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前有人问过，清朝的十二个皇帝里，谁最厉害？

一般来讲，《康熙王朝》爱好者投康熙，四爷党支持雍正，少部分人会提名乾隆，给人的感觉，好像清朝最好的皇帝始终都逃不过这三位电视剧里的常客。

然而，如果真要论文韬武略的话，我个人浅见，清太宗皇太极要远胜康雍乾三帝，如果没有他，鄙居关外的后金政权根本不可能进化成后来可以鲸吞中国的大清王朝。

先谈皇太极这个名字，给人一听，就觉得恢宏大气，天生有种帝王气象。

那么，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何要给儿子取这么犯忌讳的名字？

要知道，皇太极出生时，努尔哈赤还只是一个接受明朝管辖的女真酋长，他给儿子取名带“皇”字，就不怕明朝皇帝找他麻烦吗？

其实，这是咱们冤枉努尔哈赤了，皇太极这个名字，压根就不是努尔哈赤取的，而是他们的子孙乾隆皇帝为祖先改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皇太极本名，一直都众说纷纭，目前的学术界，共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皇太极只是称号，而非姓名。比如俄罗斯汉学家G·V戈尔斯基认为皇太极的真名叫“阿巴海”，金启琮先生则判断他叫“黑还勃烈”，这在满语中意为“黄色苍狼”，如何？够中二吧？

第二种，皇太极是本名，只不过是源于满语的音译。你还可以管他叫“黄台吉”“洪太”“洪太主”等，只不过乾隆为了让祖先显得天命所归，就示意史官给翻译成了霸气外露的“皇太极”。

在皇太极出生那年，按照明朝的年号算，是万历二十年。

这一年，刚刚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兵十五万悍然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向宗主国明朝求救，万历皇帝发兵入朝抗日，共历时七年之久，明军将日本人逐出朝鲜境内，这就是东亚历史上著名的“壬辰战争”。

因为明朝部署在东北的辽军，大半被名将李如松带去了朝鲜参战，用来压制女真各族的军事力量顿时为之一轻。

努尔哈赤笑了，他们女真人崛起的良机来了。

二

在明朝的时候，东北还是女真族的地盘。

但女真族四分五裂，共有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族，在这三大部下，又分为许许多多的小部落，他们彼此忙于内斗、相互攻杀，给了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统治的机会。

明朝在东北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植小部落打大部落，等小部落壮大了，再扶植别的小部落攻击它，如此循环往复，一些部族为了存活，只能争相前来抱明朝大腿，通过这种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女真各部在明代两百年间始终处于分裂状态，从未真正团结起来。

万历初年，东北女真的三大部族中，以海西女真最为强势，经常不服明朝管辖。

当时明朝的辽东总兵叫李成梁，他在建州女真中挑中了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小伙子，准备扶植他来和海西女真抗衡。

在李成梁的支持下，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三卫，这就是大清王朝创业的起点。

但李成梁不是傻子，努尔哈赤不过是他用来对付海西女真的棋子罢了，而努尔哈赤即使知道李成梁的打算，也依旧无可奈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没有选择，只能不情愿地成为明军的马前卒。

然而，努尔哈赤作为版本之子，上天是会给他福利的。

万历十九年，李成梁在朝中的后台、内阁首辅申时行因“争国本”事件辞职。没了申时行撑腰的李成梁，顿时遭到了朝内言官们的弹劾，直接造成了他的第一次下野。

再然后，就是我们刚说的，万历二十年，日本入侵朝鲜，万历皇帝把东北的明军精锐都调去了朝鲜，这下山中没了老虎，努尔哈赤这个猴子可以称王称霸了。

那一年，努尔哈赤想改变自己作为棋子的命运。

万历二十一年，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大破女真九部，建州女真取代了海西女真一家独大的地位。

可他没有被眼前大好的形势蒙蔽双眼，而是继续向明朝装孙子，明朝还给了他一个龙虎将军的封号。努尔哈赤率部入朝谢恩，一脸赤诚地向万历请命，希望可以为朝廷入朝鲜驱杀倭寇，虽然被朝廷拒绝了，但努尔哈赤还是得到了明朝君臣的一致赞赏，认为此人浓眉大眼的，一看就是个忠君爱国的好同志。

