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琼恩[1]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问题涉及内外两环境，必须先确定环境的系络（context）意义，才能讨论问题。外环境是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过程；内环境是指开始改革开放的行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可行之路，John Rawls即持此看法。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中国特色即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不能丧失这种自信心，否则将成为黄皮白骨、非中非西的人。中国的道统即心性之学，有别于西方传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康德哲学，发展至今的现代哲学精神。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是异化或疏离问题，在20世纪后期则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问题，与春秋战国时代如出一辙。恢复中国的儒释道精神，乃所以克服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问题，恢复人性的真诚和人统之正的道统精神，此乃中国特色的精神，亦足实践中国梦。当这种心性之学弘扬于世，天人合一的精神可以减缓生态危机，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并有望建立真诚的社会世界，此为当代及未来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至于政府-市场-社会管理三种治理模式，各有其局限，应有互补的功能。层级节制的治理模式，并非一无是处，市场的治理模式亦有时而穷，自组织的社会管理模式更有赖于社会资本的建立，中国传统特色的心性之学，乃应机而恢复其应有的哲学地位或时代特色。

一、前言

2011年3月，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出版界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笔者看后觉得很不错，于是向台湾地区的朋友和学生引介此书，希望大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开拓未来的“中国梦”。

其实依据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向来就有浓浓的历史精神和长治久安的中国梦，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是超脱时间的历史意识，难道还有别的？这不是超脱个己生命的意识，拥抱群众，与宇宙精神生命为一体的文化意识，难道还有别的？

1949年10月1日诞生于台湾地区的我，自懂事以后，不断沉思，共产党何以取得天下？国民党何以败逃台湾，何以将亡未亡？这里面总有一点道理可讲。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天下有几点：①有扫描环境的能力，灵活应变；②充分运用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潜能；③重视历史教训，善于学习。国民党之所以败，败在当年苏联代表鲍罗廷所说：“国民党没有路线斗争，只有私人恩怨；共产党则有路线斗争。”（大意如此）2013年1月29日上午11时，笔者率《海峡评论》访问团访国台办时，当时的王毅主任告诉笔者：“当今台湾，国民党没有方向，没有路线；民进党则是错误方向，错误路线。”此语与鲍罗廷所言相似。然则，从台湾史观之，民间社团尤其是具有政治性者，大多分分合合，团结不起来。当代更是如此，例如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发布“两国论”时，试问党内大老可有路线斗争？非得政治生命日薄西山时，才有中国民族大义论出现。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又何以将亡未亡？此或因“两蒋”时代复兴中华文化在台湾落地生根，至今仍在社会各界发生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然何以又言之将亡？此因“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迷失，社会互信或伦理信任疏离，难以再像过去每遭遇民族大灾难时，内部自然兴起凝聚力的潜能。现在的台湾地区已明显可见，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寻求个人权益的保障比比皆是，却缺乏个人主义尊重他人权益的责任感或义务感。此时的台湾，族群分裂已无民族主义的凝聚力；政党分化已无集体利益的最高共识；社会互信感疏离已难以建立组织内外的合作诚意与行动。此种文化精神的衰退，似将说明台湾欲振乏力，两岸和平统一之期，将视中国大陆能否从1949年一条腿（民族主义）的站立，辅之以2011年十七大后文化建设的成效（文化主义），以期两条腿一起站立起来。

二、扫描环境，承前启后；策略定位，行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

三种管理系统的整合及其所面临的局限与互补性。

过去的组织理论强调组织内部变量关系的控制与管理，当代的组织理论更加重视组织如何在外部环境中竞争生存的问题。所谓策略即如何扫描环境，寻求组织在此大环境中所能创造的独特价值，并能采取一系列紧密相连的整合活动，环绕此独特价值而力求创造实现之，以取得竞争优势。没有此独特价值，即无所谓竞争优势。

