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瑞芝[1]

一个幽灵，一个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各地徘徊，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全球化对中国是一个发展机遇，同时也必然带来冲击和面对许多严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超级庞大的管理系统，如今正在处于一个“矛盾多发期”，中国是一个面临治理困难的大国。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改革的幅度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之一，但中国绝不能墨守成规，必须不断前进，勇于涉入改革的“深水区”。总之，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影响和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对我们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深刻而艰巨的任务，如何改变一些不合时宜的管理思想、理念、政策、措施，以更高层次的哲学观作为指导，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当务之急。为此，本文提出社会管理的文化观照这一论题，作为一种探讨与方家切磋。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厘清几个概念；第二，社会管理必须以文化作为观照；第三，社会管理如何以文化作为观照。

一、厘清几个概念

为了回答社会管理为什么必须要以文化作为观照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管理的文化观照？

（一）文化的界定及内涵

“文化”这一概念自从古希腊产生以来，一直被质疑、被争论，曾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斯芬克斯之谜”。文化的定义究竟有多少？美国的人类学家克虏伯和克拉克洪在他们对“文化”一词的潜心研究中，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他们合作的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其中列举了161种定义，自那时以来，关于文化定义的争论仍在频繁进行，其定义的数量也相应增加，有人认为，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种定义。在对文化界定的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1871年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1832-1917），其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他对文化下了经典性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至此，关于文化概念的界定，已逐步达到理论上的成熟。

总之，此后的研究，无论如何定义，文化概念中均包括有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道德观念、政治意识、科学观念等众多成分。

本人认为，经过多年的研究，文化界定的总趋势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是广义的文化；另一个是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包括进来，它扩及到人类整个活动方式及活动的成果的总合，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内容。如果简而言之，就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器物文化（物化了的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领域，指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现象、精神过程及精神产品。

综合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往往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观念形态的文化总是受制于并附属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即精神文化是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为条件的。如演奏，需要乐器；美术创作离不开纸、画布、颜料等；精神生活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物质生存条件之后方能进行，粮食充裕了，文化才能得以昌盛。

其次，精神文化是以物质文化为对象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以物质世界和人类的物质创造及作为物质实体的人为表现、描绘或研究对象的。

最后，人类的物质文化创造与精神文化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的物质创造，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改造活动凝结着智慧，意向和情绪，如一座建筑物，当然它首先是一个物质文化产品，但它又包含着人（建筑者和使用者）的科学思想、价值意识、审美情趣等观念形态的综合成就，并且体现出人的生活习俗、行为定式的规定性要求，实际上是精神的物化或物化了的精神。这个建筑物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为文化彼此之间紧密结合的整体。

文化的内涵一直以来也是人们不断研究、探讨的热门话题。文艺复兴时期，因为打着复兴希腊古典文化的旗号，因此将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含义传袭下来，仍具有有教养的、受栽培的含义，把文化与人的潜能结合起来。18世纪启蒙时代，人们虽仍认为文化的含义是有教养的、有学问的，但更多的是从哲学的高度探讨文化的内涵，认为文化是指导人们去开发和完善人类精神的每一部分的一种特殊的艺术。至19世纪，这是一个文化研究的热潮时代，如前所述，英国历史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原始文化》为文化的内涵做了经典性的论述。

中国关于文化的含义早在战国末年的《易经》中就有涉及，认为文化有以文教化之意，以人伦、秩序教化世人，让人按照规范行动。中国古代认为“文”的本意指各色交织的纹理，后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章、善与美等含义。“化”的含义则认为是变、改、生化、造化，指二物对接的方式使双方改变形态。