正在这时，努尔哈赤又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两份大礼。

第一份，是万历二十四年，矿监税使高淮奉命前往辽东，打着为皇帝开矿的旗号敲诈勒索，当地汉人百姓被他害得家破人亡，纷纷逃出边墙，投奔了努尔哈赤，建州女真部族的势力逐日壮大。

第二份，是万历二十六年，李成梁之子、抗倭援朝的名将李如松在和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李如松一死，剩下的辽东军官都是无能之辈，没了名将制约，努尔哈赤立刻征抚并用，蚕食海西，加快了统一女真的步伐。

万历二十九年，海西四大部之一的哈达部被努尔哈赤攻灭，明朝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得赶紧掣肘努尔哈赤的继续发展，不然迟早生出祸端。

同年，七十六岁高龄的李成梁第二次出镇辽东，可这时的努尔哈赤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他当年可以肆意拿捏的小伙子了。

为了收拾羽翼丰满的努尔哈赤，李成梁一方面撤掉“宽甸六堡”，将因“高淮乱辽”而亲女真的汉人纷纷遣散。另一方面，继续以夷制夷，扶植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还让儿子李如柏娶了舒尔哈齐的女儿为妾，通过挑拨离间的方式，达到对建州女真分化瓦解的目的。

万历三十五年，舒尔哈齐宣布独立，李成梁立刻上奏，让朝廷册封他为建州右卫首领，试图分裂刚刚统一的建州女真。可是，就在舒尔哈齐独立后的第二年，在这个最关键的节骨眼上，李成梁的辽东总兵之职又被罢免，这次就是永久退休了。

没有李成梁支持的舒尔哈齐，很快被哥哥努尔哈赤打败，最终在囚禁中死去。

明朝在东北以夷制夷的策略，至此宣告破产，建州女真的崛起将势不可挡。

三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登基称汗，建立后金汗国，正式宣布脱离明朝独立。

现在努尔哈赤想闷声发大财已不可能，明朝始终阻碍他吞并海西女真的叶赫部，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那就和明朝撕破脸皮吧。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趁明朝方面开马市的良机，打了明军一个措手不及，攻占了明朝重镇抚顺。

至此，明清战争拉开了序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攻克抚顺的计策，就出自他的第八子皇太极。

抚顺之战后，明朝方面举朝震骇，多年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又惊又怒，没想到浓眉大眼的小同志居然背叛大明了，他下旨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发动对努尔哈赤的反击战争。

万历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以杜松、刘铤、马林、李如柏为部将，兵分四路，进攻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

可努尔哈赤狂傲地表示：“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他集中优势兵力，逐步击破了三路大军，杜松、刘铤、马林两死一伤，再逼退了李如柏的最后一路，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这一战在历史上被称作“萨尔浒之战”，是努尔哈赤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历来都被历史学家视为明亡清兴的转折点。

关于这一战的成败原因，历史上众说纷纭。李光涛先生认为明军人数不足，只有七万左右，而努尔哈赤有十二三万，战败本在意料之内。钱穆先生认为明朝承平日久，明军久不习战，猝然遭遇八旗百战之师，吃亏是很正常的。还有人认为，是明军分进合击的策略出了问题，本来就人少，还敢分兵，结果让努尔哈赤在运动战中逐个击破，杨镐真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以上言论，只有李光涛先生还算比较靠谱。因为以往在习惯上，都普遍认为明军有二十万，号称四十七万，八旗军只有六万，这样一算，就是努尔哈赤以少胜多了。但根据考证，明朝此次的总兵力只有十万左右，且朝鲜、叶赫、李如柏部并未参战，实际交战人数只有六七万，而八旗军的人数，综合明、清、朝鲜三方史料，可以得出努尔哈赤在当年起码动员了十万以上的兵力。故此，明军人数不足似可以成为萨尔浒战败的原因之一。