组织欲创造独特价值，必先扫描其所面对的环境，否则将如清朝从乾隆王朝到同治朝，对英国工业革命已然降临的趋势毫无所知，仍顽固坚持自已的世界观（此就认识论而言），认识能力尚且不足，谈何与时俱进，向西方学习？直到要超英赶美和“**”为止，中国虽然落后，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在竞争过程中，依Yeung（1999）等人的研究，存在四种学习风格。①实验型的学习风格：这是来自自己的直接经验的探索式学习。如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技术人员撤走后的自立更生，所摸索创造的原子弹（1964年）；又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个真正中央高度集权的政体，中央权力第一次直接达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理论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农民才第一次具备了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的制度条件（郑永年，2012：216）。农民可不可以民主？农民与民主的关系是否可以在中国创造出与西方不同的模式，这都是实验型自创的学习风格。②创新型的学习风格：学习他人的经验，而获取新的能力。例如1978年年底的改革开放，向西方经验学习市场经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但未放弃中国特色，可惜20世纪80年代西化潮流太甚，所谓猫论是实用主义的、临时应变的救急观点，有待现今持长治久安观点的社会文化改革。③标杆学习风格：这是向他人现阶段的长处学习，而无创新意义的学习。这种学习风格顶多迎头赶上标杆，却可能与自身文化水土不服，因而是最无效率或竞争力的策略学习。④持续改善的学习风格：学习经验来自自己不断的改进，却无创新，类似于日本企业善于模仿。

自1949年后，中国真正建立了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这个时候国家范围大于民间社会，中央政府权力史无前例地贯彻到农村各个角落，政治动员频繁，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党成为革命式或意识形态的政党。这种民粹式的政治动员治理模式亦史无前例，其结果有三：①法治规范破毁；②专业精神下降；③社会资本流失。这三种结果必然产生经济的衰退，又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造成20世纪80年代末期青年一心向往西方文明表面上的繁荣，未知在里根总统供给面经济学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早已种下2008年的金融海啸危机。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消退潮流中，中国文化精神尚未普及自信的状态下，思想真空，流于对英美西方表面繁荣的羡慕，又因长久心灵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初连邓丽君的美声歌喉亦被有些人误解为“靡靡之音”，这种只知政治，不知何为真、善、美、圣价值的文化氛围，的确是改革开放初期应超越之问题。

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政府必须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因为社会世界越来越复杂，中央政府无论再怎么英明，仍难以由上而下地去理性计划，必须放权让地方政府因地因时制宜，让消费者和投资者自由自主地寻找最有利的经济交易机会，目标在行动中发现并在实践中修正，所谓“Goals are discovered by acting”，最初的目标只是大概确定的，必须留有空间在行动中去不断修正，此乃市场经济的行动要义。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面对全球化的来临，政府对内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中央对地方政府放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邓小平的创新政策，政治哲学家John Rawls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能利用市场经济的好处之一——效率。不过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只要政局安定大约30年左右，中国的社会一般很快就会富裕起来。汉初文景之治与民休养，到汉武帝时经济富庶，开始北伐匈奴；唐太宗贞观之治，不到30年就有实力北伐突厥。清初，康、雍、乾三朝的GDP世界第一，直到1820年鸦片战争前20年，仍然是世界第一。1949年至1979年的台湾地区，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30年间成为“亚洲四小龙”第一。中国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后，同样表现出惊人的成就。

1999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七；

2003年广东的GDP超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4%（美国20.9%；欧洲19.5%），人均GDP刚超过1 000美元；

2005年的GDP超过英国；

2006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五，人均GDP超过2 000美元；

2007年广东的GDP超过台湾地区，中国的外汇存底1 4 336亿美元，世界第一，中国的GDP世界第三，超过德国，这一年的GDP是1978年的70倍；

2008年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2010年的GDP超过日本，世界第二；GDP超过台湾地区的省份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全国人均GDP是3 400美元。

一般估计，到了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占世界的22.9%，届时美国只占17.7%，欧洲占13.3%。

由以上的数字可见，中国人的历史再度证明，只要无外患、无内乱，中国的经济自然会富庶起来，这其中当然有我民族文化的优越价值因素在内。不过市场经济发展导向的结果，引发了若干负面现象，有待于今后的社会管理补救之：

①经济不平等，有待非营利组织或社会企业的补救。

②环境保护问题，也有待NGO的努力。

③全球化及权力与金钱所导致的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产生精神疏离与伦理社会互信感扭曲后的重建问题，及宗教团体的存在因应方略。

