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刘师培关注并接受西学之缘由

在学术传承上，刘师培具有非常大的优势。这不仅因其父祖世代传经，家学渊源深厚，也因其从小聪颖过人，智力超常，在家人的厚望下，又异常刻苦努力，博览群籍。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使得他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学大师。不过令其父祖辈望尘莫及的是，他是个能交融中西学术的国学大师，尽管这种交融可能相当肤浅。当然，交融中西并非刘师培的专利，他的不少同辈也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时代特色所赐。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旅程，并非千篇一律，就刘师培这一个体而言，他所以能关注西学，进而交融中西学术，除了共同的大背景外，自有不同于他人的具体因素。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深入探索这类具体因素，与详论时代条件，显然同等重要。

一、救亡与救学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凭借武力全面东进，迫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而中体西用。尤其是“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1]即朝廷和士大夫等都承认了西学的先进性，从而开始了对西学的主动接受。与此相对，则是中国固有文化权威的动摇。相应地，整个国家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救亡理所当然地成为时代主题。如何救亡，或者从正面来讲，如何在大厦将倾的满清王朝基础上建立新国家，成为有识之士最关注的问题，而且围绕此“建国”问题还展开了一场涉及广泛的争论。对这一关乎全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政治家们各有其立场，学者们也有其独特的思考角度。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此时经常被学者提及，便反映了学者的视角。顾氏曾说过：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为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2]

对于传统中国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比亡国更可怕的事情，是最根本的灭亡，因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承担者的社会责任相当重大，就像国粹派学者所言：

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3]

鉴于此，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学术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依此思路，清末学术出现中西交融之势乃属必然。因前已言及，当时在朝在野之士基本都承认西学先进，有必要向其学习，而中国固有文化又相对衰微，那么要兴学，只有借助于西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与中国固有学术相激相**，相融相合，才能走出困境，达到目的，进而实现兴学背后最根本的关怀。当然，这些都是笼统言之。仅就刘师培这一个体而言，他生逢这一时代，自然会与其他知识者感同身受，有共同的现实关怀，难脱时代大势的制约。更何况刘师培少年时代在家乡时便读过含反满情绪的《扬州十日记》、刘宝楠《胜朝殉扬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以及王夫之的著作，并在20岁前写出《扬民却虏录》、《读船山丛书札记》等，表露出自己的反满意识。[4]可见其素怀救国之志。这种出于满汉华夷之辨的救国之志也许很狭隘，但易于与救亡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因清政府无可救药，当时反满也便是救国。刘氏在离开家乡到上海后迅即加入中国教育会、对俄同志会等革命爱国组织的行动，是其对自身救国主张的政治实践。不过就本质而言，刘氏毕竟是个书生，更擅长于学术救国，所以，他一登上学术舞台，便在中西交融方面多所建树。这既是时代潮流使然，也与他一贯的志向相符。

二、扬州地域特点与考据学的先天优势

西学进入中国，从时间上来说是步步深入，从空间上来说也是层层递进。最早接受西学的是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由此向内地辐射，渐渐地上海超过其他城市，成为西学传播中心。[5]上海周围的江浙地区，由于得地利，在接受西学方面便也开风气之先。扬州地近上海，学术文化素来发达，而且有接纳外来人才和风气开放的传统，[6]故而在接受西学上能紧随上海之后。“扬州学派”在学术上主会通之旨，有兼容并包之风，实与扬州的开放气氛密不可分，反过来，这种学风也对接纳西学极为有利。在西学未至之时，所谓兼容并包是兼采吴、皖乃至今文经学之长，在西学已成潮流并凸显强大威力的时候，兼容并包顺理成章地便也兼采西学之长。可以说，“扬州学派”的生命力正在这里。

另外，包括扬州在内的江浙地区之所以成为西学传播中心，也与该地区学人的学问特色密切相关。所谓清代考据学，其倡导者和实行者以江浙学人为主，“实际上，江浙学人在使清初的儒学义理从核心地位变成从属于考据手段时，就已不断创造着能与西学器技之道相吻合的制度化因素”[7]。梁启超认为，考据学者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8]也许梁氏的这一说法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有牵强之处，但应承认他毕竟看到了考据学与义理之学的差别所在，所谓“科学精神”一语如在广义上用，确也是考据学的特色，仅此而言，便存在与西学接轨的可能。考据学的另一特征是专门化。“考证学者认为这些专门学科是施展考证方法，处理各种具体学术问题的天地，如地理相对于天文学。”[9]专门化也恰恰是近代西学的特征，它促使西方学术由专精而深入。对于中西学术交融来说，这又是一个可能的契合点。考据学者通行的研究方式是作札记，札记体著作在他们之间广为流传。表面看来，这只是个著述体裁问题，细细考索，并非如此简单，实则亦对接受西学有益处，诚如有学者所言：