笔者认为，所谓文化的内涵，就是指文化反映了什么，蕴含了什么。

首先，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只有人类才有文化。说到此，有人会问，既然文化是后天习得的，是可以传承的，那么很多哺乳动物都可以有后天习得的传统，如候鸟的迁栖、蚂蚁搬家、蜜蜂筑巢等，但是，这些都不能称之为文化，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原文化”。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有目的性、有意识、有观念、有道德伦理、有法律意识……如人推磨是为了把麦子磨成面粉作为粮食维持生命；搬家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盖房是为了满足人口的增加。这些活动与驴子一圈圈推磨、蚂蚁排队搬家、蜜蜂筑巢的本能不可相提并论的。人的活动、行动、思维等创造的是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合。

其次，文化标志着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从考古遗存文化，我们了解到人使用什么工具，是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还是铁器时代。如北京周口店遗存是旧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是青铜器时代；战国则是铁器时代。文献典籍文化的记载，同样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荀子·议兵》所记：“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中的“金声”可说明当时处于青铜时代，司母戊大方鼎、编钟等就是当时出土的文物。又如：《荷马史诗》中，反映了希腊公元前1400年进入迈锡尼文明时代，那时已是相当发达的青铜器时代。荷马时代，英雄阿克琉斯举世无双的甲胄是由火神兼铁匠的赫淮斯托斯为他铸造的，他用这副甲胄最后杀死了小亚细亚英雄赫克托耳。

还有，文化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模式。从考古、文学作品、神话传说、史诗、宗教崇拜、绘画、民族学中，都可以反映出所有制的情况、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劳动产品如何分配。从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穴的考古遗存中，看到人们聚族而居，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那里是原始氏族组织日常生活的地方，也是人类创作艺术的舞台。从《荷马史诗》的记载中，看到奥德赛自己打造婚床，还与农民比赛收割庄稼，说明那时的奴隶主还未完全脱离劳动，但是他可以杀死奴隶，还可以占有很多好的土地。

再次，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传统。如考古遗存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画有各种动物，它们或立，或蹲，或奔跑，以及受伤后血淋淋的样子，可以透视出当时人们的某些生活的真实——人与动物休戚与共的关系。壁画中有两幅女性**像和浮雕，反映了已有女性崇拜，说明当时的社会结构是母系氏族。《荷马史诗》中反映了那些狩猎出众的年轻人被推举为首领，如奥德赛、阿伽门农、赫克托耳等。

《荷马史诗》还反映了最高的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氏族之上有胞族组织——部落议事会。以后的军事民主制有专职的部落首领，权力逐渐加大，攫取了氏族部落机构的管理权，如奥德赛在外打仗，20多年未回家，人民大会就20多年未开。

在风俗婚姻方面：从班辈婚——限制亲兄妹婚姻到限制族外婚也都有反映。

在传统方面：尊老扶幼是每个成员的责任，部落内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部落外则不受法律的保护，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宗教方面：氏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同的墓地、共同的祭祀；把日常动物拿来举行祭祀仪式，表示对动物的感谢以及对猎杀他们表示歉意。

最后，文化折射出人们的观念意识。

民族学反映出，在易洛魁人那里，东西可以随便拿去用，没有“我的”、“你的”之分，只有“我们的”概念；人们没有私有观念，认为土地不可能私人所有，也不可能买卖，就像空气不能私人占有和买卖一样。

考古文化遗存发现：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发现了用于美容、装饰用的物品，如耳环、项链、护肤剂、唇膏等，表现了人们的审美意识。

西亚两河流域《吉尔伽美什史诗》记载、反映了人们已在探讨生命，命运的问题。城邦首领吉尔伽美什在寻找长生不老草，以求长生不死，避免死亡的命运。[2]

（二）社会管理概念的界定、内涵及特点

社会管理一词最早来自于苏联时期的奥马洛夫所著的《社会管理》一书，他将社会管理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依既定状况为转移，这种影响的现实要从加工反映系统运动特征的信息的结果入手，要借助于对人们的活动的适当组织和协调。这是用系统论的思想所做的界定，较为抽象。

近来，不少中国学者也在讨论社会管理的界定问题。大家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又结合了我国目前社会体制的特点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本人倾向认为，社会管理也有如文化的界定那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对整个人类社会活动的管理，实质是人类对自身社会活动的规范、协调和秩序化的过程。狭义的社会管理则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包括城乡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监督，等等。