④作为国家的公民应用精神和作为世界公民的一分子，应如何培养、教育与训练的问题。

此外在市场经济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转变，影响政党党员结构的变化，原来的农民、工人、军人、党政干部在党员中的比重下降，而新兴的白领阶层如律师、企业主管、教授入党的人数增加。换言之，现在的社会结构已不能简单地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两种阶级之间，还存在无数新的社会阶层，例如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兴起，他们凭自己的能力表演或表现创意而获得社会名望，其财富比起资本家毫不逊色，这些人加入共产党，但并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

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普及，势必造成弱势群体的出现，再加上全球化资本主义带来各国重投资轻环保，以及作为统治工具的新自由主义所产生的不平等，形成“M”形社会的中产阶级萎缩。中国面对以上全球化及国内社会转形变化的新形势，求之于政府，将超出政府能力范围所及，形成“不可治理性”（ingovernability）；若求之于将本求利的企业家，恐将缘木求鱼。唯有留给NGO或非营利组织去进行社会管理，结合少数的权力和多数的影响力，或者少许的金钱和多数的志愿者，奉献有意义的工作，发挥对国家或对世界具有承担或责任的公民精神来管理解决之。此即社会管理时代的来临，下文将再详论之。

三、中西文化的竞争优势：超越实用主义思想，中国需要长治久安的策略性思考

中国文化精神道统绵延五千年，有其一贯的核心思想，或可以当代时髦的学术名词典范（paradigm）喻之，中国长治久安的策略是以①天人合一；②身心一体；③自他不二；④心物一元为知识论的世界观，这种典范即世界观的特色所创造的文明世界，虽盛极一时，到了近400年来，由于西方知识论中典范（天人对立、身心分离、自他分途、心物二元）的影响并取代了中国传统典范的世界观，所创造出的文明价值及生活方式，尤其是工业社会及其所伴随的资本主义，使19世纪的马克思及卡莱尔、瓦格纳等人都抱持着“工业化将会以人性的堕落作为代价，最终将使整个世界付之一炬”。并假定“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根本性错误：少数有产阶级与贫困大众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某种革命危机将带来新的社会主义秩序”。

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都是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后的产物，其背后的世界观正与中国传统的道统精神不同，从20世纪物理学的“典范移转”（paradigm shift）观点视之，西方文明在牛顿典范引导下，300多年来已走到尽头，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觉醒，越是当代物理学的世界观，越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世界观相通。20世纪70年代美国旧金山成立Shambala出版公司，出版了一系列丛书，要向东方寻找灵感，1996年在纽约百老汇剧场以蒙太奇手法表演“神舞”，表现当代人生活的紧张和空虚，要向印地安的祖灵祈求安心立命之道，轰动一时。事实上他们的祖灵也不过表现了“天人合一”、“身心一体”、“自他不二”、“心物一元”的思想观念，与当代物理学典范和中国传统精神的典范如出一辙。

中国文化精神的典范指引，是否有利于当今企业的发展，或创建这样的典范世界是否将有利于人性的上扬？笔者观察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确定这种典范会使人性上扬，不过须对其外在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与时俱进地加以改进，或能普及人类世界，毕竟“四海同心，此心同，此理亦同也”。

1995年两位日裔美籍学者Ikujiro Nonaka和Hirotaka Takeuchi发表《知识创造的公司：日本公司如何创造创新的动态》（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此书根据日本的知识传统（笔者注：其实就是中国的哲学传统，哪里是日本的传统？心物一元也是中国传统，日本也不例外。自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的“量子理论”出现后，心意识与物质之间的互动，改变了旧物理学的观点，是一种新世界观或典范的来临），结合日本的管理实务，创造了四种知识转换的模式及其四种知识的类型，成为第二年世界十大企管名著之一。

此书很有创新意义。过去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学习社会科学理论，往往是鹦鹉学舌般地照抄，几乎很少就科学哲学（注意：不是科学的哲学，而是科学哲学）的角度反省这些理论背后的哲学预设，最明显一例即20世纪80年代使用“公共管理”一词，未反思其政治理论所谓顾客导向的错误，笔者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或道统的核心价值，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创造更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科学理论而普及西方的学术界呢？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这两位日裔美籍学者已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也是前述第一、第二两种学习风格的好案例。

