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爽 胡象明[1]

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邻避项目而引起的社会稳定风险正不断升级，给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公众针对邻避项目的风险行为与其风险认知密切相关，基于此，本研究以风险认知为切入点，探讨公众的行为特征、与认知间的关系及其诱发因素。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一方面将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的公众行为划分为自保、传播及对抗三种类型，分别探索风险认知与三种行为间关系；另一方面，分析政府决策、媒体传播、专家言论和他人行为等因素对公众风险认知及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以达到从源头处调控公众风险认知，防范风险行为，规避社会稳定风险的目的。

近几年，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两难的“拉锯”状态。一方面，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需求，核电站、化工厂、垃圾处理站等邻避项目[2]频频上马；另一方面，此类项目所特有的风险潜在性、非自愿承担性和规避成本高等特征致使公众产生较高的风险预期，在部分地区引发了群体性对抗行为。这种行为的可能性构成了学界日益关注的“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也是十八大所提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非常重要的子类别，具体指邻避项目在选址、修建和运营过程中，由于项目安全危机、征地拆迁、环境破坏、弱势群体影响等方面而产生对社会民众影响面大、持续时间长，容易导致较大社会冲突的不确定性。传统对邻避项目社会风险的考量，多着眼于技术完善或利益补偿等视角，而对公众的认知、态度、情感等主观因素重视不够，成为提升风险治理效果的掣肘。故本研究侧重探讨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公众风险认知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以及影响风险认知及行为的几个重要致因，以便从源头防止社会失序。

一、理论框架

（一）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的风险认知

风险认知是人们对客观风险在主观上的体验，是一种直觉性判断。西方学者斯拉维克、卡斯帕森和我国心理学家谢晓非、时勘、王二平等都曾在研究中谈及风险认知对个人风险接纳度与风险行为的影响。而对“风险认知”等主观因素的态度差异，使学界对风险实质的阐释亦有不同：现实主义者认为所有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世界本身的一种特性，并不因个人感知而发生变化。建构主义者则提出，风险具有“主观性”，与人们的认知、信念、情感等密切相关。对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解读同样存在这两种分野：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学者研究时往往着眼于邻避风险中的技术失误、利益受损、环境破坏等，并更多从权威专家的视角出发，将客观的、具有科学性的意见纳入风险管理。反之，则更关注公众这一主体在邻避工程修建过程中的风险认知、心理、情绪及其可能引发的风险行为。

纵观近年发生的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大都不是因项目已爆发实质性危机，而源自公众对垃圾场、核电站、化工厂等项目并不乐观的风险认知。这种“感知到的风险”虽然并非真实存在，却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应对方式，从而左右真实风险甚至控制风险的发展趋势：若对风险的负面解读较强，则可能推高实际风险；反之，若在能构建积极的风险认知，便能降低担忧与恐惧，实现理性选择，缓解风险的产生。

（二）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的公众行为

公众针对邻避项目的行为根据其表现与风险性差异，可划分为对抗行为、传播行为与自保行为三种类型。其中，对抗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力度和范围直接决定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而传播行为和自保行为虽不会立即引发社会失稳，却也是风险隐患，需要加强监测和引导，防止其演变为大规模群体性行为。

1.自保行为

“自保”是公众无力阻止邻避项目修建时选择的“消极”行为。恰当的自保不会破坏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值得鼓励和提倡。常见的自保行为有两类：①躲避。如减少出门次数，不去受到污染的地方等。②防护。如不食用受污染的食品、储备项目风险防护物资、定期体检等。但过度的自保会增加人们的焦虑感与恐惧感，在特殊环境下可能演变为负面信息传递甚至对抗行为，引起社会失序。

2.传播行为

这里的“传播”指公众对某种事物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公众出于对邻避项目的高度关注，私下交流与项目相关的信息，试图达到确认风险，分担忧虑的目的。流言的蔓延，将引发人们对项目风险的无端猜测和过度估计。并且，随着信息在口口相传中多次放大，最终可能形成群体恐慌与抵制，若疏导不利，会导致人们选择更极端的风险行为。