其他两点就比较牵强了。参与萨尔浒之战的明军，都是从万历三大征战场下来的名将和老兵，一个个经验丰富，绝非乌合之众。至于分进合击的战术规划，和明宪宗时期“成化犁庭”的战术高度相似，都是迫于东北地形不得不如此部署，可能不算什么高超的战术，但至少也是个不坏的选择，在战术层面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硬伤。

在我看来，这一战明军真正失败的关键，不是在战术规划上，而是在一开始的战略层面上就走错了门道。

万历四十七年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除叶赫部的所有女真部落，动员力可达十万人以上，并且他通过八旗制度，将女真诸部打造成了一个组织严密、整齐划一的军事集团，可以说，此时的后金汗国，论实力完全相当于一个东北版的西夏。

面对这样的强敌，明朝从一开始就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而明廷上下却妄想毕其功于一役，在整体军队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频繁发红旗催战，这本身就是一场豪赌，最后遭遇战败，反而不足为奇了。

萨尔浒战役后，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清醒了过来，他倒不愧是张居正一手**出来的弟子，虽然昏，但并不庸。他迅速启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前往东北稳定局面，同时在人事和财政上都给了熊廷弼绝对的支持，让熊廷弼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熊廷弼没有辜负万历的期望，他一到辽东，就开始着手整顿军务，通过亲往辽阳前线的方式，提振了刚因大败而萎靡的军心士气，同时上奏朝廷，准备集合18万大军，再伐后金。

可不久万历去世，明光宗朱常洛继位，才过了一月，皇帝又驾崩了，政局发生大动**，东林党通过移宫案拥立了朱由校为帝，即天启皇帝，而东林党人也顺势把持了朝政，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众正盈朝”。

可就在“众正盈朝”期间，没了万历护佑的熊廷弼被东林党人撸掉，新任的辽东经略换上了东林人士袁应泰。

袁应泰是个书生，他将自己治理内地时那套以德服人的治民方针用来治理辽东的军政，结果可想而知，在努尔哈赤进犯时，辽阳、沈阳内混入了蒙古奸细，他们从内部为努尔哈赤打开了城门，辽、沈相继失守，袁应泰自觉无颜面对朝廷，自焚而死。

明朝在辽沈战役中的损失，比萨尔浒之战还要惨重。萨尔浒好歹只是损失了一批士兵，可辽沈不但覆军杀将，还接连丢失了辽阳、沈阳两座重镇，致使辽河平原门户大开，大片富庶宜居的农业区沦陷敌手，大明王朝政治威望直接一落千丈。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沈阳，八旗军步步紧逼，辽东局势一片糜烂，东林党人束手无策，只好再把熊廷弼请回来，让他继续镇辽。

可明末党争严重，熊廷弼是楚党人，东林党虽迫于舆论起用了他，可为了达到制衡效果，强行加塞了王化贞为辽东巡抚，这二人事权不统一，一到前线就开始扯皮，熊廷弼一怒之下，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坐等着看王化贞的笑话。

辽东前线经抚不和，将士们自然无所适从，而王化贞又完美继承了东林党人“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的优良传统，妄想联合察哈尔部的林丹汗，集结40万大军一路平推掉努尔哈赤。这一规划无异于痴人说梦，别说察哈尔部了，就是整个蒙古加起来都没有四十万大军。

天启二年，努尔哈赤来袭，王化贞轻信叛徒孙得功，派遣军队营救西平，中途中了八旗的埋伏，形势再一次急转直下，王化贞见势不妙就跑了，努尔哈赤趁热打铁，打下了可以辐射整个辽东地区的广宁城。

自从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已连续遭遇三场战略性的失败，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士兵战死，正规军和预备役全部报销，这下熊廷弼再牛也得傻眼了，只能和王化贞一起收拢残兵剩民，退回山海关内，尽弃关外辽东之地。

这时，明朝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

第一种，以王在晋为代表。认为既然辽东已失，不如尽弃辽西走廊，将剩下的力量集中收缩在山海关一线，堵住华北地区的大门。一来，这个计划比较省钱。二来，可以拉长敌我双方的战略纵深。等明朝方面缓上一阵子，重新积蓄好了力量，再出关与努尔哈赤决一死战。