中国的未来必须要从外部检验走向内部检验，从短期应变的实用走向长期的长治久安，超越西方人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回到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默认，才能反思批判工业社会不适合人性发展的模式。

中国人的和平崛起，必须返回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主体性中，吸收古今中外最精华的价值并融会贯通，重新创造最适合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新模式。

四、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儒家的行动理论及社会资本的建立

四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崛起，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科学的先驱，科学理论就是真理，在这种迷思下，过度引申西方文明的价值具有普遍性，东方国家因为科技发达较晚，信心不足，遂难以批判西方文明价值普遍性的霸权优势。

其实，就学术发展的内在与外在因素而言，人类发展前途处于迷惘之际，此时从西方文化霸权中觉醒，反思中国文化精义正值其时矣！

西方文明价值普世论的迷思，其外在因素大致有四：

①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亨廷顿说：“西方赢得世界并非靠思想或价值或宗教胜人一筹，因为其他文明国家因而归顺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运用组织暴力上的优势。”

②西方文明价值的普世论，是一种脱离文化系络的语言。亨廷顿醒悟到倡谈西方价值的普世论，根本就是一种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是普世论必然的逻辑结果。”又说：“西方所谓的普世论，对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国主义。”

③保卫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非普遍性。亨廷顿说：“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贵，并非因为它很普及，而是因为它很独特。因此，西方领袖主要的责任不在试图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这已经不是其正在没落的力量所能为了，而在保存、保护和重建西方文明独树一格的特性。”

④全球化后文化差异更加重要。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内战，实际上是西方文明价值的战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者，都认为自己所信仰的理念具有普遍的真理性，欲强加他人接受，纷争难以止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得好：“我不信‘全球化’这名词。我认为任何界限消失之后总会有新的界限产生，这是一种无法阻挡的现象……事实上，人类只能透过界限来了解自己。”

至于迷执西方文明价值普遍论的内在原因，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大致有以下各点：

①20世纪物理学爱因斯坦典范革命前的牛顿典范迷执科学就是追求真理，真理有其普遍性。

②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量子理论有测不准原理。50年代科学哲学大师Karl Popper提出“否证论”（falsifibility），科学理论顶多是接近真理（verisimilitude），科学命题要有可错性，或可证为误性，百分之百正确的科学命题，不具科学性，那是“重言反复的命题”（totalogical proposion）。

③社会科学的理论更难有百分之百的科学命题。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自诩为绝对真理强加于人，总要留有可错性的余地，供人实践中检验批判。如此，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和科学理论才不至于独霸专行，一个开放社会才有可能树立起来。

中国社会的行动内涵以儒家为主流，其礼治内容发自普遍人性的心性之学，其普遍性并非根植于感官经验的基础，而内蕴于良知良能，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端赖人反身体悟其普遍性，牟宗三谓其为“内容真理”（intentional truth），其内容难以文字表述，而须个人默会，这种“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又叫“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0世纪9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生产过程中，有形要素如土地、原料、机器、厂房的重要性下降，而无形要素如学习能力、品牌、创意、信用等重要性上升。因此原来区分公有与私有的有形因素日趋式微，而无形因素难以区分公有与私有的界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已无必要，混合式的经济成为人类生活方式暂时的实践潮流。

因此，今后社会管理理论的建构有几个基本前提必须注意：

①由于政府职能的过度膨胀，产生不可治理性难以胜任，必须将职权转移到社会性的自发组织来为政府承担一些具有公共性目的的达成。例如自然灾害的危机管理、环境卫生及保护的宣传与实践。

②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者的贫困救济问题，必须依靠各种慈善机构动员有限的人力和物力，以减轻政府的开支或负担。

③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往往复杂难解，需要有效的沟通和咨商，建立双方彼此的信任，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支持。

④人非禽兽，自然会有永恒价值的心灵追求，以及真、善、美、圣等价值的实践，尤其在经济繁荣进步后，公民自发的文创活动、艺术活动、科学活动和宗教活动等的实践力行必然随之而来，如何有效管理，是一新兴课题。

