学来源的基本看法，此说只是与其基本看法并存的附带之说，非其根本立论所在。只有刘师培将这一说法放在学术史的大框架内全面申论，以多重证据反复阐发，并将其视为自己论述清学来源问题之精要，以此显露自己的特色。所以，不能因刘氏是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阐释这一见解而低估它的意义。[27]

（二）关于清代汉学之发展阶段

在近代学者论清学的著作中，章太炎《清儒》一文大概是最早且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该文对清代学术派别的传承、演变，尤其是对吴、皖两派考据学的特色，做了简明而又精辟的概括，但唯独对清学的发展阶段问题未多加分析，只是笼统说清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此前顾炎武、阎若璩、张尔岐、胡渭之学“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28]。这显然是将以考据学为主的清学以乾隆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紧接着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中，将清学按时间顺序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即顺康间、雍乾嘉间、道咸同间、光绪间，每个阶段皆有不同学术主题，顺康间为程朱陆王问题，雍乾嘉间为汉宋问题，道咸同间为今古文问题，光绪间为孟荀问题孔老墨问题，梁且说：

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29]

《近世之学术》中的不少论断虽是章太炎影响下的产物，[30]但关于清学之阶段划分却是梁启超所自创。在章、梁发表对清代学术的看法后，1907年，皮锡瑞和刘师培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表达了自己关于清学发展阶段的见解。在《经学历史》中，皮锡瑞认为：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谷》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31]

刘师培的见解则反映在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一文中，如前所述，他把清代汉学分为四个时期：怀疑、征实、丛缀、虚诬。刘之分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各个时期的学术风格与特色，而相对不太注重时间划分，甚至有共时色彩。大体言之，怀疑时期（“怀疑派”）为顺康之交，是汉学萌芽期；征实时期（“征实派”）为皖、吴二派兴盛之期，应主要指乾嘉时；丛缀时期（“丛缀派”）为承乾嘉余绪、不得不事丛缀之学之期，应指嘉道及其后；虚诬时期（“虚诬派”）指的是今文学兴起之期，亦为嘉道及其后。

上述四人对清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互有异同，这既体现在学科范围的宽狭上，又体现在具体时段的认定及对各段的评价上。在学科范围上，梁启超显然是以整个清学为范围，章太炎、皮锡瑞、刘师培则以清学之主体汉学（亦可言经学或考据学）为范围。[32]实则这种表面上的不同没有多大意义，梁启超也不能离开清学主体谈分期，核心问题还是一个，这从他们对具体时段划分的比较一致上即可看出。大体上，他们都认为乾隆时是汉学（古文经学）大盛的关键时期，此前为汉学萌芽期；除章太炎外（章未细论清学分期，其说过于笼统），梁启超、皮锡瑞、刘师培也都承认嘉道以后是今文学崛起之期，梁启超只是又强调了光绪时的诸子学之兴。可以说，无论将清学划为3个阶段还是4个阶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最大的差别也是最能显示刘师培在这一问题上的特色的是对各个阶段的评价上。总体而言，作为今文家的皮锡瑞和在今文学熏陶下成长的梁启超对清学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他们皆认为清学越向前发展，主题就越古老，所谓“学愈进而愈古”，“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并视此为进步的表现，予以较高评价：

义愈推而愈高……一变而至于道；

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33]

以今文家视角观察清学进程，自然觉得它是向前行进的，嘉道以后今文学崛起更是学术向上发展的表现，或可说今文学以及康有为所倡对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之探究[34]是清学达到的最高阶段。与之相反，刘师培对清学的变迁历程完全持另一种态度，即认为每况愈下，愈发展愈走向末路，

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缀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四派虽殊，然穷其得失，大抵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则流于退，丛缀学派为征实派之变相，而虚诬之学则又矫丛缀而入于怀疑，然前此之怀疑与征实相辅，此则与征实相违。[35]

这种看法，自然与刘氏以古文经学家的眼光估价清学息息相关。对他而言，古文经学一步步走向衰落，今文经学嘉道后崛起，并非标志学术的进步，而是表明清代汉学在走下坡路，由“怀疑”走向“虚诬”。

平心而论，如果去除古文经学家的偏见，即视今文学为“虚诬派”而加以否定的立场，刘师培关于清代汉学发展阶段的这一见解倒是合乎学术思潮兴衰的内在逻辑，就像他自己所总结的：

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核名实，威令严明；而丛缀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繁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国力既虚，强自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36]