社会管理的内涵大致包括7个方面：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护社会稳定。其核心是保护、维护群众的权益，促进社会公正。[3]

社会管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只有人类才有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社会动物。”自从人猿相区别，人类一经产生，便组成了社会，即原始社会。尽管那时人们很原始、很穷，比动物好不了多少，但他们有思想、有目的、有意识；他们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因而他们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机构——氏族、部落；有了社会的管理者——部落首领、宗教祭司等。他们会制造工具，共同生产劳动，打猎所得的狩猎品平均分配。他们有自己的禁忌——族外婚。有自己的传统——不分彼此、财产共同所有、尊老携幼、如有氏族成员遭到外族的攻击，全体氏族成员都要为他进行血亲复仇。他们有共同的墓地、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图腾。他们在劳动中，逐渐产生了语言、符号文字、象形文字、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与此同时的动物，它们仍然只是“群”，它们的“猴王”、“蜂王”、“头马”、“头羊”永远成不了社会组织的首领。

其二，社会管理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初创到完备的发展过程。如古希腊城邦制度，以雅典城邦制的民主政治为其发展的最高水平，但它在城邦刚开始建立时，它的政治机构和管理制度存在浓厚的氏族血缘残余，氏族贵族的权力很大，公民和自由民在不断失去自己的权利。如何废除氏族的血缘残余，削弱贵族的权力，保护和扩大公民的数量和权利，从而达到加强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基础，并以此保障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使雅典真正成为“全希腊的学校”，遂成为工商业奴隶主的紧迫任务。为此，雅典在社会管理制度和各项管理措施方面进行了不断改革，经过提秀斯改革、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形成一整套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应的管理措施，彻底消除了氏族的血缘残余，公民权完全以居住地域的村社机构登记为依据，取消了以族籍为依据的登记措施，从而使许多失去了族籍的自由民和外邦人都取得了公民权，进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民主力量。

其三，社会管理的发展是有时间性和阶段性的。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人类的文明史经历了古代农耕文明时代、近代工业文明时代、现代文明时代、后现代文明时代。我们的社会管理应顺应每一历史时代的需要，也就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达赖将农奴制时代的西藏吹捧为宗教的天堂，企图拉历史的倒车，恢复那时政教合一的西藏，这是今日现代化时代的西藏人民绝不会允许的。每一历史阶段都会有这一历史阶段的任务、使命，社会管理既不能超前，也不能倒退。法国大革命中的立宪派，利用一些小农对国王的怜悯，攫取了权力，保留了路易十六，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不利于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底层人民的社会管理制度，其结果是立宪派被推翻。而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却又走得太激进了，实行了一系列“恐怖政策”，它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从而又被“热月政变”所推翻，废除了那些伤害大多数人民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

其四，社会管理的发展是有地域性、民族性的。东方与西方，亚洲、非洲、欧洲，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的道路各不相同，起码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不同的国家、民族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亦千差万别。各个地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实行何种社会管理制度，只能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绝不能按照某些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民族的意志和模式强制性地去推广、实行。“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并非是民主、自由、繁荣。

其五，社会管理具有综合性的特点。社会管理是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解决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为社会发展创造整体的社会环境。为此，社会管理应有一个宏观的、统一的指导思想，要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管理政策；需要建立起成系统的管理措施，最重要的是设置一个严格有效的监督、监管体系，客观、公正地保障社会管理制度、管理政策、管理措施的有效实施，这也是人们所常说的“综合治理”。

