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接触西学虽较早，但接纳西学并以之与中学相交融当从其1903年在上海发表有关著述算起，此前在扬州的读西书只是打下了基础而已。直到1908年，六年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中西交融色彩的论著，当然最后两年（1907、1908）以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从1909年起，他的思想“趋于循旧”（钱玄同语），故基本无交融中西的论著。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西学，也包括当时日本学者的某些译著，因通过日本引进西学是主要途径之一，而且日本的学问形态此时已西化，广义上可视为西学之组成部分。当然，从日本引进西学，还有一个转手译介之西学知识是否准确的问题，因当时之中国人渴求新知识新文化，非常热衷于读译书，故出现这样的景象：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唯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1]

实则直接从西文所译之书也存在同样问题，严复那样的翻译大师毕竟寥寥无几。这是刘师培那一代人汲取西学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此处谈刘师培阅读西书便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

还需说明的是，这里对刘师培阅读西书情形所做的考索以内证为主，即通过审读其文本内容取证，并结合当时西书翻译出版状况确定其所用之版本，版本状况不详者予以标明。

一、前《国粹学报》时期对西学的吸纳

从现有资料看，刘师培第一篇涉及西学的文章应为《小学发微》。1903年4、5月间，刘师培会试失利后从开封回扬州途中滞留上海，得晤章太炎，两人惺惺相惜，极为投契，引为知己。6月底，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在狱中两次致书刘师培，其第二封信即谈到《小学发微》。这封信是对刘氏来书的答复，因写信前一天收到刘氏手札及所撰《驳太誓答问》、《小学发微》，信中对《小学发微》给以很高评价，说其“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2]。《小学发微》疑已佚。钱玄同认为《小学发微》与刘师培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刊于《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为异题同文：

盖此篇初名《小学发微》，登报时欲求意义明显，故改题为《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而内容亦必不尽相同。[3]

实则二者非同文。一是因刘氏本人非以二者为同文，而是视作独立的两篇文章，如在《周末学术史序》夹注中，他几次分别提及“见旧作《小学发微》”、“见旧作《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二是从《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所征引的译著看，该文脱稿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04年1月，因其所引用的严复译《社会通诠》一书在1904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且刘氏与严复没什么往来，在严译正式出版前读到其手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小学发微》则是1903年的作品。[4]《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显然是进化论影响下的产物，因此时正是进化论风行之际。进化论之风行，肇始于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的出版。《天演论》正式出版于1898年，出版后马上轰动士林，一时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一心想从西学中取经的刘师培不可能不读这部士人皆知、影响至广的著作，这从他此时的诗《读〈天演论〉》（二首）中即可看出。[5]至于以小学研究成果证明进化之道理，也许与章太炎的影响有关。在前引章太炎信中，章氏还说过这样的话：

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6]

章氏又提出一些证据以补刘说。章氏确早有此想法。1900年，他的《訄书》初刻本问世，其中《订文》篇便征引斯宾塞学说，就文字之繁简谈进化之理。[7]三年后，刘师培从他的主张中得到启示，进而阐释其未尽之意，应是顺理成章的。

1903年夏，刘师培与林獬共撰《中国民约精义》。刘氏在该书序言中说：

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廷栋所译和本卢骚《民约论》以为言。顾卢氏《民约论》于前世纪欧洲政界为有力之著作，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而竺旧顽老且以邪说目之，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倡斯义者。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阅月书成。都三卷，起上古迄近世，凡五万余言。[8]

由此可见，《中国民约精义》是据卢梭《民约论》以立说，用中国典籍文献上的有关议论比附卢梭民约之义。全书正文即据此安排，所涉文献从上古《周易》迄于清代戴望之书，中国典籍精华几尽萃于此。案语中处处可见引证《民约论》中的言论，以之与中国古人议政之语相比较。其所用《民约论》一书，是杨廷栋据日本原田潜日文译本所转译的，1900年底至1901年初在《译书汇编》上连载部分内容，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印刷了全译本，书名为《路索民约论》。这里用的是全译本。另外，从《中国民约精义》所论看，天演进化学说也被采纳，如曾有“盖世界进化之公理，必经贵族政治之阶”之类的议论。[9]严复所译亚当·斯密《原富》（1901—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印）亦被提及。

1903年11月，刘师培所撰之《中国民族志》由中国青年会出版。[10]该书由十八章组成，要旨厥有三端：“汉族界限之扩张”、“异族势力之侵入”、“汉族与异族之混合”。[11]通观全书，种族民族主义思想贯穿始终：

