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师院读书的时候，常去琴房玩琴聊天。有时我在音乐系同学乐谱上面图画方块圆圈，描绘各种奇奇怪怪的线条图案。然后结结巴巴在琴上试图证明这些抽象形状和具体音符的关系。这种交流通常吃力不讨好，可偶尔也会引起同学的兴趣。一次，有位同学好奇地问我这些图案从何而来？我一愣，从没想过。回头看看架在钢琴上面的乐谱，我说：“音乐一响，形状自己就会出来，你没看到？”“没呀！我怎么就没见它？”那同学笑了。我当时真想跳起来揍她一顿，因为她的眼里满是鬼胎嘲弄，下面的话没说出来：不觉得自己有点不正常？但是不管怎么说，鬼画管鬼画，最后在琴上，我还是把她给说服了那么一丁点儿。

我当年去读师院美术专业是因为有音乐专业可混。这种不务正业的歪打正着不是我的独创。当年伯恩斯坦在哈佛读音乐，但真正得益的却在音乐之外，是大卫·普罗尔（David Prall）教授对综合艺术的想法影响了伯恩斯坦的一生，最后自己回哈佛假借诗歌，用语言学独特的角度解释音乐。

在师院的那些日子，不知怎的，三搞两搞，两年之后我就搬进音乐班宿舍。从此以后，我和音乐班的哥们比自己美术班同学还近。当时我总去琴房练琴，最后艺术系主任下令禁止我再去琴房。可音乐班的同学和老师暗中向我，所以禁令实际无效。

我喜欢音乐全是出自本能。刚进师院的时候，我懵懵懂懂，根本不知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保罗·克利（Paul Klee）在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之间的努力，更谈不上对这方面有何认识。可是，音乐一直给我可触可摸的抽象形状和色彩，我在云里雾里鼓捣，一度还真以为通过音乐，可以窥视抽象艺术的真谛。甚至一时还在梦中看到自己玩弄音乐色彩变幻的动画影片。二年级的时候，读到康定斯基的《论艺术中的精神》（ü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不由吃了一惊，赶紧把自己的幼稚和狂妄收敛起来。当时，我常和音乐班的翊功和燕迪厮混。我们为勋伯格、贝尔格、威伯恩、康定斯基和克利这群音乐绘画全才发疯。更对当年维也纳的音乐文化、德国抽象表现主义和包豪斯的艺术思潮着迷。翊功去美国之后，燕迪和我常常关在他那间小小的琴房宿舍，通宵达旦听乐谈艺。我们对庸俗图像化的音乐解释恨之入骨，以至于我准备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音乐和视觉艺术之间的区别，后来这个计划以找不到指导教师告终。多年之后，读到年轻的保罗·克利也曾发过类似自相矛盾的疯魔，想来这种怪事真的无独有偶。

我老是嘲笑自己“马后炮”的古怪念头。在以前的笔记里面，我曾提到当年在师院读书的时候，突然在巴赫WTC第一册C大调前奏曲里听到色彩的兴奋。做学生的我们，学的都是本本。印象派才是色彩，怎么会是巴赫？当时读到《傅雷家书》提到舒伯特音乐的色彩，都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反叛”之兴奋。把巴赫的音乐和色彩联在一起，那是狂妄的臆想症。更过分的是，我真在巴赫的音乐里面听到凡·高黄绿蓝之间微妙的色彩渐变，以及排列有序而又奇思异想的层次。多年以后，我在纽约读到有关卡萨尔斯的大师课，他对听众大叫：“色彩！色彩！巴赫是个伟大的色彩家。他喜爱色彩，从他WTC第一个前奏曲开始……”[1]

做学生的我在乐谱上面图画形状，当时自己以为斗胆包天，实际半点创意亦无。后来读到克利的《教学速写》（Pedagogical Sketchbook），又看到尤妮丝·诺顿（Eunice Norton）关于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钢琴教学的大师课[2]，克利用点线面图解音乐，施纳贝尔强调音乐中的抽象形体，认为美化音乐的夸张和感情的做作，首先毁掉的就是音乐中的形体，没有形体的音响不是音乐。

以前给《爱乐》写文章时，曾经答应雪枫一篇有关音乐抽象视觉图像的文章。那时我还是主要依靠被动的听，所以富特文格勒（Furtw?ngler）的版本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试图以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为本，富特文格勒的诠释为辅，图画一组“音响建构”的草图。结果这事没做成。以后朋友送我一本海因里希·申克（Heinrich Schenker）的《音乐分析五首图解》（Five Graphic Music Analyses），尽管是和声结构的示意图例，和我没有太大关系，但从视觉角度看来，却是觉得非常面熟。关于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关系，我在2000年4月11日的笔记中提到：

在我看来，音乐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关系有两层。形式上的类比是一层，即视觉的抽象形体之于音响的线条和织体，绘画色彩之于和声和调性，这是数的比例和关系。任何一个对音乐和绘画语言有所体验的人都能感觉两者之间的联系。克利和康定斯基做的就是这回事。第二层关系比较抽象，接触的层面也更为广泛。很多年来，我一直发现任何时代的音乐和艺术（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在形式上有着类似相关的共性。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共性往往与当时政治结构和社会价值，甚至文化环境和时尚风气，在抽象的形态上面有着相当的关联。这里所指的不是政治和社会环境对文化艺术影响的泛泛而谈，而是纯粹形式结构方面的类比。当年大学毕业论文，就是探讨泛希腊（Hellenistic）时期，社会结构与艺术和戏剧之间的形式关系。很多年来，对这种间接形式关系的思考直接影响我的作品，不管我用什么媒体，或多或少都与这个想法有关。一次我和燕迪谈起这个想法，他突然说，那不是诠释学（Hermeneutics）吗？我以前可真不知这个单词。燕迪说我什么都是自己稀里糊涂撞上的，真的没错。我生来最怕别人告诉我什么必读、什么必看。我自认是个未来的土包子，有便利不用，自愿孤闻寡陋，且又保持道路畅通。我把这种心态叫作业余的旁观、有意识的原始状态。我在音乐里做艺术，在艺术里玩音乐，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这种旁敲侧击的新鲜。

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是我终身搞不清楚的情结。我在视觉空间里面感觉时辰变迁，在时间动态之中看到具体形体魔变。无论音乐还是艺术，我是错上加错，最终，在错差的夹层之间，看到那么一点不尽的相同，得到半点似是而非的领悟。

[1] “Color! Color! Bach was the greatest colorist. He loved color. Beginning with the first prelude of the Well-Tempered Clavier...”

[2] The Teaching of Artur Schnabel-Eunice Norton, 1987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epartment of Mu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