江浙学人治经方式从“语录体”向“札记体”的转变，表明其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考据方法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对“道”的追求被框限在了极其严格的学术阐释过程之内，而无法进行自由的发挥。这正是科学能够在中国逐步制度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因为西学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成分，在融入中国文化结构的内部时，必须尽量避免与非西方的基因文化成分，如中国的道德伦理观等因素发生正面交锋。其渗透过程也需要中国本土文化的配合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江浙考据运动使一些中国道德抽象观念融入了实证的过程，实际上为科学的制度化扫清了异质文化有可能构成的重大障碍。[10]

总之，江浙学人所擅长的考据学在与西学交融方面有先天优势。

作为江浙学人中的一员，刘师培出身扬州经学世家，自幼对家学耳濡目染，浸**于扬州学风之中，且生逢西学东渐时代，比父祖辈更多一层遭遇，故而国学、西学在其身上交汇，乃属必然。有人曾说，刘氏少年在扬州时“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11]目前虽已很难查考刘氏当时读了哪些“东西洋哲学”书籍，但考虑到扬州处在接受西学的核心地域，以及他1903年20岁来上海时已撰有《小学发微》而且在上海迅即与林獬共撰《中国民约精义》的情况，可推测他在扬州时必已读过与天演进化有关的著作和卢梭的著作，因《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12]《中国民约精义》则是参考卢梭《民约论》之作。前已述及，“扬州学派”兼容并包之风在刘师培的国学研究中已充分体现，那么在这西学东渐的时代里，刘氏兼容和接受西学便是这一学风顺理成章的延伸，若再与当时已风行的学术潮流如经子贯通结合起来考察，更可看出这一学风和刘氏本人包容西学的特点是合乎当时逻辑的。按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分类，西学内容除部分可纳入经、史两部外，大多可纳入子部之中。自汪中大倡子学以来，经子贯通渐渐蔚为风气，清末且有子学复兴之举。由是学人大多有兼容经、子之部为一体的通达眼光，这本身便为将他们眼里以子部为主的西学纳入中学系统中来设定了观念前提。刘师培从来便推崇汪中，读书、治学涉猎广泛，横跨四部，有此视野，在读“内典道藏”时“旁及东西洋哲学”，自是自然之事。当然，刘师培之关注和接纳西学，从最根本的学理因素上讲，在于其所承继之考据学具有与西学接轨的先天优势，如刘氏在交融中西学术时，将中国古典学术按西学标准分类，力图从中体现出专门化的科学精神。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所受的考据学训练密不可分，已由此凸显出考据学的专门化特征。这已涉及他是如何接纳西学并将中西学术相交融的，此处暂不多谈。

三、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变迁

晚清国运衰微，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文人学者，纷纷谋求救亡图存之道，制度变迁由此提上日程。读书人所最关切的，除学术救国外，便是如何培养人才以强国，于是变科举、兴学校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他们看来，已维持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是禁锢人才的制度，要想培育强国之才，必须破除旧制，取法西方，变科举以兴学校，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所言：

故夫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13]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14]

变科举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废试八股文，改变考试内容。1902年，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是首次废试八股文的科考，考试内容改为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15]第二年的会试，考试方式与范围也同于此。直到1905年，清廷才正式决定废止科举。变科举的同时，各种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起来，1904年全国已有学堂4222所，1905年猛增至8277所，1906年更达到19830所，[16]此后逐年都有增加，且增加幅度较大。除读经外，新式学堂开设了外语、数理化、体育、音乐等新课程，大量西学知识由此进入教学内容，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兴办学堂热并行的是出国留学热，赴日留学是留学浪潮的主流，留学生所学专业包括军事、警察、法政、师范、工业、商业、土木、铁道、测绘、物理、医药、音乐、外语、美术等，凡认为是有用的新知识，全在他们追求之列。

废止科举及所引发的教育制度的变革，对当时士子的心理冲击是相当大的。本来，科举入仕向来是读书人的正途，他们中不少人终生孜孜于策论、制艺之术。废止科举代以学堂却一下子导致读书人不得不放弃举业而群趋新学，因清廷规定学堂毕业也能得到科举出身。[17]此一规定的实行，对中国教育体制顺利地从科举向学校过渡起了很大作用。既然进学堂一样可得到出身，读书人也就不再固守举业所赖之旧学转而在学堂所授之新学上下工夫了，西学遂赖以日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学堂除向学生提供类似科举的出身以使学生入仕外，它也能向学生提供多种选择，这就非科举的单一出路所能比。因清末时代剧变，朝廷衰微，国家政权力量大大缩减，社会空间则由此而扩大。仅看当时政治、文化团体之多（戊戌时全国各地已有近百个团体，之后又有增加），报刊之盛（仅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便相继创办120多种报刊），便能说明这一点，更何况学堂本身的大量兴办，也是对社会空间的极大开拓，从而读书人可在入仕之外，投身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去。但无论入仕与否，掌握新学都是必备条件，进学堂与留学都起着同样的作用。所以，晚清士人群趋于学堂或出国留学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这一过程中，不免泥沙俱下，求真学问者只是极少数，就像梁启超所言：