值此民族主义之世，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是在汉族有以自择耳。[12]

天演进化之说亦被融汇于内：

今太西哲学大家创为天择物竞之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其争而独存者，必种之最宜者也。[13]

在此，从《天演论》中所搬来之思想已表露无遗。书中引用了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樊炳清译，东文学社1899年印）对亚细亚人种分类的观点：

亚细亚人种约别为二种：曰西伯利人种，曰支那人种是也。支那人种蔓延于支那本部、西藏及后印度一带地方，更详别为三族：曰汉族、曰西藏族、曰交趾支那族。第一汉族，东洋史上尤要之人种也，大抵据支那本部。此族在上古时似自西方移居内地，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古来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推此族。[14]

进而以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上海竞化书局编译，竞化书局1903年印）中的看法为汉族西来作佐证。这是刘师培首次阐发“汉族西来说”，此后他对此问题多有论述。另外，书中还提及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稽镜译，译书汇编社1901年印），并时有中外历史相比附的内容，所涉及的外国史实颇为繁杂，可见作者必已读过相当的外国史书，方有立论之依据。

1903年刘师培还编写出版过小学课本《国文典问答》，所附录之《国文杂记》颇有新意，内中言及：

中国国文所以无规则者，由于不明论理学故也。……若夫我国古时之名家，在公孙龙、尹文之流，亦多合于论理，然近于希腊诡辩学派，非穆勒氏所谓求诚之学也，而儒家又多屏弃之，此论理学所以消亡也。今欲正中国国文，宜先修中国固有之论理学，而以西国之论理学参益之，亦循名责实之一道也。[15]

论理学（或名学）即今日所称之逻辑学，当时刚刚输入中国，刘师培便注意及此，且了解到约翰·穆勒的有关学说。严复于1900—1902年译出《穆勒名学》的上半部，但迟至1905年才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16]显然1903年的刘师培无法见到此书。他之知道穆勒学说很可能得自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本人，因严氏1900年在上海曾“开名学会，讲演名学，一时风靡”，有可能留下有关记录；二是日本的逻辑学著作，因已有一些日本逻辑教科书被译成中文，较有代表性的如上海会文学社1903年出版的范迪吉等译富山房之《论理学问答》。[17]

1904年1月，刘师培撰成《攘书》十六篇。全书主旨为攘除夷狄，即从大汉族主义出发，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实为倡导革命之作。但因刘氏是以深厚学养引经据典而撰成，学术性颇强，故又不同于一般政论著作。该书所征引的西书或提及的西方与日本学者有：达尔文《物种由来》（上海开明书局译印）、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太炎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斯宾塞《社会学原理》（马君武译，少年中国新丛书之一，少年新中国社1903年印）、韦廉臣《古教汇参》（董树棠述，益智书会出版）、《印度史览要》（广学会1902年编译出版）、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柏拉图（此时尚无柏拉图著作中译本，但严复在《天演论》案语里便提到柏拉图学说，在国民丛书社1903年所译日本文学士著《哲学十大家》里系统介绍了柏拉图思想）、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力破同姓不婚之说”，此意取自福泽《男女交际论》，张肇桐译，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穆勒名学》（此时严译尚未出版）等。刘师培利用《物种由来》、《社会学》、《社会学原理》等书的观点阐述各民族进化、发展之理，并以《古教汇参》、《印度史览要》、《国家学原理》等书所载古希腊、印度史实加以佐证，而且再次提及“汉族西来说”和穆勒名学之“求诚”对于传统中国“正名”的意义。

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发表《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全文主旨在于以社会学“考中国造字之原”，[18]所考之字有舅、姑、妇、赋、君、林、烝、田、尊、酋、社、牧、赀、民等，共三十三则。该文所征引之西书有：松平康国编《世界近世史》（梁启勋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印）、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广学会1894年出版）、艾约瑟编《希腊志略》（总税务司出版）、那特硁《政治学》（冯自由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文明编译书局1903年出版）、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等。刘师培在文中通过阐发《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社会学》、《社会学原理》所言社会进化之理，探讨中国文字之来源和引申之义，并运用《世界近世史》、《泰西新史揽要》、《希腊志略》、《政治学》等书提供的西方史实，佐证中国文字演化之迹。其中尤重《社会通诠》，说：

