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无论过去或是现在,对于汉文汉籍都有一种独特的相知之缘。日本学校的教育体制将汉文汉籍的学习置于重要位置,因此,来华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知识并不是一张白纸。日本学生对于汉文汉籍具有一定的了解,是教授日本学生学习中国历史文选的有利因素。但是,这一有利因素是有限的。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汉语和日语的汉字虽有不少是相同的,但是有的字释义并不一致,望文生义往往会发生理解错误;第二,日本学生接触中国典籍一般是用“汉籍和训”的方法,汉籍和训作出的意译,有时与原书有歧义,学习者的理解易被和训牵着鼻子走;第三,日本汉学研究的非中国立场,使日本人对于中国古籍的理解会带有日本式的偏向。由于这些原因,日本学生即使对以前学过的古文再用汉语读解时仍然会有一定的新意。
研究中国学问的最佳途径是用中文在中文的语境下阅读中国文献,这一问题早在18世纪初已有日本人认识到了。日本汉学形成独立的学术后曾出现过不同的学派,其中有一派叫做“古文辞学派”,其创立者荻生徂徕力主以中国语直接阅读汉籍,然后才转成日语表达。荻生徂徕在他晚年写的《徂徕先生学则》中极为精辟地表述了他的学术观点,他认为日本与中国各自拥有自己的语言,而用“汉籍和训”方式阅读汉文古籍使得这种区别变得模糊,易使读者把中文所包含的内容理解成日语的内容。他举例说,读《橘颂》时,生活于长江以北地区不产橘的地方之人以枳代橘,设想其颜色味道,焉能不张冠李戴?而站在他国的立场上理解中国独有的四海皆无之物,其理与以枳代橘正相类似。所以,他主张要恢复中国典籍的“中国特色”,直接在中文的语境中用中文的方式去阅读中国典籍。[1]
荻生徂徕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是在那一时代日本人阅读汉文汉籍普遍使用“汉籍和训”的方法,先学习实用中国语,再研究汉籍对于日本人来说是绕圈子走远路,没有必要。明治维新后,崇洋排亚思潮在日本流行,学习中国语和用中国语研读中国古籍的倡导在日本学术界响应者更是寥寥。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后,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组织人员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近代社会,学习实用中国语。在政府的重视下,日本的“支那学”研究建立起来,这对战后的日本汉文教育产生影响。战后,日本国内的汉文教育呈现四种情况,一是沿用日本传统的“汉籍和训”的方法教读中国古文;二是借用“汉籍和训”的方法教读现代中国文,日本人称为“时文”。时文和古文的学习词汇有很大不同,如古文学习应掌握“汝”这个字,时文则需要掌握“你”这个字。三是有些从军队中退下来的粗通汉语口语的人员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汉文教育。四是有少量的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用中国语教读中国古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人的汉文教育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如今,那一时期培养起来的学者正在日本的学界挑着大梁,他们中不会汉语,只用“汉籍和训”法研读中国古籍的为数还不少。然而,现在的日本人正逐渐偏向于用汉语来读解中国古籍。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大学中就读中国古典文史类专业的学子也纷纷投入汉语学习,其中不少人还负笈中国游学。日本年轻的一代学人似乎正在回归荻生徂徕的观点,越来越多地使用中文直接研读中国的典籍。
现代日本人通过“汉籍和训”方式得到的古汉文修养与他们的前辈相比逊色不少。日本学者大野晋生于1919年,他在其著作《日本语练习册》中说,他这一代人能读懂汉文,但是很难理解汉诗,他的父亲一代的人能品味汉诗,但是不能自己作汉诗,而他的祖父一代的人却能自己作汉诗。他因此感叹世代间的差异很大。大野晋所说的日本人作汉诗、品味汉诗、读懂汉文都是指用“汉籍和训”的方式进行的。他说的世代间的差异显然是用 “汉籍和训”方式接受的古汉文修养的差异。今天,日本的年青一代通过“汉籍和训”得到的古汉文修养恐怕比大野晋一辈的人更少了。现代日本的学校教育虽仍然重视汉文汉籍的教学,“汉籍和训”仍然在日本流行,然而,在校学习的年轻人通过 “汉籍和训”训练得到的古汉文修养已远不如上几代人,这是日本社会的现实。
大野晋感叹日本人的汉文修养在衰退,所说的是通过“汉籍和训”的方式获得的汉文修养的衰退。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年轻人通过学习汉语用汉语来阅读研究中国古籍的却在大大增加。这一退一进反映了当前日本人接触汉文汉籍方式的某种变化趋向。
“汉籍和训”是日本绵延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它和由这一方式联系的日本人将汉文汉籍视为日本学术内涵的思维都不会一下子消失。但是,日本年青一代学人热衷于用汉语来研读中国文献典籍却给我们以启示,开拓中国历史文选课对外教学应属正逢其时。
中国历史文选课的对外教学中,日本留学生是重要的生源。日本留学生已有一定的汉文汉籍知识,这就需要我们考虑如何在教学中采取应对措施,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情况。本文介绍的日本人接触汉文汉籍的历史和现状,是为这项研究做一铺垫,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斧正,以促进教学相长。
历史文选课对外教学面对的学生来自各个国家,不同国家的学生学习这门课都有各自的特点,推而广之,都要在认真考察、仔细分析的基础上,对其特点得到认识,方能使教与学各方都有所长进。这方面可以做的事还很多,本文抛砖引玉,期待在这一领域有新的探索。
[1] 孙歌:《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载《世界汉学》创刊号,199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