（三）社会管理的文化观照

在我们明确社会管理必须以文化作为观照之前，有必要先理解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何为“观照”。“观”——看，“照”——照镜子看自己的影子。但这种”看”、“照”不是一般的看、一般的照，而应理解为是用灵魂来深思，即亮察、知晓，是主体以一种冷然、淡漠的态度去看待事物，即静观。美学家认为这是审美活动的特点，静观时，主客体都是“纯粹”的，二者交融，但物我两忘，在这样的观照中，消除了现实的各种束缚和界限，达到一种恬静的怡然自得的境界。这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在现实生活中乞丐是乞丐，国王是国王，但在审美观照中，他们以同样的态度来欣赏落日的美。”

其次，何为社会管理的文化观照。以文化作观照，实际上就是以一种文化哲学观作为指导，从宏观视野上去审视、明察社会管理的种种问题。何为文化哲学？自20世纪末中国哲学热研究以来，文化哲学是其中影响最大、成果也最丰富的哲学之一。关于文化哲学的界定，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本人倾向认为，它是哲学层面的文化研究，它不是一般哲学之下的部门哲学，而是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奠基于现实文化之上的当代哲学发展的新形态。可以说文化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再次，以文化作观照，在态度上要以超越现实各种束缚和界限的态度来审视社会管理是否合理。因为人们的行为或明或暗地受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的，这些都与文化和哲学背景有关。因此，一定要超越个人、小团体、部门的现实既得利益。

最后，何为最好的社会管理。合理化的社会管理应是最好的社会管理。所谓最好的社会管理即是一种合理化、理性化的社会管理。当然合理化的管理不可能每个具体部分都是合理的，但必须总体是合理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合理化的社会管理一开始就是一个合理化的，它从初创到合理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和阶段性的，即从简约和存在缺陷到逐步细密和完善，它在一个历史阶段是合理的，但在另一个历史时代就不一定合理了，或不完全合理了。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管理合理不合理，要合乎三个条件：一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三是看它是否符合国情。看某一社会管理是否合理化，还要看它的目标，看它的发展过程。可以说，社会管理的合理化应是管理者的一个坚定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一步步地走，通过这个过程达到总体的合理化，也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最好的社会管理了。

二、社会管理必须要以文化作为观照

（一）社会管理是与文化共生同源的

从前面所述已知，有了人类就有了文化，就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社会管理。最初的原始社会组织是血缘家族（族内班辈婚），进而是母系氏族（从族外群婚到族外对偶婚），再到父系氏族。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担负起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分配、生活、对外战争、文化艺术创造、宗教仪式、图腾崇拜、婚姻禁忌，等等。由此看出，人类社会、社会管理、文化、思想观念等几乎都是同时产生的，当然其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然社会管理与文化共生同源，密不可分，所以在思考和实践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政策、措施、行动时必须以文化作为观照。

（二）文化包含了社会管理

从广义文化的界定得知，文化包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虎、行为文化、器物文化等，它包括了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当然也包括了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既是制度文化，也是精神文化，同时还是行为文化，尤其它还受物质文化的制约，也离不开器物文化的存在。人类社会是一个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有机体，某一方面都不能脱离开这一有机体而单独存在，社会管理的研究也不能脱离这一有机整体而孤立地去研究自己，应立足自己并观照其他，才能知道自己处于何种位置，应起何种作用。

（三）文化是社会管理生成的土壤

文化是社会管理生成的土壤，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会孕育出具有什么样特点的社会管理，而社会管理又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当然，文化与社会管理的发展均有赖于物质基础。

