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把日本的中国典籍称作汉籍。汉籍在古代很早就已传入日本。据日本古书《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博士王仁东渡日本，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传授于日本。这一记载说明，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典籍已传入了日本。日本的飞鸟时代（593～710年）、奈良时代（710～794年），有更多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这可从604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许多遣词造句直接引用中国经典得到证明。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日本朝廷颁布的《养老律》和《养老令》中，除大量引用中国典籍外，亦仿中国做法，把儒家经典分为“大经”（《礼》《左氏春秋》）、“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和“小经”（《易》《尚书》）三类。公元74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编成，书中汇集了64位日本诗人的作品，其中有141处引用中国的典故成语。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平安时代（794～1184年），日本皇室竭力倡导学习中国典籍，朝野上下形成了一派讴歌汉风的风气，日本嵯峨天皇在即位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敕令编撰了《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两部汉诗集，此后的各代天皇都热衷于学习中国典籍。醇和天皇在位期间（823～833年）， 日本编就了一部大型的汉籍类书《秘府略》，全书1000卷，征引的中国典籍不下于1000种。9世纪末，藤原佐世奉敕编纂《本朝见在书目录》，载入的中国典籍有40类，1568种、16725卷，据严绍璗教授研究，这些典籍约占当时中国文献记载的典籍一半。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是在江户时代（1603～1876年），江户时代日本的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迅速增长。中国的文献典籍通过贸易渠道进入日本，其数量和规模较之平安时代有了很大发展。据当时长崎海关档案资料统计，自1693年至1803年的110年间，由中国商船运进的中国典籍达4781种。另据大庭修先生统计，从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至1855年（清咸丰五年），经长崎输往日本的汉籍达6118种，总计57240多册。其中有儒家经典，有《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省地方志和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有农林、医药、历算等实用书籍，还有许多小说、传奇等文艺作品。

近代以来，中国典籍继续传播日本。如今，日本有许多文库和图书馆都收藏了大量中国典籍，其中不乏善本、珍本。如日本的国家图书馆“内阁文库”藏有汉籍古本约为185000册，其中有宋刊本20余种，元刊本70余种，大部分为明刊本，其数约有4700种。“静嘉堂文库”是收藏汉籍宋元古本最为丰富的一个文库。在它所藏的1180余种汉籍善本中，有宋刊本120余种，元刊本150余种，明刊本550余种，明人写本70余种，此外，还有清代名家如朱彝尊、顾广圻、黄丕烈诸人的手写本和手识文本260余种。东洋文库藏有许多珍贵中国典籍，其中中国的地方志和族谱搜集之多，在国外图书馆中是仅见的。东洋文库还藏有大量的藏文、蒙文、满文典籍以及近代中国的研究文献。日本以收藏中国典籍著名的还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所、金泽文库、尊经阁文库、米泽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许多国立和私立大学。

文献典籍是文化联系的桥梁，千百年来，中国的典籍源源输入日本，受到日本人的重视，学习汉文汉籍在日本蔚然成风。时至今日，日本人还普遍具有以阅读汉籍的能力显示教养程度的根深蒂固的意识。汉文汉籍在日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从历史上分析，大约和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是“汉籍和训”的发明。日本人在古代很长的时期内，是按汉语的读音读法来直接阅读汉籍的，其间虽有吴音与唐音的变换，然而，都是用汉语直读。能用此法读懂汉籍的仅限于皇室、贵族、官僚及僧侣阶层的少数人。后来，日本发明了“汉籍和训”，其法是在汉文原著上按每一汉字的训诂意义标注上日本的假名，大大方便了阅读。“汉籍和训”大约起源于平安朝时代，真正形成是在日本应永年间（1394～1428年）歧阳方秀为《四书》所作的和训，1502年，歧阳的弟子桂庵玄树对和训加以修正，开创了“桂庵标点”，为后世普遍推行。[1]“汉籍和训”的发明使得汉文修养不太高的日本人也能读懂汉籍，增加了普通日本人接触汉籍的机会。因此，大大扩大了汉籍的社会影响。