3.对抗行为

对抗行为的具体表现有两种：①搬迁或逃离。虽然“用脚投票”成本较高，但当公众对邻避项目的风险预期居高不下时，则可能放弃对成本的考量，选择搬迁或逃离，甚至劝说亲友不要在该地区居住。大规模的人口搬迁，会造成区域拥挤和资源短缺，给社会管理造成困扰，而无序的逃离则更可能带来社会混乱。②抵制与反对。即公众公开表达对邻避项目修建的反对、加入或号召他人加入抗议组织、参与群体性游行示威等。如果控制和处理不当，此类行为将迅速演变成政民或民企冲突，不仅会造成人员受伤，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政府公信力和企业社会形象，并严重挫伤项目的未来发展。对抗在三种风险行为中影响范围与破坏力度最大，是防控社会稳定风险时需集中关注与着力缓解的类型。

（三）理论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首先，在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公众的风险认知对自保、传播及对抗行为均有影响；其次，风险认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外界干预进行调控，进而达到规避风险行为的目的。据此，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公众行为生成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公众行为生成的理论框架

二、研究假设与方法

（一）研究假设

根据理论框架，本研究假设如下：

H1.公众在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的行为选择与风险认知正相关，包括三个子假设：H1-1.自保行为与风险认知正相关；H1-2.传播行为与风险认知正相关；H1-3.对抗行为与风险认知正相关。

H2.公众风险认知受到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包括四个子假设：H2-1.公众风险认知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H2-2.公众风险认知受到专家观点的影响；H2-3.公众风险认知受到媒体传播的影响；H2-4.公众风险认知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1.问卷编制与施测

核电站作为邻避设施中污名显著、争议不止且事故危害最严重的一类，近几年发展势头强劲。因此，本研究选取邻避项目中的典型类别核电站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公众在面对核电站修建时的行为表现、与风险认知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为同类邻避项目社会风险的防控提供参考。

研究以“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公众行为选择模型”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专家座谈及核电站周边公众访谈，构建“核电站周边公众社会风险认知及行为倾向问卷”。经过试测，删掉显著性较低的项目，正式问卷包括风险认知、行为倾向、影响因素三部分，采用Likert 五级计分法。

调研共发放问卷1 845份，回收1 812份，其中有效问卷1 508份，覆盖我国沿海与内陆分别处于筹建、在建、建成三个阶段的核电站，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回收问卷进行信度检验，总问卷的可靠性达到0.882，其中分问卷一为0.861，分问卷二为0.797，分问卷三为0.879，信度较高。

2.数据分析与处理

在对调查问题及答案进行统一编码、录入的基础上，主要运用Excel 2007和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为：

①探索风险认知与三种公众行为间关系时，采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分析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间的共变规律或预测模型。

②探索风险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时，通过对各题所得分数与选择人数的综合衡量，比较政府、媒体、专家和他人行为对公众风险认知与行为的作用差异。并进一步计算各题备选答案的选择人数比例，统计答案的频数分布，了解不同主体具体行为的作用程度。

三、风险认知与公众行为间关系分析

（一）风险认知与公众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1.风险认知与自保行为间相关性分析

图2 核电站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中风险认知与自保行为间关系

由图2知，自保行为与风险认知之间的共变关系并不显著。尤其在高分数段时曲线波动很大，无规律可循，证明高水平的风险认知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自保行为。原因可能在于公众采取自保措施是出于应激性的自然选择，又或是受到周边公众影响而产生的从众行为，并不必然以对风险的强烈预期为前提。而当真正出现较高的风险认知时，自保已经不能达到平抑风险恐慌的目的，公众将会选择力度更大的行为方式。故假设H1-1不成立。

2.风险认知与传播行为间相关性分析

如图3所示，对于传播行为而言，当风险认知在3.5～5分区间时，信息传播行为不再随之上升，甚至有下降趋势。可见，高水平的风险认知并不一定带来高水平的传播行为。原因或许是信息的搜集与传播并非完全来自于对核电站风险的恐惧与预期，也可能是出于对相关领域的兴趣或者是从众的无意识行为。所以，二者在数量上并没有严格的共变关系。假设H1-2不成立。

图3 核电站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中风险认知与传播行为间关系

3.风险认知与对抗行为间相关性分析

图4 核电站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中风险认知与对抗行为间关系

如图4所示，风险认知与对抗行为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随着风险认知水平的升高，对抗行为程度也呈平稳上升趋势。虽然存在上下波动，但幅度较小，平均不超过0.5分。而在3～5分的高风险区间，曲线非常平滑，表示风险认知程度越高，选择对抗行为的倾向也越高，由此证得假设H1-3成立，可进一步探索二者间预测关系。