以上种种活动皆超越了政府机关的权力运用，以及市场关系的金钱交易，只有社会性团体的生动活泼，可以弥补政府权力关系的不足，可以补充市场交易金钱上难以传递的价值体验，这种看似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软实力”，足以弥补权力和金钱等“硬实力”的不足，而其有效的实践，则有赖于结合少许的权力、金钱和大量的影响力，吸引人才与财力的集中，才能达到所谓执行力的“巧实力”（smart power），这就必须使社会组织的行政做到：①敏锐地扫描环境；②坚持人文价值，追求有意义的行动；③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完成让人感动而又有所体会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s）。

早期的公共行政强调层级节制的组识形态，以运用权威的模式来治理，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盛行市场机制的价格模式来治理，21世纪来临，社会变化多元，社群组织兴起，它们更有赖于自组织（self-organizing）彼此间的信赖关系。

在自组织随着时代潮流的演变下而将蓬勃发展的趋势，其行动或互动模式的理论建构假定，以Michael Harmon的行动理论最为精彩，也符合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简述如下：

①自我本质的假定：自我是主动的而非被动受控的；自我是社会性的而非原子式的。

②分析单位：主张“面对面的境遇”（face-to-face encounter）。

③认识论上强调“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④动机来源：道德的-伦理的关怀，具有充分的人文主义关怀。

以上社会管理理论的建构，有别于长久以来行政理论以“行为”而非“行动”为观察对象。前者乃实证论的产物，而后者则为包括实证的、诠释的和批判的三种理论成分，最适于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理论的建构途径。

这种理论建构的前提建立在双方彼此互动过程中，预设了皆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在面对面的境遇中，以道德的-伦理的关怀，形成社会管理的理论，从而塑造社会团体或组织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以弥补权力与金钱场域世界中因交换关系所形成的工具理性所造成的不真诚与不信任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原来生活在小团体里，团体与团体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团体成员在其界限内互动。网络社会兴起，其组织界限具有渗透性，层级较为平坦或曲折，公共服务人员原来是层级节制的管理人，视网络社群为非正式组织，如今这种网络社会组织形态越来越重要，反而成为正式的组织。

网络组织的互动不以权力，也不以金钱，作为行为的驱动力，它必须建立在团体成员所共享的一组非正式价值或规范之上，使他们能够合作共事，其运作的润滑剂即信任，此即福山所谓“社会资本”。他说：“虽然契约和自我利益对群体成员的联属相当重要，可是最高效能的组织却是那些享有共通伦理价值的社团，这类社团并不需要严谨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先天的道德共识已经赋予社团成员互相信任的基础。”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是人性的“异化”（sense of alienation）问题，而20世纪后期的问题却转变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或叫“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问题。凡是缺乏美学或艺术无所为而为的心态（minset），必欲化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此在权力与金钱流行的场域最为明显，亦最无真诚的心态，难以建立社会资本。

春秋晚期亦是工具理性开始膨胀的时候，不过那时没有这类的专有名词，试看下列引文及笔者的批注：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孔子认为他的学生跟他学了三年，不至于追求外在的价值（例如名与利，谷引申为名利）而能专心为学问而学问的学生很不易见到，大部分是以求学为追求名利的工具（工具理性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孔子的意思是，我做任何事必专注其中，无所为而为，更不会为了权力或金钱的诱因才来做事，只要事情的本身有内在价值，就全力以赴，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精神。

孟子曰：“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此外，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荀子曰：“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以为禽犊。”荀子曰：“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

庄子曰：“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外重者内拙”，“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凡此种种不胜引用，具见春秋晚期，求名求利心重，外在价值盛行，内在价值隐没，此乃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结果，已人欲横行，到了战国时代，已是尔虞我诈，权术或权谋至尊，已不足为奇了。今日世界亦有类于战国时代，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世道人心，实有赖于恢复中国历代的道统：“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允执厥中。”尤其孔孟以来的心性之学，下接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宋明理学，以及当代的儒道佛心性修养功夫，以扭转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危机，方能建立真正的诚信世界，并制约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教授、政客、律师、企业家等过度技术理性的言行举止，是为当代社会管理当务之急也。

