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除夕，北京开禁放鞭炮。里屋电视播春晚，外屋儿子在学步，屋外是各式各样的鞭炮声，好不热闹。但我却处于空前的无措之中。面前是开着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学生译好的译文。

我在校译译文。

曾经有传教士给我讲过一番道理，劝我入教。这番道理，被我写进了剧本《理由》之中。“对于上帝是否存在我们无法证明，我不能证明它存在，你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我们只能赌它是否存在。现在我赌上帝存在，相信上帝存在，如果上帝果真存在，那么我就赢了，我会得到上帝的奖励。如果上帝并不存在，我也不会失去什么，因为没有上帝来惩罚我。现在你赌上帝不存在，相信上帝不存在，如果上帝果真不存在，你也不会得到什么，因为没有上帝来奖励你，但如果上帝果真存在，你可麻烦了，因为有上帝来惩罚你。”根据这番道理，赌上帝存在是一个绝对不输的赌注。然而，我却下了绝对不赢的赌注。我的理由是，没有地狱的天堂就不成其为天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番道理可以适用于任何宗教，因此我把“上帝”换成了“×”。

校译译文是另一个绝对不赢的赌注。译好了是译者的功劳，译坏了是校者的责任。这样的赌注我下了不止一次。我的理由是，如果学生用心的话，我改过的地方他就不会犯错误了，今后就不用别人校译了。这样的学生的确有，但很少。

校译如同搬坟。

压在我心头的坟还有好几座，我得尽快搬完，否则就别想轻轻松松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然而，这样的坟永远也不可能搬完。没了译文，还有论文。（湖南方言“文”读作“坟”。）的确，在北大当老师，工作极轻松，一周所有的事情可以在一天干完，其他时间全由自己支配，还有长达两三个月的假期。但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北大老师来说，是没有假期的。不仅没有寒暑假，而且没有周末，甚至没有下班。高强度的身体劳动，会造成身体的残疾；高强度的精神劳动，是否会造成精神的残疾？我不是学医的，对此不敢断言；但根据简单的类比，答案似乎不幸是肯定的。生而为蚕，就得吐丝，莫非为人之师，就得致残？

很快就要到辞旧迎新的时刻了。这是对旧的人生进行反省、对新的人生进行选择的最佳时刻。节日的意义就在这里。

12点的钟声敲完了，屋外的鞭炮声更加疯狂。于是，我决定做一件新的事情，一件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我会去做的事情：写小剧场剧本。

我关闭了译文的窗口，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写作。

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写作的快乐。它跟论文的写作完全不同，与翻译文章更是有天壤之别。我现在写论文，都是事先构思成熟才下笔。一般说来，写出来的论文跟构思中的论文大同小异。这样的写作是劳作。因为所有的创造在构思阶段就完成了，付诸文字只是一种纯粹的拷贝。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思想家都疏于写作的原因。有时间机械地写一篇文章，还不如创造性地想另外一篇文章。

但剧本的写作完全不同。我只是想了一个大概情节，人物的台词都是临时写出来的。这样的写作让人激动，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会写出怎样的东西。我控制不住人物的语言，甚至控制不住人物的命运。这样的写作就不是劳作，而是创作。

自中央美院招收第一届造型艺术博士，我就给他们上美学课。也许出于对我的尊重和对理论的迷信，那些成名的画家们对我讲的东西都十分推崇，但我总是没有忘记最后给他们补充一句：“千万别把我讲的当真！”理论只是讲一些可能性，有些可能性也许可以实现，但许多可能性根本无法实现。那些把我讲的每句话都当真的人，很容易发觉自己上当。我需要一些创作经验，以便讲些对他们更有用的东西。毕竟人家是花钱请我去上课的。

当然，我不可能像他们一样去画画。我是当教师的，优势是说话。尽管根深蒂固的方言让我吃亏不少，但也有人说这样好，有风格。这让我想起一位哲学家说的话，最好的哲学说话方式是结巴。我在说话上找到了自信。于是，开始写话剧。写话剧的过程，跟画画的过程真还有些类似。这从我的一些画家朋友跟我讲的一些体会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据。

我有好几位朋友跟我讲过他们技术太好而造成的困境。一位朋友在清华美院读博士（今年毕业），但已经四年没有画画了，没有人不替他感到惋惜。他跟我讲了他的苦恼：事实上，无论是国画还是油画（他画油画），那些技术本科阶段就能完全掌握。他现在读到了博士，太好的技术反而成了他继续画画的障碍。因为他一笔下去就知道结果怎样，不会产生任何意外和偶然的效果。这样的绘画就是复制，复制大脑中构想好了的图像。既然都是复制，何必费那么大的劲，用照相机不就行了吗？