第二种，以孙承宗为代表。想学习当年范仲淹打西夏的堡垒战术，和后金拼资源，把碉堡一路修到广宁去，只要能收复广宁，明军就可以重新掌握战略主动权。而那些在辽西走廊营建的碉堡群，就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到死都没能啃穿的“关宁防线”。

这二人究竟孰是孰非，几百年来争论不休，我就不给仲裁了，只谈结果，那就是孙承宗“一寸国土不可弃”的言论比较符合政治正确，再加上他本人是帝师，在天启皇帝的心中地位较高，故而这场辩论以孙承宗的完美胜利而告终。

孙承宗镇辽期间，除了营建关宁防线，还提出一个策略：“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熊廷弼当年认为辽人不可信。一来是“高淮乱辽”让很多辽人对明朝政府失望透顶。二来辽人常年和女真杂居，彼此间关系盘根错节，难保不会有通敌之嫌。广宁之战时，王化贞不信这个邪，重用辽将孙得功，结果被出卖，广宁陷落，明军损失惨重，尽失关外辽东之地。

现在孙承宗重提此议，让辽东本地人为国家守卫边疆，这个策略历来毁誉参半。咱们不谈好坏，只聊聊这一决定的直接影响，就是辽西将门崛起了，地方上的部队开始军阀化，如祖大寿、祖宽、吴襄、吴三桂等人，他们都是先顾及地方军的利益，然后再照顾中央和国家的利益。

从某种程度上说，重用辽西将门，其实是给日后吴三桂放清军入关埋下了一个隐晦的伏笔。

因为孙承宗在辽西走廊修筑了一道关宁防线，成功阻挡住了努尔哈赤进击的铁骑，如天启六年宁远之战，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就在袁崇焕的红夷大炮下铩羽而归，甚至有流言说努尔哈赤死在了这场战役里（假的，努尔哈赤死于背生恶疮）。

那么，如何看待明军在宁远之战中的胜利？

其实当年熊廷弼就分析过，八旗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努尔哈赤真正厉害的，是他很擅长运用奸细，譬如辽阳、沈阳、广宁的失陷，皆是袁应泰、王化贞出城浪战，又被细作混入城内煽动军心，这才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结果。

在宁远保卫战中，袁崇焕在战前就把城内的女真人、蒙古人驱赶出门，在整个作战过程里，他也始终选择据城而守，凭借城楼上的大炮轰击敌方骑兵，努尔哈赤见没有空隙可乘，自然只能悻悻退兵。

另外一点，当年王化贞大开脑洞，让毛文龙领了200人偷袭镇江，没想到弄拙成巧，毛文龙阴差阳错地漂流到了皮岛，在海外建立了东江根据地。

明廷随后封毛文龙为东江总兵，让他在这里收拢离散的辽民，与朝鲜配合，时不时地袭扰努尔哈赤的后方，这等于是给后金的身后嵌进了一枚钉子。

在当时的辽东地区，除了明朝、朝鲜、后金三大势力，还有相邻的漠南蒙古各部，如科尔沁（孝庄太后的娘家）、内喀尔喀五部以及林丹汗的察哈尔本部。孙承宗、袁崇焕采取“联虏抗奴”路线，注重拉拢这些蒙古部落，意图将他们绑上明朝的战车。

可以说，在努尔哈赤的晚年，一张由明朝、蒙古、朝鲜（毛文龙）结成的三方包围网，开始徐徐张开，围困住了他的后金汗国。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远征内喀尔喀之一的巴林部，在他回来后不久便背患毒疽，不日就去世了，终年六十八岁。

因为努尔哈赤没能来得及留下遗嘱，后金汗国的权贵们通过固山额真大会，一致推举四大贝勒皇太极继任大汗，即天聪汗。

这一年，属于大清的时代到来了。

四

皇太极接手的后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是的，你没有看错，虽然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在军事上屡战屡胜，可因为其本人的暴虐成性，在占领了辽东地区以后，不但没有与民修养，反而采取了对汉人的奴役政策，把掳掠来的汉人分给女真贵族当奴隶，用官方的话讲，就是极大地激化了当地的民族矛盾。