英甄克思《社会通诠》，于社会进化之阶级，言之最详。然中国字义，颇有赖此证明者。[19]

所以用该书立论处较多，曾数次出现。

二、《国粹学报》创办后对西学的吸纳

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刘师培加入其中，成为骨干；2月23日，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创刊发行，国粹派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国粹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20]且主张“古学复兴”，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这在《〈国粹学报〉发刊辞》和《〈国粹学报〉略例》中都有阐发，即：

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

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21]

有人推断《发刊辞》是刘师培所撰。[22]不管是否是刘师培所撰，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和《略例》，其所提出的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氏在内的主办人的主张。进而言之，他们认为“古学复兴”的途径是引西学以重新研究古学：

外学日进，而本国旧有之古学亦渐兴。[23]

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24]

有了这种观念，刘师培就更是自觉地将西学引入其学术系统中，中西交融之工作较前做得更多。

在《国粹学报》创刊号上，发表或开始连载刘师培的《论古学出于史官》、《文章原始》、《读左札记》、《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论文杂记》等论著。

《论古学出于史官》（收入《遗书》时改题为《古学出于史官论》）主旨在于申明标题所言之义，认为“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九流学术皆原于史”。[25]该文从宗教起源入手论列，征引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和法国人《支那文明论》（不详）中的观点为立论依据，即：

西儒斯宾塞有言：各教起原皆出于祖先教。斯言也，证之中国古代，益信而有征（观斯氏《社会学原理》谓：崇信祖宗之风习，凡初民皆然。又法人所著《支那文明论》云：崇拜死者乃支那家庭之主要也，而其特色则崇拜祖宗是也）。[26]

《文章原始》纵谈文章之起源与发展历程，亦申进化之义，说：

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27]

这一关于罗马文学的议论取自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何震彝译，上海开明书局出版），并结合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之言以立论。

《读左札记》是刘师培继承先人世传《左传》之传统所做的初步研究工作，对今文学家的一些观点予以批驳，认为《左传》非刘歆伪造，同《公羊》、《谷梁》一样，都是解《春秋》经之作。文中提及：

“卢氏民约之论”指的是卢梭的《民约论》；“孟氏法意之编”指的是孟德斯鸠的《法意》，该书由严复译为中文，共七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4年已出三册。

《国学发微》是刘师培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后的仿效之作，实为一简明中国学术史，从周秦两汉到明代，举凡经子、三教九流之学莫不有所评述。文中说：

荀子《非十二子篇》论诸子学派颇详，即荀子所言观之，知周末诸子之学派，多与西儒学术相符。比较而观，可以知矣。[29]

故此该文以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什匿克学派、斯多噶学派、诡辩学派和苏格拉底之学等以及近代边沁、培根、笛卡尔等人之学说与周末诸子之学相较，还提及穆勒《名学》和卢梭天赋人权说，可见作者至少是通晓西方哲学发展历程的。

《周末学术史序》是刘师培拟著之《周末学术史》一书的序目，在形式上，它将中国古典学术之门类打乱，完全按西学门类重组和分类，计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共十六类，是典型的中西交融之作。在《心理学史序》中征引了西人《学术沿革史》（不详）、日本人《哲学大观》（建部遯吉著，湖南编译社编译出版）、《哲学要领》（井上圆了著，罗伯雅译，上海广智书局1900年出版）诸书；《社会学史序》征引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甄克思《社会通诠》及美国人葛通哥斯（今译吉丁斯）之说（应指葛通哥斯《社会学理论》所阐发的学说，该书由吴建常据市川源三日译本译为中文，题为《社会学提纲》，教科书译辑社1903年出版）；《政法学史序》亦征引《社会通诠》；《哲理学史序》征引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达尔文、赫胥黎、边沁之学说以及斯宾塞《群学肄言》；《文字学史序》征引美国威尔巽（逊）《历史哲学》（罗伯雅译，广智书局1901年印）、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工艺学史序》亦征引《社会通诠》。这些著作多被刘师培用来证明中西学术之发展有相合之处，如《心理学史序》中所言：

吾尝观泰西学术史矣。泰西古国以十计，以希腊为最著。希腊古初有爱阿尼学派，立论皆基于物理（以形而下为主），及伊大利学派兴，立说始基于心理（以形而上为主），此学术变迁之秩序也。（见西人《学术沿革史》及日本人《哲学大观》、《哲学要领》诸书）