以古希腊雅典城邦文化的繁荣为例：希腊半岛陆上多丘陵、山地，丘陵将陆地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地区，当时陆地上建有200多个城邦，显现出其零散性、割裂性。希腊半岛南部的爱琴海上，有480多个岛屿，它与陆地上的山地一样，也具有零散性、独立性。这样的自然环境，带给希腊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就是海上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加之奴隶制下奴隶劳动的血汗钱，这些都为希腊城邦文化的繁荣和城邦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雄厚的物质根基。尤其重要的是自然环境的分散性和割裂性，造就了希腊人的独立性、自由性，他们在狭小的地域里或茫茫的大海上，俨然就像国王，一切自己做主。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文化）陶冶了希腊人创造了自己丰富的文化产品，他们追求理性、探索自然、建立起当时最优良的城邦民主政治，实行有利于城邦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各种管理制度。这正如恩格斯所说：“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制上的参差，都得到了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得到了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是希腊文化的繁荣时代，希腊文化不仅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自然科学等各领域出现了全面繁荣，而且在各个领域都创造出令古今惊异的充满着理性文化的知识成就。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雅典城邦。文化的繁荣促使雅典制定了很多有利于文化发展的管理政策和措施。如小国寡民的城邦限制公民及人口的数量，使城邦的土地、公民、奴隶、外来居民都按一定比例存在，不仅使一定数量的奴隶可以供养一定数量的公民，使公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而且还可以使一部分富裕的公民脱离农、牧业，去从事工商业或文化的创造。城邦花费巨资用于文化事业，修建冠于全希腊的建筑与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卫城、还修建了许多露天剧场、音乐厅、竞技场等。城邦在庆典中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观看戏剧表演，还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它相当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在雅典节等节期，全雅典百工歇业，甚至连犯人也暂时从监狱中放出来，以便参加庆祝活动。观戏时男女都可入场，这就改变了妇女不能随便参与公共活动的规定。政府对戏剧比赛和竞技比赛中的优胜者给以奖励，还可以免除服兵役、国家的其他所有义务，甚至有的可以得到终身津贴。城邦还为各种比赛的优胜者立像，将其名字铭刻在大理石上。

从以上雅典的实例可以看出在特定的文化氛围里造就了具有特色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政策，而一定的社会管理政策又会反过来更加促进文化的繁荣昌盛，最终汇聚成巩固城邦制度、团结城邦民众的强大精神力量。雅典城邦制度在公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城邦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服从城邦成为一种崇高的美德。“城邦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是希腊城邦的“公民精神”。

（四）社会管理一定要适应文化发展的水平，既不能超越，也不能倒退

精神文化一般来讲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也具有很大的迟滞性。如人文主义的思潮，早在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就已产生了，因为那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经济最发达，至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广泛传播，同时也开始传入西欧。人文主义思想最终成为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文艺复兴运动则成为西方现代转型时期反对封建统治、动摇教会精神统治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曾给人们绘制出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乌托邦》一书是英国莫尔的不朽之作，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该书写于1515-1516年出使欧洲期间，用拉丁语写成。书中叙述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即“乌有之乡”。莫尔第一次用它来表示一个幸福的、理想的国家，莫尔说，“乌托邦”是南半球的一个岛国。在那里，社会的基础是财产公有制，人们在经济、政治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4]

公民没有私有财产，每十年调换一次住房，穿统一的工作服和公民装，在公共餐厅就餐，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二年，官吏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慧游戏活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乌托邦人也奉行一夫一妻制和宗教自由政策。莫尔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源：私有制使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落到最坏的人手中，而其余的人都穷困不堪。因此，“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5]。莫尔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无论是人文主义思想本身，还是它的思想家的思想都成为日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社会改革的号角和前奏。而法国大革命中旧制度[6]代表的封建思想，特别是作为君主立宪派的思想基础及大多数居民一时还不能破除的王权正统观念，这是精神文化迟滞的表现。它使得在攻陷了巴士底狱之后的巴黎人民竟然保留了王权，并将路易十六送至凡尔赛宫过着奢华的生活，立宪派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体制。这种体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革命受挫，更大的革命风暴将要来临。至于以后在革命进程中出现的波拿巴雾月政变及独裁统治、拿破仑称帝，都是不合适宜的政体，尽管他们所实行的一些社会管理的政策、措施客观上还是符合当时人们思定、宁要一个强力政府使自己安定下来的愿望的。至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那当然是历史的倒退。