这里以治国作比喻，说明汉学由开拓而昌盛而衰微转型的带有某种必然的逻辑发展，是符合一般学术发展进程的，具有较普遍的意义。梁启超1920年撰著的《清代学术概论》对清学的变迁历程亦以启蒙期（相当于刘师培所言“怀疑派”）、全盛期（相当于“征实派”）、蜕分期或衰落期（相当于“虚诬派”）来概括，[37]但比之刘师培的同类见解已晚了十三年，此可见出刘之见解的生命力。[38]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刘师培视清代汉学为走下坡路的学问，也与他对清代汉学评价不高有关，非尽出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他曾通过对清儒与明儒的比较，看汉学如何走上学术前台，其结论是“明人多行”而“清人多病”，“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39]故清儒放弃了明儒经世之学而群趋“求是之学”（汉学）。尽管他也承认清儒这样做有当时文网太密等客观因素促成，但从学术士节相关联的角度看，总觉清儒士节有亏，因而他对由此而来的汉学评价有限。他之所以如此看重士节，自然与他素所秉持的反满兴汉的民族主义立场相关，有了这一基本立场，论学时也不能完全忘情于此。虽然透过民族主义论学非刘师培独创，乃是国粹派学者的共同趋向，但刘氏在其间居主导地位，故这一点亦可视作刘氏总结清学的特色之一。

（三）关于戴震

众所周知，戴震在清代思想、学术史上占有关键性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近代学者对他的阐扬密不可分。在这方面，钱穆、侯外庐都认为章太炎有首功。钱穆说，“近儒首尊东原者自太炎”；[40]侯外庐指出，章太炎《检论》、《释戴》等“启发了近人研究东原的学术”。[41]从时间上看，钱穆之说颇有道理。从1900年的《学隐》，[42]到1904年的《清儒》，[43]章太炎确是近代学者中最早阐发戴震之学的。不过这一阐发过于简略，且《学隐》是带有政治意图的文章，全文借题发挥，以魏源攻击戴震等乾嘉考据学者的话为由头，斥责魏源媚清，目的却是在斥责康有为等媚清；《清儒》则非专论戴震之文，只是在纵论清代学术时简要表彰了戴震及其后学，并对吴、皖两学之分际有精辟考论。也就是说，章太炎在近代只是开论戴震之先声，但未及深论。真正对戴震之学作出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与估价，从而推动了戴学复兴的，是继之而起的刘师培。1905年至1907年间，刘师培通过《东原学案序》、《戴震传》、《南北学派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一系列专论或通论性著述，系统地阐释了戴震之学，使戴学面貌一下子清晰起来，为后人研究戴学开辟了道路。与之相较，章太炎最主要的论戴著作《释戴》作于1910年，其他一些有关论述也都是在刘师培之后。可以说，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刘师培有完善之力。遗憾的是，现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著作大都看不到刘师培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把目光盯在章太炎身上。

在清代学者和学派中，刘师培最推崇的便是戴震和皖派。他自承“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44]，认为戴震之学“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45]。相对而言，顾炎武、惠栋、王念孙、引之父子等清代考据学的中坚人物都未受到这样的重视和得到类似评价。至于皖派，刘师培通过对清代考据学者的比较，以独标其长。他曾说过：

大抵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自毛奇龄之徒出，学者始误笃信之非，然以不求真知之故，流于才辩。阎若璩之徒渐知从事于征实，辨别伪真，折中一是，唯未能确立科条，故其语多歧出。若臧琳、惠栋之流，严于取舍，立例以为标，然笃信好古，不求真知，则其弊也。惟江、戴、程、凌，起于徽歙，所著之书，均具条理界说，博征其材，约守其例，而所标之义、所析之词，必融会贯通以求其审，缜密严栗，略与皙种之科学相同，近儒考证之精恃有此耳。[46]

如此高估皖派，即等于称赞皖派的创始人戴震。刘氏有这种看法，自然与他的学术传承和学术体验密切相关。他一向认为扬州学者之学是继承戴震之学而来，近于皖派，[47]而且自认本身学术也是承这一传统而来。他曾几次征引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中的几句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以渐求。”对此他表示认同和遵循，并在学术实践中作为基本方法手段加以运用。可以说，他之推崇戴震，是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而非受到章太炎的影响。

除对戴震和皖派考据学的强烈认同与称誉外，如前所述，刘师培还是戴震义理之学百年后的知音。他不仅对其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义理学成果给以充分肯定和多方阐释，而且用学术实践发扬其义理学，他的《理学字义通释》实为仿《孟子字义疏证》之作。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彰扬对梁启超这方面认识的变化起到影响作用。梁启超1904年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时，对《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戴震义理思想评价不高，认为：

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惧不及，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48]

到1920年他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详细摘引《孟子字义疏证》，而且认为：

《疏证》一书，字字精粹。

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

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49]