本来，辽民因高淮的事情，对明朝大失所望，都投奔了努尔哈赤，还盼望着后金能给他们好日子过。可没想到努尔哈赤比明朝政府更加残暴，高淮好歹只是要钱，努尔哈赤那是要命。天命九年，努尔哈赤下令屠杀“无谷汉人”，只要是家中没有余粮的，统统在屠杀行列。不得不说清太祖的手段还是够狠，谁说贫富差距解决不了？把穷人都杀光，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因为努尔哈赤时期的民族压迫政策，广大辽东汉人愤怒反抗，很多百姓家中都私置木棒，趁着后金士兵落单，冲上去就打一顿闷棍，还有辽民故意把后金军骗到家里，给吃的饭菜里下毒，几十万辽民投奔东江，为毛文龙的游击队当向导，偷袭后金的巡逻队，逼得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今后八旗士兵出门，必须要在十人以上，不然罚款。

到了皇太极继位为汗时，出现了大规模的雪灾，田地荒芜，粮食歉收，因为明朝、朝鲜、蒙古的三方封锁，皇太极就算有钱都没地方买粮，后金国内粮价飞涨，一斗粮食能议价八两银，到了天聪二年，连满洲八旗的女真牛录都开始向明朝方面叛逃，就为了混一口吃的，可想而知，此时的后金汗国看似强大，实则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崇祯元年，袁崇焕向崇祯皇帝放言他能“五年平辽”，很多人觉得是在吹牛皮。其实按照当时后金遇到的经济困难，如果不出意外，没准在五年内真就自动解体了，就如同太师也先、达延汗、俺答汗那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无非逞雄一时罢了。

可大清却有皇太极。

皇太极刚一继位，在第四天便颁下法令，宣布在逃的汉人一律赦免，他本人更是带头提倡满汉平等，把汉人分屯编户为民，解除他们包衣奴才的身份，为他们恢复自由之身，甚至还可以让汉人参军入伍，比方说在努尔哈赤时期只有满八旗，而皇太极时已经开始着手筹建汉八旗和蒙古八旗了。

为了打破明朝的三方封锁，在皇太极继位当年的十月，他就发动了针对内喀尔喀五部的西征，收拾了扎鲁特、巴林两部，迫使翁吉喇、巴岳特、乌齐叶特三部投降后金，暂时解除了西方蒙古势力的威胁。

天聪元年，皇太极两次东征朝鲜，重创毛文龙，摧毁了明朝苦心经营的东江防线，迫使朝鲜签订《中江合约》，两国在鸭绿江开市，朝鲜方面为后金输入大米、棉布等岁贡，而正是通过对朝鲜的持续压榨，皇太极总算是缓解了自努尔哈赤去世以后的经济困难状况。

在皇太极的雷霆手段下，两翼的威胁解除，尤其是喀尔喀五部臣服后金以后，蒙古左翼的察哈尔部与后金接壤，林丹汗将要直接面对后金八旗的冲击。

这个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是个志大才疏之辈，因为驭下无方，他麾下的很多王公台吉都不辞而别，跑去满洲投靠了皇太极。林丹汗既然无法阻止部下的叛逃，就只能暂避其锋芒，放弃他亲自主持修建的查罕浩特旧地，率部西迁，重新寻找一片游牧地。

可是，西边的宣大一带与河套地区并非无主空地，而是喀喇沁、土默特等传统游牧势力的地盘，现在林丹汗执意西迁，双方势必会发生冲突，一场蒙古左右翼的内战不可避免了。

喀喇沁、土默特等右翼蒙古势力，向来与明朝关系匪浅，林丹汗来袭，他们急忙派使者向明朝求助，希望可以得到援军。可明朝方面对此置若罔闻，放任察哈尔与土、喀两部开战，全程没有任何的干预。

面对来势汹汹的察哈尔部，土、喀两部逐渐不支，在发现得不到明朝支援的情况下，喀喇沁只好向后金方面请援，而事实证明，既然明朝不干预，那么自然会有别人来干预，崇祯、袁崇焕等人的战略眼光在皇太极面前就是个弟弟。