（五）以文化作为社会管理的观照是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全球化的浪潮，将中国推进了现代化的洪流之中。30多年来，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现代化也使中国像其他曾经经历过这条道路的国家一样，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引发种种负面效应，其严重程度可以称其为“现代病”。现代人面临的危机，表现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而其根源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也即自工业革命以来由机械论世界观和方法论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四重互动关系失调造成的危机。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发展方式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改变以往以出口为导向、以靠加大投资、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加大经济改革的转型。与此同时，在社会改革方面也任重道远，此时正是“各种矛盾的多发期”。尤其在人们的精神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信仰危机”、“道德匮乏”、“精神空虚、孤独”，等等，到了必须治理的关键时期。目前西方在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围堵”，更使人们心理焦躁不安。“网络信息的爆炸”带给我们即时的新闻信息，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思想混乱。以上所有这一切复杂的背景说明，社会管理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程式化的冷冰冰的工作，它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活生生的人，人是有文化、有理性的动物，万万不可将他们视为一般的物件。新时期、新形势，要求社会管理必须要以文化作为观照。

三、社会管理如何以文化作为观照

（一）以文化哲学观审视社会管理的观念、制度、政策、组织、措施和方法人们的行为是或明或暗地受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的，这些都与文化和哲学有关，尤其是社会管理的政策、制度、措施制定的主体，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总体的、高屋建瓴的哲学观，有一个深邃的思想、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文化哲学恰恰就是人们达于此种目的的最佳指导。文化哲学既不是空中楼阁，高高在上，也不是只重实践方法的形而下的哲学。它的特殊性正在于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奠基于现实文化之上，它是一种当代哲学的新形态。唯有以文化哲学作指导，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管理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局面。

首先，要树立阴阳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观，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可持续发展之道可以中国古代的阴阳平衡观为哲学基础。可持续发展之道在各个领域所要处理的都是多方面的关系问题。诸方面的平衡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诸方面的关系又可以大体概括为阴阳两个方面。所谓阳的方面，大体指强势的、主动的、主导的、明显的、即刻见效的，而阴的方面往往指弱势的、被动的、服从的、不显著的、长远有效的。比如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在经济与文化之间，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在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之间，前者大体上可以看作阳，后者大体上可以看作阴。以此来看，传统社会似乎是阴盛阳衰，而近代工业社会似乎是阳亢阴虚，而可持续发展之道则要求阴阳平衡。当然，阴阳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既相对又相容，永远在运动变化之中。因此，阴阳的比喻与区分，只是便于我们理解事物的多方面、多因素的平衡。这是试图以中国传统思想的阴阳平衡观来指导和解释可持续发展之道的。近代工业化以来的人类文明的主流基本上是以一元独进与二元对抗的哲学为基础的：崇尚强力的征服，高速的膨胀，物质的消耗，自我的扩张，这些都可以看作人类文明中阳性的一面被片面突出强化的现象，与此同时，道德、教育、心灵等阴性的一面却被逐渐忽视，以致人类文明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环境污染、道德失落、教育滑坡等诸多问题。我们这里讨论的人与自然、知性与德性、利益与道义、法治与德治、民主与权威等诸关系中都隐含着阴阳协调与平衡的问题。当一方面突出强化，而另一方面明显衰弱时，社会就出现某种问题甚至危机。反之，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寻求各方面的平衡点和平衡之道。

其次，需要明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是一方独进的，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创生与毁灭双至的矛盾过程，是一柄利弊并存的双刃剑。近代工业化的过程，在20世纪后半期迅速推广到全球各地。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可以为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社会建设提供改善的条件，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使社会的硬体建设和软体建设严重失调。比如，城市的经济发展为很多人带来更好的住房条件，但同时又带来严重的大气、水源和噪声污染，破坏着人们的生活质素。又比如，经济发展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更好的校舍和教学设备，同时，也使学校教育越来越倒向工具化和功利主义。学生成了教育工业装配线上的部件和产品，教师则成了这一装配线上的装配工人，学校变成了为政治家和企业家生产“工具”的工厂。学校越来越不重视学生心灵的滋养与人格的培育，在物质享受越来越好的同时，人的素质和情操却在下降。要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就不能单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倡可持续发展之道，而要提倡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协调发展。