选择绘制线性、二次和三次曲线。由统计参数（见表1）可知，三种曲线调整后的R2都高达0.9以上，且F值达到显著，均适合于解释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与对抗行为（opposing behavior）的关系。但通过模型拟合度的比较，可见三者分别为0.91，0.947和0.972，三次方程模型的解释力度最大，能达到最高的预测准确度，故选用。

表1 统计参数

根据三次方程系数表（见表2），得到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对于对抗行为（opposing behavior）的预测模型为：

Opposing Behavior=-0.317+2.182RP-0.716RP2+0.092RP3

表2 风险认知预测模型系数表

（二）风险认知与对抗行为间预测关系检验

本研究利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作为个案，分别测量其周边民众风险认知和对抗行为的值，再将模型计算值的对抗行为值和实际测得的对抗行为值进行“趋势对比”，以检测核电站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模型是否与该地情况吻合。

选取被试1 200名，其中男性482人，女性414人，年龄基本分布在25～45岁之间。其中528人居住在离核电站最近的5～10公里圈内，占总人数的60%。20%的民众居住在10～30公里圈内，仅有5%居住在50公里外。回收问卷1 080份，有效问卷896份。

首先，将大亚湾核电站的风险认知测量值代入预测模型，可计算出每个个体风险认知值对应的对抗行为值，将所得值连线，得到下图中浅色曲线。其次，将在大亚湾实际测得的对抗行为值计算作图，得到图5深色折线。

图5 风险认知对对抗行为的预测模型验证

可见，两条曲线的趋势非常相近，误差值最大不超过0.3。证明风险认知对社会稳定风险的预测模型能较好地应用于大亚湾核电站的个案分析，基本通过检验。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该预测模型的预测力达到95%以上，并不表明只要存在高风险认知，就一定会产生对抗行为，导致社会稳定风险的爆发。因为人们的行为选择除了取决于心理的焦虑或恐惧程度，还与自身掌握资源，以及对于选择对抗行为的“成本-收益”预期等因素相关。正如王二平教授在社会心理预警的方法论探讨中所言，“由于行为的变通性、外部压力的左右、认知与情绪的冲突等原因，行为反应可能并不完全与认知和态度表现一致”。这一方面提醒我们在通过风险认知预测公众行为时，必须要广泛考虑外在因素的作用，避免过度报警或漏警。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邻避项目修建、运营过程中，都不可忽略公众的风险认知。否则，当其对风险的预期累积到一定程度，且具备合适的外界条件，人们将很可能选择极端的风险行为，破坏社会稳定，影响项目修建与经济发展。

四、风险认知与公众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综上，公众的风险认知直接决定了其对抗行为的选择，而对抗行为是引发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核心要素，故建立公众对项目的积极认知，是化解对抗行为，进而从源头处掐灭社会风险的必要之举。为此，本研究分别调查了政府、媒体、专家、公众四个主体影响风险认知进而作用于公众行为的程度，试图梳理出相应策略。

图6 政府、媒体、公众、专家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程度

由图6可见，四者对民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都超过了3分，处于偏高水平，说明政府、媒体、公众和专家与核电站相关的行为均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众的风险认知水平，假设H2中的四个分假设都得以证明。相较之下，政府管理决策的影响力最大，说明政府需要特别重视对核电站建设与运营的管理，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位居其次的是公众行为，从众心理始终是影响个体风险态度的关键要素。媒体的传播行为比专家更能对社会风险产生作用，尤其在当今时代，媒体种类繁多、信息量大、传播速度极快，民众大部分关于核电站的信息都是从传媒获取。四个主体中专家的影响最弱，据分析可能是因为目前尚未建立规范的专家咨询制度，专家与民众的接触很少，民众难以获取来自专业领域的引导和建议。

（一）政府管理决策对风险认知影响分析

图7 政府管理决策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

作为邻避项目的审批与建设部门，政府与核电企业的所作所为对公众风险认知有重要影响。尤其前者作为公共组织，更容易受到左右人们的判断。公众只有相信政府管理部门在核电站选址和运营监督管制中的决策经过安全考虑，且出于公共利益，才会愿意接受官方对核电站的规划，也才有可能平抑内心的核安全担忧。政府决策中，最可能激发社会稳定风险的是对环评信息的公布。因我国目前的核电站等大型项目信息公开还处在发展阶段，很多在国外已经高度透明的数据在我国却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尤其是关于核电站安全及环境影响的数据，出于多方面考虑，一直没能完全公之于众。对于居民而言，事实的遮掩恰是加大其风险预期的直接诱因之一。此外，政府是否定期考察核电站运营安全，是否建立完善的核电风险应急机制，是否进行核安全知识宣教都促成了风险消极认知，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引起关注。

