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学校对于汉文汉籍的学习依然很重视。据日本文部省公布的资料，现代日本人大约从初中时开始接触汉文汉籍。当前日本使用的初中《国语》课本一共有5种，它们都有汉文汉籍的内容。其中一年级有中国的典故成语故事，如“守株待兔”、“矛盾”等，二年级有一些汉文的短篇文章，如“《论语》学而篇”、“《战国策》狐假虎威”等，三年级有汉诗和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鲁迅《故乡》等。

日本的高中课本有更多阅读汉文的要求，现在使用的日本高中课本大约有20多种，其中都有汉文课文。以下是当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东京版高中课本中有关古典汉文的目录。

1.小故事。

《史记》晏子之御、《十八史略》先从隗始、《韩非子》不死之药、《十八史略》苏武持节、《世说新语》漱石枕流。

2.诗。

孟浩然《宿建德江》、王维《鹿柴》、李白《怨情》、韦应物《秋夜寄丘员外》、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望庐山瀑布》、岑参《逢入京使》、张继《枫桥夜泊》、杜牧《赠别》、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杜甫《月夜忆舍弟》、钱起《送僧归日本》、白居易《草》、崔颢《黄鹤楼》、孟郊《游子吟》。

3.史记。

项羽和刘邦、鸿门之会、项王自刎。

4.思想。

《论语》性相近也、《孟子》不忍人之心、《荀子》人之性恶、《庄子》无用之用、《论语》礼之用，和为贵、《老子》无为之治、《韩非子》侵官之害。

5.古诗。

《诗经·桃夭》、《诗经·硕鼠》、《乐府诗集·上邪》、《文选·行行重行行》、《文选·去者日以疏》、《陶渊明集·饮酒》、《陶渊明集·责子》、《乐府诗集·敕勒歌》。

6.文。

屈原《渔夫辞》、陶渊明《桃花源记》、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日本高中课文中还有一部分是日本人写的汉诗汉文，如大津王子《临终一绝》、广濑淡窗《桂林庄杂诗示主声诸生》、夏目漱石《题自画》、佐藤一斋《涉世间之道》等。

日本人中学读汉文汉籍是用“汉籍和训”的方法，即在汉字旁加注日式的句读符号和返点，用日语发音来读。读时对汉文句子中的词序需加变化。日本高考时出的汉文题就是使用这一方法。下面是2004年日本全国高考国立大学国文考试卷中的汉文试题：

这篇文章选自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试题对文章的难点作了注释，要求学生看懂文章后回答六道问题。其分数占整个高考国文试卷的四分之一。日本国立大学比较注重学生的汉文能力，认为汉文能力好的学生其他成绩也不会差。因此国立大学的考试汉文是必考科目。日本高考汉文的题目一般出自比较冷僻的汉籍，以免学生押题。题目亦具有一定的难度。2005年的高考汉文题出自明代张燧的《千百年眼》，其文字如下：

鮑叔固已識管仲于微時。仲相齊叔薦之也。仲既相，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每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叔不惟薦仲，又能左右之如此。真知己也。

及仲寢疾，桓公詢以政柄所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仲不幾負叔乎。不知此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叔之知仲世知之，孰知仲之知叔之深如是耶。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何爲宰相，與參隙。何且死推賢惟參。參聞亦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又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與管鮑相反，而實相類。

这篇选题从文字和内容的难度看，是不低于我们中国国内高考的古文题的，只是它是用“汉籍和训”的方法来读，读懂文章的学生并不会汉语。

日本大学文科亦重视汉文汉籍的教学，以关西大学为例，2005年开设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史类学问的课程就有10门，名称有“中国文学史”、 “东洋史概论”、“中国古代典籍选讲”、“中国文学作品研究”等。授课对象除“东洋史概论”为一二年级学生外，其余都是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有的课程要连续两年，如“中国文学作品研究”在二年级有两门课，其中一门讲授从诗经到唐诗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一门课专讲唐诗。三年级的“中国文学作品研究”也开设两门课，一门讲六朝志怪小说和列朝鬼怪故事，一门讲授《孟子》。“中国古代典籍选讲”是二年级开设的课程，也分两门，一门讲授南宋的蒙书《小学》，另一门讲授《论语》。这些课程一般是用日语讲解的，学生阅读时用汉籍和训的方法。当然，有些课程也学习一些汉文的规律性知识，如“中国文学作品研究”要学习《汉文入门》，“中国古代典籍选讲”用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和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做教材，通过读原著了解古文规律，掌握古文基础。