显然，刘师培发表于1905年和1906年的《东原学案序》、《戴震传》等著作给了梁启超以启示。当然也不排除梁氏从章太炎等人的有关论著中得到其他一些启示。

平心而论，戴学的复兴与走红，确有章太炎的开启之功以及20年代后胡适等人的阐扬之力，[50]但其间刘师培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绝对不能忽略，在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尤其是回顾戴震研究史时，这一疏漏应当补上。

上述几个论题是刘师培论清学最有特色的方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几乎同时都提出的命题值得关注，即清代考据学略与西方科学相同，富有科学精神。胡适后来对此命题做了多方阐释。这一命题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恐有牵强之处，或可说考据学与科学只是形似，而非神似，但它却能引发一种思考：传统学术中是否存在着导引学术走向现代的资源，从而有助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就此而言，这一命题相当有意义。

[1]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总序》，见《遗书》，504页。

[2]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04-15。

[3] 刘师培革新史书体裁的努力还在于他用“章节体”编撰《中国民族志》、《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每一“课”相当于一章或一节），与夏曾佑1904年至1906年所编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道，成为中国近代较早运用“章节体”编写中国历史的成功之作，且刘氏《中国民族志》1903年便已完成出版，早于夏氏之作。

[4]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154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载《新民丛报》，第3号，1902-03-10。

[6]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见《中国哲学史大纲·附录》，353页。

[7]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八，见《遗书》，1478页。

[8] 有人甚至认为“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诸子学略说》，提出诸子出于王官……应该是受刘师培的影响”。见方光华：《刘师培评传》，211页。

[9] 周予同认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一个作用是“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523页。）康氏之作是借经学以谈政治，不能以纯学术著作视之，而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则为学术探讨，重在学理阐发，故其虽在康书之后出现，其所倡儒家与诸子并列之说，仍具有学术上的革新意义。

[10]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1，4、5、6页。

[11] 皮锡瑞：《经学历史》，64、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见《龚自珍全集》，第5辑，347页。

[13] 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两汉伦理学发微论》，见《遗书》，535页。

[14] 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汉宋义理学异同论》，见《遗书》，541、542页。

[15] 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总序》，见《遗书》，541页。

[1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页。

[17]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18页。

[18] 胡适：《复陈之藩》，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13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七》，78页。

[2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朱陆》、《书〈朱陆〉篇后》，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73、77页。

[22] “伯厚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见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见《遗书》，555页。

[23] 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501、502页。

[24] 《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方以智“通雅”条.10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2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50，151页。

[26] 胡适：《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见《胡适文存》，第2集，50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

[27] 刘师培之后，柳诒徵所编著之《中国文化史》在论及清代考据学时，多据刘《近代汉学变迁论》、《近儒学术统系论》以立论，同时也以陈第、焦竑为例证明考据之学“明代学者已开其端，非清人所得专美”。（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重印本，740～745页。）此为刘之看法具有影响之一证。

[28] 章太炎：《清儒》，《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56页。

[2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七》，102页。

[30] 梁启超在《近世之学术》文中附识说：“以上叙传授派别，颇采章氏《訄书》而增补之，且自下断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七》，93页。

[31] 皮锡瑞：《经学历史》，341页。

[32] 一般所说汉学指以考据为特色的古文经学，不包括今文经学。这里笼统言汉学，则将东西汉古今文学皆包容在内，因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便是在广义上言汉学，不把今文经学排斥在外。

[33] 皮锡瑞：《经学历史》，341页；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七》，102、103页。

[34] 梁启超说：“南海言孔子改制创新教，且言周秦诸子皆改制创新教，于是于孔教宗门以内，有游、夏、孟、荀异同优劣之比较；……于孔教宗门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异同优劣之比较。凡所谓辨，悉从其朔。”《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七》，100、102页。

[35]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41、1542页。

[36]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42页。

[3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38] 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论清学》，见《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367页。

[39]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左盦外集》卷九，见《遗书》，1535页。

[4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96页。

[41]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379页，上海，生活书店，1947。

[42] 《学隐》一篇最初刊在《訄书》初刻本所附《訄书补佚》中，朱维铮认为此补佚本可能是在1900年夏秋之间出现（见朱维铮为《章太炎全集》（三）所作之《前言》），后又收入《訄书》重订本。

[43] 收入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写作时间当在此之前，因此时章太炎正在上海坐牢。

[44]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63页。

[45] 刘师培：《戴震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23页。

[46] 刘师培：《崔述传》，《左盦外集》卷18，见《遗书》，1825页。

[47] 见前文所引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中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

[48]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七》，93页。

[4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4、35页。

[50] 1923年，胡适、梁启超、钱玄同、朱希祖等人发起戴震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掀起了戴震研究**，胡适且有《戴东原的哲学》等论著为戴震张目，使戴学成为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