吾观炎黄之时，学术渐备，然趋重实际，崇尚实行，殆与爱阿尼学派相近。夏商以还，学者始言心理。[30]

《论文杂记》是刘师培对中国历代文辞诗赋之流变进行系统阐发的论著。他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文学的变化，认为文学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必然会有不同的文学形式。其借以立论者，为斯宾塞学说，即：

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31]

1905年3月25日，在《国粹学报》第2期上开始发表并连载刘师培的《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南北学派不同论》。

《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借甄克思《社会通诠》所言人类社会进化分图腾、宗法、国家三阶段之学说以立论，“图腾之民事游牧，宗法之民事耕稼，然图腾之民莫不从事于战斗”。反观中国，亦是如此，“炎黄以前民群尚武，与后世流为文弱者不同”。[32]

《南北学派不同论》考析历代南北各派学术之异同短长、功过得失，其立论基础有地理环境决定论色彩，如谓：

山国之地，地土硗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故学术互异，悉由民习之不同。……此说本之那特硁《政治学》诸书。[33]

5月23日，《国粹学报》第4期开始连载刘师培《古政原始论》。该文追溯国土、氏族、君长、宗法、田制、阶级、职官、刑法、学校、礼俗、古乐、财政、兵制等“古政”之来源，多次征引《社会通诠》以立论，并提及法国人拉克伯里之说，“迦尔底亚为中邦祖国，故所奉宗教仍沿迦尔底亚之遗风”[34]。该说应取自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蒋观云在1903年9月至1905年1月间连续于《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此书），这是主张中国文明西来论的代表性著作。

6月23日，《国粹学报》第5期开始连载和发表刘师培《小学发微补》、《东原学案序》等文。

《小学发微补》对语言文字之起源及与小学相关之问题作了精辟阐发，一方面在乾嘉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字义起于字音”说；另一方面以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的古代社会之状况，进一步发挥了《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所言之精义。全文征引西书有《社会通诠》、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论》（即《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等，其中数次引用拉克伯里之说，如：

西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论》，以易卦为古文，于一字之中包含众多之义。……试用拉克伯里氏之例解坤、屯二卦。[35]

西人谓伏羲画卦，出于巴比伦锲文（西人拉克伯里氏说）。[36]

可见对拉氏之说很是信从，不仅认同其中国文字西来说，而且以其例解释中国古文。另外文中还曾提及：

英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无二理也。[37]

可见亦参考过斯氏著作。

《东原学案序》是对戴震学术、思想的综合评论，围绕以《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戴震义理思想进行阐发，内中以《穆勒名学》和日本井上圆了所述“唯心论”作注，即：

古人之所谓理，即《穆勒名学》之所谓伦，皆由对待而生，故理亦必由比较分析而后见。

日本井上圆了云：唯心论者，由物心两象，总由一心而起。然物对心而可知，心对物而可知，二者缺一，亦不能存。心能知物，物因心而被知，一称主观，一称客观。[38]

井上著作应为《哲学要领》、《哲学原理》诸书，当时译本较多，在知识界广为流传。

9月18日，《国粹学报》第8期开始连载刘师培的《理学字义通释》和《古学起原论》。

《理学字义通释》通过对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德、义、敬等字义的诠释，阐明汉宋之儒所言之义理。文中数次用西方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所述之理以为佐证，如：

西人伦理学多与心理学相辅，心理学者，就思之作用而求其原理者也；伦理学者，论思之作用而使之守一定之轨范者也。[39]

还提及“日本人福泽谕吉以中国之礼为束缚身体之具”。[40]

《古学起原论》探究古代学术之发端，认为源于二端：宗教和实验。内中征引了《社会通诠》以及西人若柏黎等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即：

若中国文字、文化之胚胎，则汉族东迁，已传播西方学术（近世以来，西儒若柏黎诸人谓中国文化咸导源加尔底亚、巴庇伦）。[41]

11月16日，《国粹学报》第10期开始连载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全文以中学比附西学，这从其子目即可看出（两汉政治学发微论、两汉种族学发微论、两汉伦理学发微论），虽未具体引证西书，但时见将两汉政治比附西政的说法，如“西汉之时，凡国有大政大狱，必下博士等官会议，此即上议院之制度也”[42]，并认为汉儒伦理学“与西洋伦理学其秩序大约相符”。[43]