再次，正确理解“和谐”观，建立和谐社会尤其应该成为社会管理应达到的理想境界。近十年以来，“和谐”一词已成为人们的流行语，成为我们国家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建设一个强大、幸福、繁荣社会的理想和追求。但是，直至今日，人们对“和谐”的理解是不甚清楚的，甚至是极其片面的，不少人甚至于认为“和谐”就是大家“一团和气”，没有矛盾，没有不同，没有差异，因此在处理各种矛盾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各种问题）往往不能正视这些问题，更遑论去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其结果是问题、矛盾越积越多，甚至成为顽疾，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追求“和谐”是人们亘古以来的理想，为了科学指引人们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我们必须首先弄清“和谐”是什么，以便使我们在追求“和谐”理想的征程中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方法论“和谐”是客观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亦即“和而不同”的状态。人们都知道，客观事物包括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等等，他们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多元的各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在不断运动中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这就如同数学中的“1-1=0”一样，对立的事物相处，虽对立却又相互依存，处于一种零和状态，这就是相对平衡的状态，亦即“和谐”的状态。“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我关系”、“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家庭关系”……都是组成人类这一“和谐共同体”的各种元素。因此，我们应以这种哲学观去看待各种关系中既有矛盾、不同、对立、冲突，而又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和而不同”的关系“和谐”的理念也是一种正确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当我们认识到客观世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就需要我们以相应的不同方法去处理各种矛盾，以期实现“和谐”。无论什么方法，均应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允许差异、矛盾、对立的存在，然后通过各种途径、手段，包括沟通、交流、谈判、政策、制度、法律等使矛盾向着化解的方向发展，总之，实现求大同、存小异的局面。当然，实现“和谐”的途径，还有较为激烈的方法，甚至血腥的方法，如争吵、冲突、武装冲突、战争，甚至世界大战，这种手段或方法，往往是矛盾的一方想方设法想吃掉另一方，而不是求同存异。但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是绝对的一方吃掉另一方，因为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武装冲突、世界大战，到头来，冲突的双方还是要坐下来谈判、缔结和约，实现相对“和平”。总之，以科学的“和谐”理念为指导，并运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各种矛盾，才能真正实现和谐。

“和谐”是人们亘古以来所追求的愿景，但是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立场、不同集团、不同国家……所追求的“和谐”愿景是不同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所追求的和谐，是由统治者统治国家，由军人保卫国家，由劳动者养活前二者，即应统治的统治，应服从的服从，就会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整体。亚里士多德的“最优良政体”所追求的是由一个有适度财产的极富有的中等阶级掌权，来统治寡头及贫民，实现顾及贫富两端利益的政体，但在现实中，阶级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最优良政体”是不可能持久的。再比如，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大东亚共荣圈”似乎是一个和谐、美满、共同繁荣富裕的整体，其实质却是军国主义者侵略、掠夺、占有、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地狱。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和谐”愿景，鼓足勇气，坚韧不拔，分清是非，为之奋斗不息！

最后，吸收东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精华，建立现代整体思维方式，更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中国古典的整体思维方式其特征是概览森林，却并未详考树木，着眼于事物的统一性，丛整体上进行直观考察，常用类推逻辑。西方是近代的分析、实证思维，其特征是详考树木，未对森林作整体把握，或把森林简单地看作树木的拼合，着眼于专科研究，竖切一条，隔断联系，纵向深入。现代整体思维则既详考树木，又概览森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这不是把森林看成简单的树木的拼合，而认作是树木生态系统的整合，整体大于部分相加。它的思维特点是一种整体有序（角色分明）、动态相关（角色之间紧密关联）的思维，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思维。与整体观相联系的是“融通、和合观”，其思想主旨是求融通，致中和，强调事物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主张以缓和的、调谐的方法解决世间诸问题，意在防范事物走极端而出现破坏平衡的局面。[7]