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18]

于是，“小人阶之以取富贵”的捷径，除商部和北洋，还有借新学以求躁进一途。被世人目为中国社会里最颟顸的亲贵与“东西文明”造出来的新学中人沆瀣一气，非常醒目地合为当时新政变法的一种奇观。[19]

刘师培成长的年代，正逢此制度变迁之时。刘氏自幼在家中受传统教育，饱读经书，并表现出超常的智力，他又是独子，自然被父辈寄予莫大的期望。这期望除了传承家学外，便是在科名上光宗耀祖，因其父祖辈在功名上都不顺畅，不是终于老贡生，就是止于副榜举人。刘氏果然不负众望，1901年刚18岁时便中了秀才，第二年又再告捷，乡试中了举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乡试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试八股文，改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和四书五经义的考试，这一考试内容虽有旧科举的残余如四书五经义，但毕竟已在尝试变革，向新学靠拢。就算是为了应付考试，包括刘师培在内的芸芸士子也不得不去接触西学，这实际是在制度上对西学传播的一种保障，也是学习西学的最大动力。1903年，在考试方式、范围与上一年乡试相类的会试中，刘师培却落了第。按说初次失败，不该使他轻易放弃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但他却自此绝意科场。当然，此后不久科举被废止，他也无从再进科场。不过这里值得思考的倒是他主观上已不想再走父祖老路，猎取功名。之所以如此，其实是因这个时代已给士子提供了能出人头地的多种选择，不用只走科举这一条路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只要能掌握新学，就有较以往相对充裕的社会空间去发挥。

既然不能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实现“为王者师”的理想，刘师培便断然放弃旧路寻找新路，投向社会舞台。他科举失利后来到上海，因“家贫不能自给”，[20]欲谋求一教席解决生活问题。[21]教职虽未谋成，但他从此却开始了革命宣传活动，在报刊上发表大量鼓吹排满革命之文，同时为小学校编撰课本，如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典问答》等。无论是在报刊上搞革命宣传，还是编新式小学课本，一定的西学知识储备都是必需的，社会空间的扩大既给刘师培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天地，同时也要求他不能在知识结构上固守陈规。从他所发表的文章和所编教科书来看，他也确实是在吸纳西学。当然，也不排除他这样做除为革命大业和个人生计外，还有一些个人目的。前已言及，清末有“借新学以求躁进”之徒，虽不能说刘师培完全属于这种人，但从其心态和所作所为来看，确有相类之处。因其好名近利，如陶成章所言“光汉之性务名”[22]；其叔刘富曾也曾感叹：“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悁急近利。”[23]既然好名，必急于光宗耀祖，故会试一失利，顿觉沮丧之极，痛感“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24]，以不能改变家族的“寂寞”处境为憾，但随即又振作起来，“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25]。显然是找到了科举之外的“躁进”之途，而此一途径又非借助于西学不可。总之，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接纳西学对于刘师培来说已是势所难免。

[1]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6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2]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黄汝成集释》，见《日知录集释》，590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3] 潘博：《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第1期，1905-2-23。

[4] 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载《警钟日报》，1904-9-10。

[5]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213～218页。

[6] 参见大谷敏夫：《扬州常州学派及其江南文化圈》，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艾尔曼也说：“外来客赋予扬州以大都市的风情。”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7]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317、3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51页。

[9]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48页。

[10]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323、324页。

[11] 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见《革命逸史》，第三集，1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 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二》，见《遗书》，20页。

[13] 谭嗣同：《报贝元征》，见《谭嗣同全集》，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饮冰室合集》，第一册，2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15]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第65页。

[16] 《宣统元年教育统计图表》，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14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17] 1905年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其中有言：“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6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80页。

[19] 参见杨国强：《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载《史林》，1997年第3期。

[20]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遗书》，17页。

[21] 参见王瑜主编：《扬州历代名人·朴学大师刘师培》，24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22]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3] 刘富曾：《亡侄师培墓志铭》，见《遗书》，第16页。

[24] 刘家祖屋为扬州青溪旧屋。

[25] 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载《警钟日报》，190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