1906年5月13日，《国粹学报》第16期开始连载刘师培《中国哲学起原考》。该文借用西方“哲学”概念纵论中国古代“哲学”之渊源，内中追溯西人最初之宇宙观念，征引布列氏、磨特氏、比多古罗氏、扬可拉兹氏之说，这些率多出自于井上圆了《哲学要领》、《哲学原理》（王学来译，闽学会1903年出版）诸书。另外文中还提及西儒“效实”、“储能”之义，显系采自严复译述《天演论》时所造之词。[44]

6月11日，《国粹学报》第17期发表刘师培《孔学真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

《孔学真论》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公允的评价，认为：

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45]

文中将孔子之学与古希腊梭格拉氏（即苏格拉底）之学进行比较，并提及柏拉图弟子亚里士多德，认为“今太西科学大抵出于亚氏”，还说：

太西当近世以来，培根主实验，笛卡儿主穷理，二派并行，而西人之学遂日以进步。[46]

这类议论，足以看出其对西学之了解及识见。

《补古学出于史官论》是对前已发表的《古学出于史官论》的补充，仍持“上古之时，学掌于史”的基本观点，[47]内中征引了弥儿《自由原理》（即《弥勒约翰自由原理》，马君武译，上海开明书局1903年出版）中的个别论点。

12月5日，《国粹学报》第23期开始连载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该文主旨在反驳今文家的孔子改制说，认为：

以庶民而操改制之柄，始于汉儒言孔子改制。然孔子改制之说，自汉以来未有奉为定论者，奉汉儒之言为定论，则始于近人。夫以庶民而改制，事非不美，特考其时，度之于势，稽之于书，觉孔子改制之说，实有未可从者。[48]

文中再次征引拉克伯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言明采自日本白河氏（白河次郎）《支那文明史》，还提及柏拉图、康德、赫胥黎之学，以证明学术与宗教不同，孔子之学非宗教。

1906年，刘师培完成并已出版之关涉西学的著作尚有《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

《伦理教科书》（二册）是刘师培以西方伦理学观念阐释中国伦理之作。书中开首即言：

西人之治伦理学者，析为五种，一曰对于己身之伦理，二曰对于家族之伦理，三曰对于社会之伦理，四曰对于国家之伦理，五曰对于万有之伦理，与中国《大学》所言相合。[49]

故第一册“所言皆伦理学之大纲及对于己身之伦理”，第二册所言为“家族伦理”和“社会伦理”。全书对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成果有所借鉴，但明确提到的西方学者仅有笛卡尔和斯宾塞，还言及日本井上圆了将西方伦理学“析为二十余派”。[50]

《经学教科书》（二册）是刘师培阐述中国经学发展历程的著作，第一册述“经学源流”，第二册“发明易例”，专讲《易经》。第二册又引用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论》（即《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中“以易卦为古文”的说法，[51]同于《小学发微补》之所引，而且提及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并在《论易学与科学之关系》、《论易学与史学之关系》、《论易学与政治学之关系》、《论易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易学与伦理学之关系》、《论易学与哲学之关系》诸子目下率多中西学比附之论。

《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是刘师培概述中国从远古迄西周的历史发展进程的著作。他在“凡例”中便言明：

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52]

以是之故，该书较重视征引西书，所征引者有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论》（即《支那文明史》）、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甄克思《社会通诠》、威尔逊《历史哲学》等，其中对《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社会通诠》皆反复征引，一再强调中国民族西来，“汉族初兴，肇基迦克底亚……厥后逾越昆仑，经过大夏，自西徂东，以卜居于中土”，且认为，“拉氏（拉克伯里）为法国考古大家，则所言必非无据，按以中国古籍，亦多相合，而人种西来之说，确证尤多”[53]，并多方论证《社会通诠》所言进化之理，合于中国历史实际。此外还认为“周代之制多与西政相符”，[54]故以西方三权分立之说比附周代政治。