一是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问题。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应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延续，作为一个有着近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其传统渊源流长，不能像鸵鸟似的将头埋在沙漠中，只看眼前。如果不了解中国的传统及所包含的各种社会风习，你的社会管理就会没了根基，就会到处碰壁，从小处讲是没把事情办好，而从大处讲，则往往是使政府丧失公信力。今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口平坟事件。去年河南省周口市发起的“平坟运动”曾引发社会各界议论。目前媒体又报出今年春节期间，此前被平掉的数百万座坟墓，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周口民众自觉恢复起来，从而再次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也再度使政府公信力陷入尴尬境地。周口民众自觉恢复坟墓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传统问题。封坟护墓、安葬祖先是中国人最悠久、最深厚最强大的一种传统精神信仰，强制平坟有违民意。其次，春节期间，外出打工的青年男劳动力纷纷返乡回家过年，扫墓祭祖这也是中国人的悠久传统，因此人们必然恢复祖坟。加之2012年年11月16日国务院公布的《殡葬管理条例》删除了强制平坟的有关条款，使民众恢复祖坟没有了法律负担和心理压力。于是，周口“平坟事件”的发展就在情理之中了。[8]

二是慎重借鉴、引进国外的管理模式、管理经验、管理机制。如前所说，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是单一性的、纯粹的，好就绝对好，坏就绝对坏，都是利弊双刃。如前不久的“乌坎事件”，最初的矛盾只是财产分配等利益之争，但却被某些人宣传为是中国没搞“西方式选举”成了中国的“原罪”，一件利益之争的群体事件，却非要往“争民主”上靠，往“中国没有西方式的选举”上靠。2013年2月份报道，经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工作又陷入困境，村民什么利益也没分到，村干部整天提心吊胆，甚至家里安装了摄像头，以防不备。乌坎村的反反复复提醒人们，基层民主是好事，但它不是万能的。民主建设必须前进，但它不是改变中国一切的“魔力”，改变中国是一件复杂艰巨的事情。又如，引进西方考核教师工作绩效的定量分析系统，工作量是否达标可以通过统计得出，上课效果的好坏只靠学生的打分也不太科学，有的学生由于教师过于严格而反感他们，给老师打不及格的现象有的是；至于能否教书育人，更没法量化。笔者认为，更好、更科学的办法还是以东方整体思维为核心的现代思维方式进行考核。

三是管理者与大众都要培养、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多读好书，勤于思考，使整个民族的修养上一个台阶，才能上下协调，共同创建新形势下的新型社会管理。笔者建议，从政府层面加大投入，定期对管理者专门进行文化哲学观方面的培训，就像当年雅典那样，从执政官到一般管理者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或精于诗歌，或长于哲理，或善于雄辩。他们可以到“智者”所办的学园里师从著名的学者学习各种知识，使自己也成为精英。人民大众与管理者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没有优质的水不可能养出优质的鱼。管理者及政府要积极倡导并创造条件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形成人人爱看书，人人爱学习，人人热衷于文化活动的氛围。当年的雅典公民，经常聚集街头，倾听学者们的讲演，他们深知知识的重要，对学者异常尊敬，为本民族产生伟大的学者而感到由衷的骄傲。有这样的大众与优秀的管理者相结合，我们的社会管理水平及其效果自然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1] 宋瑞芝，著名女性学家，中国东与西文化发展中心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当代社会管理创新与国家发展战略重大课题研究”（12@ZH002）子课题“社会管理经验教训的国际比较和案例分析”成果。

[2] 参见宋瑞芝：《外国文化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3] 参见魏礼群：《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 转引自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13～14页。

[5] 莫尔（1478-1535），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转引自《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447页。

[6] “旧制度”一词是18世纪末法国革命者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所下的形容语，成为专有名词。

[7] 参见《环球时报》，2013-02-21。

[8] 参见冯天瑜、宋瑞芝：《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