皇太极立刻应允了喀喇沁部的要求，接连发动了三次西征，击败了察哈尔部，最终将林丹汗赶到了青海，并借机将察哈尔残部、土默特、喀喇沁等蒙古各部收归八旗麾下，漠南蒙古向皇太极称臣，共尊其为“博格达彻辰汗”。

公元1636年，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设立蒙古衙门，清朝作为一个满蒙联合的军政集团就是在皇太极时代开始成型的，可以说此时的皇太极不仅是清朝的皇帝，还是蒙古的大汗。

这一年的大清，版图已从努尔哈赤时代的辽东地区，扩展到了河套、丰宁一带，皇太极还借机在张家口暗中建立了一条贸易渠道，可以和宣大等地的晋商做贸易，总算是彻底解除了清朝方面的经济困难问题。

而真正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皇太极的西征，打通了通过朵颜三十六家进入明朝蓟镇的道路，清军从此可以从蓟州、河套、宣大等多个方位对北京构成威胁，这相当于把战场从锦州向西扩展到了河套附近，战线长度拉伸了近一千多里，中国的整个北方都暴露在清军的打击范围之下，至此明朝将永无宁日。

五

崇祯元年，明朝对察哈尔部西迁没有做出任何干预，纵容漠南蒙古内乱，逼迫原本游牧在蓟北到宣府外的喀喇沁部倒向后金一方，至此皇太极已经成功手撕了明朝的包围网，没了蒙古和朝鲜的两翼夹攻，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惨淡经营的关宁防线的意义就大大降低了。

因为有了喀喇沁当带路党，在崇祯二年，皇太极不想再强攻关宁防线，而是绕过辽西走廊，从蓟北边墙入塞。根据记载，当皇太极行军到蒙古，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时，遭到了多位旗主劝阻，要求赶紧退兵回家。

因为这就是一场军事豪赌，八旗军擅长野战，不擅攻坚，如果他们打入明朝内地，不能迅速攻克城池获得补给，而是陷入耗时长久的围城战，那么千里奔袭的后金军一旦被内地的大股明军合围，他们只会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可当时后金经济困难，皇太极选择力排众议，决定绕道蒙古，进行这场无补给、无后勤、无退路的千里奔袭，试图用这种赌博的军事冒险来打破明朝的战略封锁，为新生的后金政权挣一条活路。

皇太极从喜峰口破入蓟镇后，没有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从蓟州城南潜跃而过，直插明朝的首都北京。他的这一疯狂举动直接打破了袁崇焕想在蓟州防线拦截住后金的希望，虽然在北京城下的广渠门之战中，皇太极的八旗军失利，但他并没有像当年瓦剌也先一样进退失据，而是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八旗铁骑机动性强的特长，迅速洗劫了北京周边粮食、物资，掠夺数十万人口，一举解决了他登基之初的经济困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己巳之变”。

在这一战中，八旗军本来没有具体的战略规划，因为没人知道进入明朝境内后会遇到什么状况，故而只能是打到哪，再根据形势决定下一步该干什么。而皇太极在整场战役中，每次都可以根据当前形势作出最有利的决策，且处处料人先机，将袁崇焕牵着鼻子走，更是把崇祯皇帝耍得团团转。其实平心而论，在明末清初之际，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等人俱为一时人杰，可在皇太极的面前，也只能是黯然失色。

“己巳之变”后，明朝精心布置的三方封锁和关宁防线战略宣告失败，皇太极开始用起了当年成吉思汗打金国的“伐大树”策略，算上这次入关，皇太极一生共有五次掳掠中原，将明朝北方的经济基础搅得一团糟。同时，皇太极通过抓走明朝内地的能工巧匠，以及吸收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等三顺王所带来的军事科技，将原本只擅长骑兵的八旗逐步改造成了一支可以步、骑、炮协同作战的复合型军团。