有同样困惑的另一位朋友没有去照相。这位朋友在中央美院做教授，技术更好，学会了中外好几门功夫，当然也更苦恼。但他最终找到了一条解决路径（真值得庆幸）。他用丙烯作画。与油彩不同，丙烯（尤其是调得较稀的时候）不容易控制，一笔下去，总会有些偶然的意外。这些意外让他开心、兴奋、着迷。这就是艺术，在控制与反控制之间，在似与不似之间。完全控制的过程是劳作，毫无控制的过程是胡来。艺术就是在劳作与胡来之间的冒险。

我对我笔下的话剧着迷。因为它一部分由我控制，另一部分在我控制之外。

剧本的写作出乎意料的顺利。最先完成的是《电视女人》，前后差不多五天时间。事实上我对这个名字并不太满意，因为它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孩子。剧本讲的是三个从事电视行业的女人为了电视不结婚生孩子以及为了电视结婚生孩子的故事。但即使加上孩子之后，仍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剧本实际上要说的是两个道理：一个是意外，一个是荒诞。在一切都筹划好了的今天，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缺少意外。但也许只有意外才能成功。三个电视女人出人意料地以生孩子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电视梦想，这恐怕是所有人都不会想到的事情。但是，剧本要表达的另一番道理可能有些沉重，那就是人生的荒诞性。三个电视女人以各种方式去实现她们的电视梦想都没有成功，最终以出人意料的生孩子的方式获得了成功但却发现这是她们最不想要的成功。最想要的永远也不能实现，一旦实现就是最不想要的。这就是荒诞。人生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努力追求未来，但未来永远未来。这不是因为某个具体的未来不会到来，而是因为一个具体的未来到来了，另一个未来又立即出现。未来在无穷后退，只有死亡才能终止这种后退。我们最想要的又始终不能实现的美好未来的唯一实现形式就是我们最不想要的死。人生难道还不够荒诞吗？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让自己避免陷入荒诞。比如，我们可以相信有来生，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生命在下一代中获得了新生，我们可以富有想象力地认为死比生要美好得多。我们需要理由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我们需要理由解释生活中的各种悖论，我们甚至需要理由快乐，需要理由悲伤。我们的一切都得找个理由，讨个说法。这就是人生。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一个理由的世界。于是，我又满怀**地投入了《理由》的写作之中。

《理由》的故事是由我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来。我在中央美院上课的时候有画家让我去猜他画的历史人物，我没有敢去。于是，我虚构了一个画家请文史哲三个领域的专家去猜他画的历史人物。尽管这三个专家所猜的结果完全不同，但他们的理由都一样雄辩。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理由。在今天，有理由就有了一切。人们以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事实上也是由理由构成的。用尼采的话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当然，剧本中的三个历史人物的选择是有讲究的。我选择了墨子、杨子和孟子，他们分别是古代中国最有活力的三家思想即墨家、道家和儒家的代表。我早就怀疑对墨子和杨子的通行解读的可靠性，至少将墨子理解为功利主义者，将杨子理解为利己主义者这种通行的解读不太有趣，我认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或者说把他们理解为理想主义者比较理想。我写了一些论文来阐明我的观点，但我早就想写一个剧本让他们仨自己出场来辩论，并且想好了一个题目叫《儒道墨》。《儒道墨》是《理由》的论文版。

创作的**是无法抑制的，但处于**中的人生最需要的就是反省。《预言》是我自己对我一时心血**的话剧创作的反省和预期，但由于无法抑制的**它仍然采取了剧作的形式。波普尔有句名言：预言导致预言的实现。被神预言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无论多么智慧，最终仍然难逃杀父娶母的厄运。《预言》讲的是一对热爱话剧的普通夫妻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叫《预言》的剧本，最后剧本中发生的事情果真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生了。不幸的是，发生的是悲剧。他们剧本中的人物在演出成功之后由于突如其来的金钱名利和欲望而闹崩了，而我们剧本中的人物更惨，他们还没有等到演出，在排练的时候就闹崩了。对于我们剧本中的这对小人物来说，金钱名利和欲望是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人们的许多烦恼和纠纷不就是为了一些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吗？

为了抵制预言的实现，我们只写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