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1]

新疆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特点、特殊的区情，决定社会管理在新疆必然会面临特殊复杂性，表现出同大部分省区有别的区位特点。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新疆面临的非传统性安全威胁逐年加大，国内外“三股势力”针对新疆的分裂、颠覆和渗透、破坏活动，成为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的最大现实威胁。这就意味着在新疆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尤其具有“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新疆的社会管理研究会更多地从社会安全的角度切入，更多地关注“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一类课题，并且由此而拓展和丰富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内涵和功能的认识。有鉴于此，新疆社会管理面临着三项尤为重要的任务：第一，必须把以“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公民教育纳入社会管理体制，建立起稳定的保障机制；第二，必须把以遏制和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非法宗教活动为主要目标的对社会宗教事务的管理包括在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中，以消除其对新疆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威胁；第三，在新疆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新兴媒体的传播功能日渐强大的情况下，必须把社会信息传播管理也纳入新疆社会管理体系，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借助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开创的难得历史机遇，通过对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于保证顺利实现新疆现代化的两大历史任务——“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而言，是刻不容缓、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长期任务。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根据中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新疆各地都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开展了认真学习和积极探索。2012年年初，自治区制定下发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施意见》，提出了13类领域亟待加强的问题。乌鲁木齐市率先建立了市属“社会管理局”。三年来，自治区抽调巨额财力，致力于“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开展了一系列“民生工程”，在城乡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水电气暖等生活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劳动力就业、扶助弱势群体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城市社区街道、农牧区村镇的基层党组织、政权组织和社会管理机构建设也得到了很大加强。自治区每年都抽调上万名区、地、县三级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组，进驻城市社区和农牧区乡、镇、村，协助基层组织开展工作，在“维稳促发展”过程中探索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体制、管理体制和机制。

当前新疆经济发展处于历史上最快最好的时期，形势非常好。三年来GDP增速年均1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全国第11位；比“7·5事件”前高1.4个百分点。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前列，人均GDP 5 372美元，开始进入据2007年世界银行标准划分的中等收入行列[2]。新疆正在快速实现“跨越式发展”，各族人民的幸福指数逐年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三百多年历程的现代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这些重大社会变革，在新疆被压缩在三十几年的时空维度里同时展开，这就必然会在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传统和现代交织纠结的层面上，产生一些无法避免的新矛盾，凸显出一些新问题，加大了社会管理难度。

新疆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特点、特殊的区情，决定社会管理在新疆必然会面临一些特殊复杂性，从而表现出同大部分省区有别的区位特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地理位置上与8个国家相邻，边境线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1/4，为全国最长。对外开放口岸29个，为全国最多。其中两个航空口岸全方位开放，其余27个陆地口岸分别对四个国家及第三国开放[3]。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新疆面临的非传统性安全威胁逐年加大，国内外“三股势力”针对新疆的分裂、颠覆和渗透、破坏活动，成为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的最大现实威胁。这就意味着在新疆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尤其具有“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新疆的社会管理研究会更多地从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角度切入，更多地关注“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一类课题，并且由此而拓展和丰富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内涵和功能的认识。

第一，我们会把广泛的公民教育机制的建立纳入社会管理体制。

截至2011年年末，新疆总人口2 208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 358万，占新疆总人口61.5%。维吾尔族人口已过千万，占总人口的47.0%。新疆居民的民族成分现在有53个，其中形成人口规模并且具有聚居历史的“世居民族”是13个。其中，6个民族具有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的自然民族跨境而居”的分布特点，其传统的自然民族主体不在我国境内[4]。近代以来，新疆深受两股跨国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思潮和活动受到强力遏制。但是，自20世纪后期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随着中亚国家陆续独立，中亚、西亚地区的泛突厥主义言论和活动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里甚至上升为“国家话语”。特别是近三年来，某些外国的高层政要频繁访问新疆，在“示好”的幌子下公然宣扬“泛突厥”观念和情绪。这实际上是对“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变相支持，加剧了对新疆的安全威胁。而在新疆内部，对此的“呼应”也在明显抬头，公开招摇过市。新疆公民的历史意识、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正在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必须把以“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公民教育纳入社会管理体制，建立起稳定的保障机制。

第二，我们会把对社会宗教事务的管理纳入社会管理体制。

新疆现有6种宗教并存，主要是伊斯兰教。有7个世居民族是穆斯林民族（如果算上散居在新疆的东乡、撒拉和保安三个民族，新疆共有10个穆斯林民族）。伊斯兰教信众人数约占新疆总人口的一半，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60%以上。全区有2.44万座清真寺，而佛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东正教堂和道教宫观总数只有265座。在全部2.9万名教职人员中，伊斯兰教职人员2.8万人[5]。新疆的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受到过中亚地区原教旨主义和神秘主义很大影响，却未接受过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熏染，其传统性表现比西亚和中东一些国家要更为突出和明显。伊斯兰教在当代新疆还没有成为事实上的、彻底的“世俗宗教”。它的传统性对社会还有广泛的辐射，有很强的制约和影响力量。201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提出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现代化“具体战略选择”，决定通过现代知识、观念和制度的引导，通过现代理性、国家认同和现代公民意识教育的引导，构建文化多样、包容和谐的社会，推进现代化进程。宗教极端思想是使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与其自身形成“三位一体”的黏合剂。近年来它的猖獗，构成对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突出威胁。为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于2013年上半年专门出台了《关于依法加强宗教管理，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试行办法》，使这一任务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工程。这同样不是权宜之计。鉴于宗教极端主义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沿革，对社会宗教事务的管理应当包括在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中。

第三，我们会把社会信息传播管理也纳入社会管理体制。

截至2011年年底，新疆城镇化率达到43.50%。农牧区35%以上的行政村已经接入宽带，国际互联网接入用户达到208.80万户，呈激增态势。新疆的注册网站有3 700多家，其中少数民族语文网站200多家。移动电话年末用户1 670.9万人，普及率为77.4部/百人，远高于固定电话普及率25部/百人[6]。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信息的自由传播给新疆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新疆，社会信息传播管理已是一个国际性话题。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所著《新新媒介》一书中，就揭露了互联网被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分子大肆利用的事实，分析了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他认为互联网已成为当今社会中“互为对阵”的战场，提出了保护“隐蔽的维度”，维护网络安全的主张[7]。可见，信息传播安全作为非传统性安全要素，已经成为各国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不仅表明它是国际间所说“网络民族主义”在互联网、手机和其他音频视频介质等新兴媒体上长期泛滥、传播、发酵的恶果，同时在事件整个过程中也显示了网络和手机的直接作用。当前，国内外“三股势力”千方百计利用新兴媒体的现象仍然难以杜绝，从而凸显了现代社会中信息传播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它也应当成为社会管理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相应地对其建立起管理机制。

此外，新疆使用包括汉语文在内的6种法定语言文字，它们分属于三大语系的5个语族；使用4种文字书写系统，语文差异很大。这种情况，加大了新疆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运行的难度，增加了社会管理运行成本，导致一系列附加任务的产生。这些情况也都是我们在对社会管理开展顶层设计时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我们对社会管理的研究刚刚起步，要学习的知识和经验很多；要调研的情况和问题也很多。我们很希望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同各省区的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们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得到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从而为新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维护新疆社会的长治久安，共同作出努力和贡献。

[1] 刘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

[2] 王跃：《新疆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列》，天山网，http：//news.ts.cn/content/2013-04/17/content_8047633.htm，2013-04-17。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中国新疆》，143页，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4] 同上书，53页。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中国新疆》，36～37页，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中国新疆2012》，120～123页，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7] ［美］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