1907和1908两年，刘师培基本生活在日本，所写作品以政论居多，尤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涉及一些社会主义思想。这方面的论著主要为发表在《天义报》、《衡报》上的《人类均力说》、《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总同盟罢工论〉序》、《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亚洲现势论》、《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共产党宣言〉序》、《议会之弊》、《共和之病》、《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论中国资本阶级之发达》、《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论农业与工业联合制可行于中国》等。其中征引了卢梭《民约论》、罗列《总同盟罢工论》、马尔克斯（马克思）、因格尔斯（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苦鲁巴特金（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之哲学》、《诉青年》、《互助》、《自由合意》、《面包掠夺》、《田野制造所及工场》、《代议政体》、达尔文《种源》、《物种由来》、因格尔斯《英国劳动阶级状态》（今译《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尔克斯《困贫之哲学》（今译《哲学的贫困》）、《万国劳民同盟宣言》（今译《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杜尔斯特（托尔斯泰）《致中国人书》、斯密亚丹《原富》、布鲁东（蒲鲁东）《何谓私有财产》、母耶（莫尔）《无何有乡》（今译《乌托邦》）、科比耶（康帕内拉）《太阳之都》（今译《太阳城》）、哈林枯顿《太阳洲》、马尔克斯《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按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刘师培误为马克思所作）、拉萨尔《劳动与科学》等论著，并提及柏拉图、阿理斯多德（亚里士多德）、甄克斯、斯宾塞、霍布斯、康德、海克尔（黑格尔）、赫胥黎、伯伦知理、斯撒纳尔（施蒂纳）、巴枯宁、撒西门（圣西门）、布利奥（傅立叶）、拉美纳（拉梅耐）、康拜（卡贝）、握恩（欧文）、露易·佛兰（路易·勃朗）、们斯秃（蒙斯特）、维特林替（魏特林）等人的思想学说。此外，亦通过短篇序、跋及译作的方式介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想。除上面提到的《〈总同盟罢工论〉序》、《〈共产党宣言〉序》，还为民鸣译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作跋文，为怪汉译《俄国第二议会提议之土地本法案及施行法案》作序，为周作人、吴弱男译马拉泰斯塔《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工人问答》作序，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快愉之劳动》、《未来社会生产之方法及手段》、《面包掠夺》等著作，并撰文简介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一书。

除政论外，这两年刘师培涉及西学的学术著作比以往大为减少，仅有以下篇章：《中国古用石器考》、《荀子名学发微》、《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

《中国古用石器考》发表于1907年4月2日出版的《国粹学报》第27期，文章开篇即言：

近世以来，西人言社会学者，考社会进化之次序，分为三级，一曰石器时代，二曰铜器时代，三曰铁器时代。[55]

全文通过考证中国古人用石器的情况，来证明中国古代也是先经历石器时代，再进入铜器时代，合于进化之秩序。

《荀子名学发微》发表于1907年8月28日出版的《国粹学报》第32期，该文以西方逻辑学概念释荀子名学，如篇首所言：

中邦古代学术，其确守秩序者，厥惟名学。言名学者不一端，而精析其理者，厥惟荀子。夫名学之大要，不外归纳、演绎二端，而《荀子·正名篇》早明斯义。[56]

《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发表于1908年10月14日出版的《国粹学报》第46期，文中言：

中土史编，记事述制，明晰便章。惟群治之进，礼俗之源，探赜索隐，鲜有专家。斯学之兴，肇端皙种。英人称为Sociology，迻以汉字，则为社会学，与Humanism之为群学者，所述略符。……皙种治斯术者，书籍浩博，以予所见，则斯宾塞尔氏、因格尔斯氏（即甄克思——引者）之书为最精。[57]

且认为“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欲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为左验”。[58]

1909年起，因思想、学术态度有所转变，刘师培基本不再致力于学术上的中西交融，而是专意于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著述中，征引过西书的仅有《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一文，[59]文中亦仅提到欧人Laveleye著《原始时代之财产》，并未阐发其说。

三、所见西书的综合分析

为便于系统考察刘师培的中西交融之学，以上刘氏征引西书和西方、日本学者、思想家的情况，可表列说明之：[60]

续表

续表

续表

约略统计一下，刘师培所征引之西书至少有50部，除具体著作外，提到的西方与日本学者、思想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培根、边沁、福泽谕吉、霍布斯、巴枯宁、施蒂纳、伯伦知理、魏特林等，可见其所读西书绝不止这50部。[61]这些著作大体可分为两类：学术与政治。前者所涵盖的领域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不下于30部；后者是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核心并兼及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不下于20部。