第二，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非中国化。在古代，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长期影响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育的营养素，这使得日本文化深深地渗入儒学的意识形态。江户时代，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日本旧儒学被研习二程和朱熹学问的新儒学所代替，人称“宋学”。宋学在日本成为一门独立学术，标志着日本汉学独立形态出现。汉学在国外一般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西方人称Sinology。但是日本汉学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日本人不把汉学视作外国学问，而是把它作为日本学问。日本大学里的国文科或国文汉文科研究的对象就是汉文汉籍。日本另有“支那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用此名）和“东洋学”，前者为针对中国的研究，后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的研究。因此，Sinology如果翻译成日文，只能译作“支那学”而不能译成“汉学”。对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有过评论，他称日本的汉学家是一些 “头脑里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者”。他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指出：“日本汉学的特征……在于它试图构筑一个没有‘异’的‘自我’的世界，亦即舍弃‘异己’而以自己为小宇宙的世界。”“所以日本汉学当然不可能是外国学，在本质上，它只能是日本学。”[2]沟口雄三指出日本汉学以自我为中心，沉浸于自己的学问圈子，这和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立场有着本质的不同。日本人对于中国古籍的理解时有日本式的偏向，比如中国阳明学中“心即理”这一命题，其内容是基于中国乡村宗族的秩序观念、孝悌伦理的背景产生，本意为“内心的本质或根源是道德性”。但是，日本汉学家将 “理”理解为超越内容的一种实体性规范。把“心即理”解释为人心就是最高的规范，甚至于认为阳明学是主张可以无视国家的法律制度，按照自己的内心所信来行动的革新思想，这种解释显然是被日本化了的中国思想。日本汉学研究的非中国化受到现代学者的抨击，但是它在历史上对于增加日本人对于汉文汉籍的亲和力，扩大汉籍在日本的影响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三，是日本采取的振兴“汉文教育”的政策。日本在古代以儒学占据教育的主导地位。明治维新后，随着欧美文化思潮的拥入，“脱亚论”勃兴，儒学受到批判。然而，明治维新追求的是天皇专制政体下的近代化，当民权运动超出天皇制政体在维新中追求的根本目标时，便遭到自上而下的反拨。1879年，日本以天皇名义颁布了《教学大旨》。提出要以仁义忠孝、道德之学来匡正教育。在此之后，一度低迷的儒学教育得以复苏，汉文汉籍成学校教育的必备课程。

日本振兴“汉文教育”是包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国性教育体制的整备。其中许多规定是非常具体的。如，1881年制定的《小学校教则纲领》规定：进入小学的中等科（相当于三、四年级）以后，就要教授简易的汉文读本。同年制定的《中学校教则大纲》规定：初中、高中的5年间，每周学习和文、汉文的时间各为6至7小时，为各门学科之最。1886年颁布的《寻常中学校学科及其程度》中，对学生要达到的汉文阅读和写作能力作了规定。1902年在《中学教授要目》中，更进一步规定了各学年要达到的汉文教育要求。其中第一学年“国语和汉文课的比例是国语八、汉文二”。汉文学习要点是掌握词性及正确书写。第二、第三学年“国语和汉文课的比例是国语七、汉文三”。第四学年“国语和汉文课的比例是国语六、汉文四”。汉文学习有句读、返点（在汉文中加上日本句读符号，以表示汉字次序和词性的方法）、省去送假名（在汉字后表示词性和时态变化的假名）的要求。第五学年国语和汉文课的比例也是国语六、汉文四。在汉文文章的选用上，要求从第一学年就采用文意完整的全篇，前三学年用日本作家编写的课文，第四学年选用唐宋八大家、唐诗选、清初名家等作品，第五学年加上《史记》《论语》之类作品。1893年起，日本在中学里还开设了“东洋史”的历史课，教授内容主要为中国历史。[3]

这一时期汉文教育的振兴也在大学进行。1877年二松学舍在东京创立，这是一所专以儒学教育为特色的学校，讲授的全部是汉文汉籍课程。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书经》《易经》《孝经》《左传》《史记》等。它和1923年日本建立的另一所以汉文汉籍为教学内容的学校大东文化学院在财政上经常获得天皇的“赐金”。1877年东京大学文学部设立了和汉文学科，意味着国立大学汉文教育的振兴。188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又特设“古典讲习所”以加强汉文典籍的教授与研究。1897年日本政府在京都设置了京都国立大学，后来，又在北海道、仙台、名古屋、大阪、九州等地设置了国立大学，在这些大学中成立了与汉学、东洋史学等有关的学科、科目或者研究机构。此外，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谷大学、驹泽大学等私立大学也纷纷开设汉文汉籍课程。日本的大学及社会上还成立了许多和汉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这样，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与汉文汉籍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在新的教育结构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现代。

[1]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83～85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2] 孙歌：《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载《世界汉学》创刊号，1998??05。

[3]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部），392～400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