日本大学注重古文原著的学习，研究生阶段更是如此，例如，大东文化大学为学习史学的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用《资治通鉴·晋纪》和《史通》做教材，上智大学为史学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用《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唐纪》《册府元龟》做教材。上智大学的那位教授是研究唐朝的，他选用的三种教材都讲唐代的一段，先用《通鉴纪事本末》了解基本史事，然后读《资治通鉴·唐纪》，时代更为接近唐朝，两书又可互相比较，最后读《册府元龟》。日本大学就读中国古典文史专业的研究生学习时接触的古汉文资料是比较多的，如东京一所著名大学的史学研究生研究唐代的城坊，教授开出的基本文献书单分三类，第一类有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唐会要、唐六典、全唐文、大藏经、大唐开元礼、唐律疏议。第二类有（唐）韦述《两京新记》、（宋）宋敏求《长安志》、（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还有现代学者写的书，如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考补》、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以及日本学者福山敏男《福山敏男著作集6·中国建筑与金石文研究》、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和洛阳·资料篇》、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等。第三类是唐代的墓志，并要看一些相关的论文。

日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古典汉文原著使用两种方法，一种继续用汉籍和训的方法；另一种是用汉语来读，这就需要学习汉语。日语中有许多汉字虽然和汉语是一样的，但是汉语和日语毕竟是两种语言，是需要从头学起的。日本一些学习中国古典文史专业的学生常以中文作为自己的第一外语。导师对此也比较重视。2001年第1期的《史林》上有一篇悼念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文章，作者是岛田的一位研究生，跟随岛田读东洋史专业。作者回忆她刚读研究生时，岛田虔次就要求她学汉语，文章说：“对一名尚未具备汉籍读解能力的学生来说，每天只是和古汉语打交道。那时的感觉是，一个个黑色的汉字如同垒筑起的坚壁一样，要攻克谈何容易，就像在用脑袋去撞击一样，艰难而乏味。既没有那种出自古人口中话语的栩栩如生之感，也没有什么史料生动感人和趣味无穷的体会。”然而，岛田虔次严肃地对她说：“在我们这里，岂有研究中国史而不学习中国语的道理。” “并非要求你们像当地人那样具有外国语的能力，但至少要像在学校阅读英语文章那样，也能熟练地用中国语读中文。”她牢记导师的教诲，“抓紧一切时机学习中国语”。后来终于能熟练地用汉语来阅读史料了。她回忆当时读书的情景，“研究班上用作解读的教材有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有情绪缠绵的《家书》等。先用中文朗读，接着用日语按日本文法阅读。”[1]这位日本人说的用两种方法读古文，是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较为独特的方法。

日本大学一百多年来形成了对中国学问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庞大学术队伍，严绍璗教授在《日本的中国学家》一书的“前言”中说，1977年日本全国430余所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从事中国文史哲方面教学的讲师以上的研究者共计有1322人，开设了将近2500门中国问题的研究课程。这一数字是根据日本1978年的《全国大学职员录》的统计，其中尚不包括名誉教授、退休学者、在短期大学任教的正副教授，以及各有关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专任研究员。若加上这些，估计这支队伍约有3000至3500人。[2]1977年以来，这支队伍又有长足的发展，这使日本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学问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日本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可以不懂中文，因为他们有“汉籍和训”的阅读方法。但是，真正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特别是其中出类拔萃的，还是懂得中文的，尤其是到中国来留过学的学者。

[1] 〔日〕森纪子：《悼念岛田虔次先生》，载《史林》，2001（1）。

[2] 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