总体而言，这些著作大都是西方学术和思想体系里的重要著作，有的已入经典之列，如卢梭《民约论》，亚当·斯密《原富》，达尔文《物种由来》，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自由原理》，甄克思《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之哲学》《互助》，蒲鲁东《何谓私有财产》等。它们所反映的学说、思想各异，但基本代表了近代西方主流思想学术界的成就（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亦是当时主流思潮之一）。若再细加分疏，可以看出，关于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德、俄作者为主，其他领域的著作则以英、法作者为主，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思想分野的大致情形。这些著作在西方的影响自不必说，在近代中国，它们也给处在求索中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造成以新知识分子为先导的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巨大变动，从而带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变迁。而且通晓它们，对知识分子个人而言，亦象征着其已达到的新学水准。此外，在刘师培所征引的著作中，也有一些是未入经典之列且被西方人评价不高者，然而对近代中国人来说，它们却相当重要，别有一番意义。如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艾约瑟《希腊志略》、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等，或为在华传教士的译述，或为二流汉学家的作品，但在当时影响颇大。《泰西新史揽要》是西方史学家眼里“第三流历史学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残余”，[62]却成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读者面最广的一部；《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虽仅为少数专家信奉和推崇，但因这些人（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主）皆为影响社会思潮和学术潮流的关键人物，所以也具相当的影响力；至于艾约瑟的《希腊志略》，与他同时所编的《欧洲史略》、《罗马志略》等书一样，系同类西书中比较著名者，[63]亦深受渴求西方新知的读者欢迎。非经典的西方著作在近代中国受到如此重视，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注意和分析。

与欧美学者和思想家的著作相比，刘师培所征引的日本学者著作则以教科书及“概论”类书为主，如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涩江保《罗马文学史》，建部遯吉《哲学大观》，井上圆了《哲学要领》、《哲学原理》等。这种情形的出现，显然与前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变迁相关。新式学堂的纷纷设立，新知识的大量传授，势必带来对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以及概述新学之“概论”类书的数额巨大的急迫需求。但在国门初启之时，仅靠国内极少量通晓新学之学者著述自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而翻译引进日本的此类著述则为既省力又于书局有利可图的捷径。因此时日本亦处在大量引入西学消化西学之时，学问形态基本西化，中国人所急需的教科书、“概论”类书在日本已是铺天盖地，为数众多的中国留日学生则发挥了将其输入中国的桥梁作用。这些书籍进入中国，不仅使一般受教育者从中获取新知，也使一些学者能利用其中所提供的诸多信息，再建或丰富自己的学说体系，刘师培即为其中之一。另外，刘师培为学一向主会通之旨，尚通儒之学，其《古学起原论》、《古政原始论》、《南北学派不同论》、《国学发微》等著作率皆如此，而日本学术界此时所兴起的“概论”风，与刘之所谓“通学”论著相类。[64]这一两相契合的情形，更易于使刘氏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汲取养分。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学者兼政治人物，刘师培在著有大量学术论著的同时，亦有众多政论问世，有时甚至寓政论于学术之中。关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他虽持“中国一切之政治，均生于学术”之见，[65]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还是较好地把握住了二者的分野，并不混为一谈。1907、1908两年，他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仍从事学术研究，并以政治和学术的不同标准来看待问题，如在《非六子论》中，他对自己曾推崇备至的“六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江永、戴震）取倍加责难的态度，说他们“乱政、败俗、蠹民”。[66]之所以如此，盖因以往是按学术标准评判，此次是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来评判。对今天而言，讨论刘师培的学术观念，自当以其按学术标准而发的评语为准。同理，讨论刘师培的中西交融之学，亦当以其纯学术著作为主，辅之以学术政论相结合之作。应该指出的是，刘师培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大体离学术较远，这类作品所征引的西书基本为政论著作。所以，囿于本书所论范围并考虑到目前的研究状况，[67]以下在分析刘师培中西交融之学时，不列入其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及所征引之西书。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79、80页。

[2] 《章太炎再与刘申叔书》，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癸卯与刘光汉书》，见《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与刘光汉书二》，见《遗书》，20页。

[3] 钱玄同案语，见《遗书》，1438页。

[4] 参见都重万：《刘师培对晚清史学演进的贡献及影响》，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8。

[5] 刘师培：《读〈天演论〉》（二首），《左盦诗录》卷1，《匪风集》，见《遗书》，1907页。

[6] 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二》，见《遗书》，20页。

[7] “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故非有二也，皆昉乎营造宫室而有斯制。……顷之，以画图过繁，稍稍刻省，则马牛凫鹜，各以尾足相别而已，于是有墨西哥之象形字。其后愈省，凡数十画者，杀而成一画，于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凡象形字，其沟陌又为二：一以写体貌，一以借形为象，所谓‘人希见生象，而按其图以得仿佛’者也。乃若夫人之姓氏，洲国山川之主名，主形者困穷，乃假同音之字以依托之，于是有谐声字，则西域字母根株于是矣。”见章太炎：《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45页。

