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问题社会管理探讨——实现中国梦中国人年龄正当其时

侯晓春[1]

造成中国老龄人口比重加快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大大降低了全社会的生育水平；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寿命大大延长。家庭是养老的基础，能满足基本养老需求，在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养老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能有效弥补家庭做不了、不能做的养老“空档”。市场能满足老年群体的高端需求，克服政府养老只能保证老年人低端需求的缺陷。一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为”；二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依”；三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四是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2012年2月，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小平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小平同志的长女邓林在广安举办了“返璞归真——邓林七十岁回家乡画展”。在与我们交流时，她强调自己虽然年届七十，但还很年轻。是的，与她的父亲——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相比，70岁确实是很年轻的。小平同志73岁复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88岁南巡讲话，再次掀起思想解放的热潮，换来了国家发展的春天。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里的“七十三”说的是孔子去世时的年龄，“八十四”说的是孟子去世时的年龄。去世之前，这两位圣贤一位还在编著《春秋》，一位还在撰写《孟子》，并没有赋闲休养、坐等归天。所以，古代把超过73岁的才叫老人。今天，如果大家深入到基层农村去调研，一定会发现，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60岁左右的农民还是勤劳致富、持家生财的主要劳动力；70岁的老汉栽秧、打谷、挑水、施肥还是一样不丢。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老年不是绝对的，不能机械地以年龄为界来划分。俗语说，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人的生理、心理健康受环境影响，会产生个体差异。我国现阶段以60岁为划分老年人的通用标准，规定男性到60岁、女性到55岁就要退休。这一制度设计照搬国外理论，把人的工作状态与年龄挂钩，人为地打上“老年人”的烙印，存在较大缺陷。我认为，虽然年龄达到60岁的花甲之年，还能正常工作、生活，能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口，都不应该认定为老年人。

近年来，部分专家根据“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理论和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2%的现实，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我看来，中国不但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还有年轻化的趋势。百年前，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就在《少年中国说》中发出“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之问，经过层层论证，他认为“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中国还属少年社会。“积弱积贫、衰败不堪”的清朝末年社会尚不处于老年，更何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在创业活力迸发、财富源泉涌流的当今社会，年龄不再是阻碍实现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的因素。大量60岁以上的有志之士迸发30岁的**，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老年群体的心理低龄化、生理健康化，正推动日益强大的中国走向年轻化。

有学者认为，老年人应该定义为剩余期望寿命等于或小于15年的人，目前60岁的人剩余存活寿命相当于19世纪初43岁的人剩余存活寿命，而43岁的人在当时被看作中年人，因而60岁的人现在也应算作中年人。我之所以说把60岁作为老年人标准，这种制度设计不科学，是希望社会重新审视老年人的标准，深入研究现代人群的健康、生理、心理特征，建立具有科学的老年人划分标准，便于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采取指向清晰的措施，让他们享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造成中国老龄人口比重加快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大大降低了全社会的生育水平；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寿命大大延长。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在全社会人口中，年轻人口比重的进一步降低和老年人口比重相对的提高，最终表现为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养老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家庭是养老的基础，能满足基本养老需求，在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养儿防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从当今状况来看，90%以上的老人最终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儿女绕膝、天伦之乐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我们要强化尊老爱幼、孝敬长辈的中华传统美德，让老年人有一个温馨、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政府养老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能有效弥补家庭做不了、不能做的养老“空档”。政府要设计合理的制度，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政府要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增强“制度养老”能力，同步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会福利水平和救助水平。市场能满足老年群体的高端需求，克服政府养老只能保证老年人低端需求的缺陷。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建设专业化养老服务设施，培育发展老龄产业。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要贯彻“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一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年人是社会发展的财富和可依赖的资源。建议退休政策不搞“一刀切”。对身体较好、有一技之长、愿意继续就业的，应允许采取兼职工作、非全日制工作的方式，实现弹性灵活就业。对身体状况较差、不愿意就业的，可到龄即退。这样为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二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逐步扩大社会养老、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和层次。三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乐”。通过老年体育、舞蹈、书法协会，老年大学和老年人活动中心等载体，支持老年人组织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四是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积极探索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提升与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供给。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集中财力物力，建设一批条件较好的公益性养老院、老年公寓。

特别要指出的是，传统养老模式习惯把老年人集中在一起，与社会割裂。如城市的老年公寓总建在偏僻的城郊，农村的敬老院总是独门独院，成为养老的“孤岛”。这种模式，会加剧老年人的心理老化，更加孤独、寂寞，缺少生气。我们应当改变这种模式，让老年人保持与社会的充分接触。在城市依托物业公司，发展小区养老，让物业公司除承担保安、保洁、维修、绿化等职责外，再增加上门服务，为业主提供助餐、助洁、助急、助行、助医等方面的特色化服务，甚至在老年人归天之后，提供丧葬服务等；在农村，把敬老院等老年人服务场所建设在新农村综合体内，让老年人与新村农户共同生活，帮助他们全面融入社会。

强调一点，我们要未雨绸缪，调整人口结构。计划生育政策从1983年开始实施，控制了中国总体人口基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一味地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家庭规模向小型化发展，“421”的家庭模式（4指四位老人、2指一对夫妻、1指一个孩子）越来越多，子女对老人的赡养更加困难。建议国家加大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帮扶力度，提高相关补贴；对那些失去独生子女的老年家庭，由国家主导负责安排养老。同时在适当时机放宽生育控制政策，让素质较高、条件较好、意愿较强的家庭多生优生。

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曾感慨：“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今天，全国人民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其中也包括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梦想。

[1] 侯晓春，中共四川省广安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