（二）媒体传播效应的作用分析

图8 媒体传播效应对公众风险认知的作用

媒体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对民众的风险认知起到引导作用。随着媒体形式的不断拓展，既为受众带来了丰富的信息支撑，帮助其深入了解事态，同时也不利于公众独立判断，容易出现决策偏差，诱发冲动和过激行为。通过调研数据可知，媒体传播效应中，对民众风险认知影响最大的是“媒体对核电站风险的报道过多”，因为当众多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共同强烈关注某事故并持续追踪时，会使民众产生“后果严重”的错觉，引发其抵触项目、抢购物资、对抗政府等行为。此外，媒体传播信息的方式（如频率、真实性、一致性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公众的风险认知和行为选择。特别是当媒体立场、需求不同，而对项目风险呈现不同表述时，公众反而无法判断险情，进而产生担忧与焦虑。可见，媒体把握好信息传播的度，及时向社会公布真实、必要的核电站信息，是建立民众核电正确认知的有效措施。

（三）专家观点影响的作用分析

图9 专家观点影响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

对于核电站等同类邻避工程而言，其专业性显著，故专家的观点会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公众风险判断。如果专家对核电安全持一致赞同，对核电未来发展普遍看好，且积极进行核知识宣教，并对核危害给出明确解释，可对民众恐核心理进行有力疏导。反之，若专家意见存在分歧或有与政企“合谋”之嫌，则易动摇普通民众对核电的信任感，提升其风险预期。故日后在我国核电等项目的发展中，专家务必在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树立一个中立、权威的形象，为营造核电项目与社会的友好关系承担一定责任。

（四）他人行为引导的作用分析

图10 他人行为引导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

与难以获取和理解的政府、专家言论相比，他人的选择更容易对核电站周边居民产生影响。他人影响的最显著表现在于“助长与极化”：作为核电站周边居民，当亲朋邻里都对核电站的安全产生疑虑，甚至预备付诸抗议行动时，助长效应便会发挥作用，使人们重新检视自己对核电站正面的看法，或迫于社社会压力和评价顾忌，而顺从群体的思维与行为。如调研中“出门戴口罩”，“拒绝食用当地水源和食品”等显见的行为会导致个体降低理性判断，选择从众。而他人散布的风险信息对个体心理影响相对较小，证明人们对信息存在基本的筛选与判断，但也不能忽视谣言被广泛散布后的涟漪效应。

五、结论

根据上文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对于应对我国近年来频发的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有一定参考作用：

第一，邻避项目上马过程中，公众受到主观风险认知及外界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可能出现自保、传播和对抗三类行为，需要区别对待。其中，自保与传播属于社会可承受范围内的行为选择，尤其是合理的自保行为和理性恰当的信息传播行为值得鼓励和提倡。政府、企业与专家应加大对工程风险及其应对方式的宣教与普及，让更多公众了解项目的安全性，并掌握风险规避的方法。但对抗行为是社会稳定风险的直接诱因，需要管理部门重点观察、预测并加强防控。

第二，经实证分析可知，风险认知与自保行为和传播行为之间的共变性并不明显，故对风险认知的调控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该两种行为。但认知与对抗行为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对抗行为的产生。因此，管理者可通过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度量，结合相关因素共同推测对抗行为概率与程度，为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第三，公众风险认知受到政府、媒体、专家及他人四大社会主体的共同作用。防范公众的对抗行为需要从源头处入手，即通过规范与优化邻避项目中的政府决策、媒体传播、专家言论和他人行为等，调控公众风险认知，以建立其对邻避项目的了解与认可，从而达到规避社会稳定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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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二平，张本波，陈毅文，史伟.社会预警系统与心理学.心理科学进展，2003（4）：363～367.

[1] 谭爽，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胡象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2] 邻避项目是指为社会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与福祉，却会给附近居民带来负面影响以致产生邻避情节的公共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