[8] 刘师培、林獬：《中国民约精义》，见《遗书》，563页。

[9] 刘师培、林獬：《中国民约精义》，见《遗书》，第566页。

[10] 钱玄同在编《刘申叔先生遗书》时，误将《中国民族志》之出版年系为民元前七年，即1905年。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得见此书原印本，末页所记内容为：癸卯十月出版；著作者：光汉子；发行者：中国青年会；发行所：上海棋盘街恒德里二十世纪丛书社。封面亦标注：癸卯十月，中国青年会出版。

[11]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遗书》，601页。

[12]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遗书》，626页。

[13]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遗书》，629页。其中“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一语直接采自严复：《原强修订稿》，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遗书》，602页。

[15] 刘师培：《国文杂记》，《左盦外集》卷13，见《遗书》，1660页。

[16] 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见《论严复与严译名著》，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7]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47页。

[18] 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载《警钟日报》，1904-11-21；《左盦外集》卷6，见《遗书》，1427页。

[19] 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左盦外集》卷3，见《遗书》，1429页。

[20] 《国学保存会简章》，载《国粹学报》，1906年第13期。

[21] 《〈国粹学报〉发刊辞》，《〈国粹学报〉略例》，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22] 方光华：《刘师培评传》，59页。

[23] 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

[24] 《拟设国粹学堂启》，载《国粹学报》，1907年第26期。

[25]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8，见《遗书》，1477、1478页。

[26]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8，见《遗书》，1477页。

[27] 刘师培：《文章原始》，《左盦外集》卷13，见《遗书》，1646页。

[28] 刘师培：《读左札记》，见《遗书》，293页。

[29] 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479页。

[30]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心理学史序》，见《遗书》，504页。

[31] 刘师培：《论文杂记》，见《遗书》，711页。

[32] 刘师培：《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左盦外集》卷10，见《遗书》，1563页。

[33]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见《遗书》，549页。

[34] 刘师培：《古政原始论》，见《遗书》，678页。

[35]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见《遗书》，430页。

[36]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见《遗书》，434页。

[37]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见《遗书》，433页。

[38]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59、1761页。

[39] 刘师培：《理学字义通释》，见《遗书》，469页。

[40] 刘师培：《理学字义通释》，见《遗书》，472页。

[41] 刘师培：《古学起原论》，见《左盦外集》卷8，《遗书》，1477页。

[42] 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见《遗书》，530页。

[43] 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见《遗书》，535页。

[44] “效实”，“储能”两词在刘师培其他著述中也时见引用，如《理学字义通释》等，显示出刘所受进化论影响之深。为免重复，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45] 刘师培：《孔学真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08页。

[46] 刘师培：《孔学真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10页。

[47] 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8，见《遗书》，1480页。

[48] 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左盦外集》卷5，见《遗书》，1394页。

[49]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见《遗书》，2026页。

[50]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见《遗书》，2027页。

[51]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见《遗书》，2105页。

[52]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见《遗书》，2177页。

[53]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见《遗书》，2178页。

[54]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见《遗书》，2272页。

[55] 刘师培：《中国古用石器考》，《左盦外集》卷12，见《遗书》，1617页。

[56] 刘师培：《荀子名学发微》，《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12页。

[57]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左盦外集》卷6，见《遗书》，1439页。

[58]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左盦外集》卷6，见《遗书》，1439页。

[59] 刘师培：《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载《国粹学报》，1909年第55期。

[60] 表中所列刘师培征引西书或西方与日本学者、思想家之名，一如刘氏文中所引，尽管有些译名已不合今日规范。个别译名刘氏各文本身即不统一，如“苦鲁巴金”，“苦鲁巴特金”之类，为尊重原文，亦一仍其旧。特此说明。

[61] 当然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即刘师培并未全部见到他所提及的西方学者的著作，而是通过阅读一些人介绍西学的著述来获取这类新知，如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

[6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16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63]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480页。

[64] 小岛祐马：《刘师培的学》，载《艺文》，第11年第5、7号，大正九年5月、7月。

[65]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9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66] 申叔：《非六子论》，载《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10-30。

[67] 关于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迄今为止研究成果较丰富，可参见本书“绪论”所列的有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