五、结论及后续研究重点：迎接以德性之知为基础的第三波中国文明盛世的来临

笔者深信十八大后，实践“中国梦”的内容，不是2013年5月4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看法：民族主义色彩太重，容易引发与邻国的冲突，而且还有“提高党权”的用意。他们认为只有当宪法的权力高于党权时，才能制止官员贪腐及滥权。这些都是西方人400年来盛行的观点，但他们这种观点，也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人类生态环境的危机。美国的亨廷顿说“帝国主义就是普遍论必然的逻辑结果”，已有所思。

西方人终究是实用主义的民族，“打不赢，就入伙”，从费正清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有效统治大陆，到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世界政局的看法不外“制衡论”、“延缓西方文明衰退的时程”、“在欧亚大陆块，东方拉拢日本，西方运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稳定和平，而美国却在北美洲坐享和平果实。西方目前这种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看不出有人类长治久安的理想或抱负，再加上他们文化的根源预设“天人对立”、“自他分离”、“身心二元”，难以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文化愿景。

中国梦不是走西方文明的根源预设，而是回到中国人文化的根源预设，有如前述，西方列强欺凌中国时，诚如汤恩比所说，是围绕自我中心的幻觉，自以为是最优秀的民族与文化，其他种族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白种人的负担”。所幸还有亨廷顿的反思。其实他们的科学真理是一种“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这种普遍性是脱离人的生命主体而客观地断言，值得中国人学习；但另一种“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系属于生命主体，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学问，海德格尔所谓“根源的思想”（original thought）或唐君毅所谓科学语言、情感语言以外的第三种启发语言，是儒释道所讲的学问，是理性的学问，是表现在具体情境中所呈现的普遍之理，即谓具体的普遍性，是就生命主体存在的研究，而有别于西方那种抽象的普遍性，就物理客体对象的研究。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论之，中国哲学家牟宗三更详论之。因此，中国梦今后的文化发展方向及社会管理研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①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早已不再担心列强的欺凌，从短期的与微观的角度而言，实用主义观点或可一用，但必须超越实用主义并抓紧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等的核心价值，树立人类与世界和平的长治久安或治国的论述与理论。

②社会有力量，当可制衡政府与市场的失灵。在政府运用权力与市场运用金钱的场域，容易陷入虚假的意识中而较缺乏人际互动的真诚交往，此必须从外部他律的法治和内部自律的礼治中双管齐下，以建立诚信的基础，超越技术理性的迷障。

③前述中国的心性之学或道统之精义是实践理性的学问，是身体力行，行以求知之生命的学问，非完全认知面向与逻辑面向的外延真理。社会组织与管理须以社会资本的累积为实践“巧实力”的根本动力，更需要时时刻刻修炼“动心忍性”的功夫，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这种内容真理的普遍性更是西方人乃至全人类所应学习的功夫学问。

④社会性自发组织的管理在当代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重要，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何培养弱势群体进入政治决策的过程，取得利益表达的机会及各种权益的保障越发重要，例如农民、农民工、出租车司机，等等。农民与民主实践的关系为何？自然灾害如水灾与地震的应急措施；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的认知培养等问题，均有赖于社会管理去解决。凡此研究课题，都可以运用前述的儒家行动理论去描述、解释和预测各种经验现象，不断修正和重建创造新的理论。

⑤在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时代，社会自组织应有追求真、善、美、圣等内在价值的空间和自由，例如各学科的学会、慈善团体的有效运作与监督管理、艺术美学团体的功能发挥以及宗教社团的辅导等功能，既可冲淡人们对权力与金钱欲望的追求，又可让公民在参与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庄子曰：“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外重者内拙”，儒释道各家重点各有不同，其精神相通，可互为参照。足见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深厚，其心性之学，能克服当代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问题，有助于超越西方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维，帮助人类建立长治久安的策略管理。

中国文化第一波是中华民族的原生文化，以春秋时代的孔子为集大成者；第二波是融会佛教文化而创造性地产生宋明理学；第三波是西方文化东来，此时只有我中华民族历经忧患后融会贯通，创造第三波的文明，以心性之学与德性之知克服当代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时代危机。中国第三波文明的成功，将远超西方文明价值的普遍性，为人类的长治久安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忏悔.郑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英］尼尔·弗格森.文明.黄煜文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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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琼恩，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海峡评论》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