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皇太极是通过固山额真大会被推举上汗位的，因为那时的后金还保留了大量部落血亲模式的遗风，所以在他统治之初，诸固山额真都对他有制约之权。比如皇太极坐在汗位上，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三大贝勒也要一起南坐，当其他贝勒给他磕头的时候，皇太极还得给人家磕回去，大汗的号令八旗贵族都有权利拒绝执行，作为君主，早期的皇太极其实很难做到乾纲独断。

可正是通过“己巳之变”的胜利，皇太极在八旗各军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威望。他趁热打铁，解除了阿敏和莽古尔泰的权势，精明的代善见此状况也果断交权，到了皇太极称帝之时，他设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全面稀释了各大贝勒手中的权力，并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在辖区内开科举取士，终于将名为后金的部落汗国打造成了一个封建集权的大清帝国。

六

公元1640年，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而在遥远的东方，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大战即将打响。

这一年，是明朝崇祯十三年，也是清朝崇德五年。这一年清军兵围锦州，目的不是攻占，而是围点打援，坐等明军前来营救，再吃掉明军的救援部队。

这是自宁锦之战后，皇太极琢磨出来对付“关宁防线”的新打法，再配合清军入塞，这无疑是一种极为高明的战术，它从不拘泥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以充分消灭明军的有生力量、消耗明朝的国家资源为目标，慢慢地掏空敌人，渐渐地壮大自己，十几年来，这两招几乎回回得手，屡试不爽。

现在很多人讨论袁崇焕与毛文龙的是非对错，但在我看来，自皇太极击破朝鲜，毛文龙的牵制之力就已经失去，东江防线名存实亡。再等到清军西征察哈尔、收服喀喇沁后，连孙承宗、袁崇焕营建的关宁防线都已然失去意义。这时，明廷最有利的对策是赶紧收缩兵力到山海关一线，毕竟，你家的窗口都被小偷凿了个大洞，你不去修补窗户，而是继续死盯在大门口，你家不被盗谁被盗？

还有很多人津津乐道，认为“关宁防线”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被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完全攻破。但是，明朝的存亡看的是北京有没有守住，而不是宁远和锦州有没有守住，人家皇太极的八旗劲旅都打到北京三环外了，你关宁防线再稳固，又有什么意义？

但明朝君臣就死脑筋地一直固守辽西走廊，不懂得以空间换时间的道理，结果被皇太极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一次次消磨掉有生力量，如大凌河之战，明军就被团灭过一次，崇祯皇帝还不长记性，继续死守锦州，于是就发生了决定明清国运的松锦之战。

1640年，多尔衮以4万军围住了锦州城，锦州守将祖大寿龟缩不出，明军蓟辽督师洪承畴率领5万明军试图解开锦州之围。

不过，洪承畴没蠢到一头栽进敌方包围圈，而是稳扎稳打，将防线逐步推进到了松山一带，这期间几次小规模战役，明军都表现出色，一度将多尔衮打得焦头烂额，好几次都萌生退意，以致皇太极不得不数度增兵来维持前线局面。

可以说，在松锦之战的前期，明朝吸取了之前战争中瞎指挥的教训，全面放权给洪承畴，让他去谋划这场战役，并拿出了当时明朝仅剩的资源来满足前线明军的需求。而这样做的结果也显而易见，洪承畴以松山为支点，和锦州遥相呼应，但凡抓住机会就立即推进防线，一步步将清军压出战场，而在杏山、黄土岭两次战役中，明军在野地浪战上丝毫不怵清军，双方打得有声有色，尤其在杏山，多尔衮第一次发现八旗的骑兵居然对明军不好使了，只能修书一封向皇太极求援增兵。

双方战争打了一年，互有胜负，洪承畴和多尔衮心里都没底，于是开始向各自朝廷请搬救兵。

洪承畴上奏明廷，希望可以调集客军，崇祯立刻应允召集天下兵马赶赴辽西，这次，明朝的九边精锐全部上阵，八镇总兵全部到齐，明军账面上有了十三万的兵力。如果当年明朝在萨尔浒时直接上这个力度，努尔哈赤坟头草都三丈高了，哪还有后面那些事儿？而皇太极这边见围困锦州吃力，也开始发全国之兵力，要求十五岁以上满蒙男子强制参军，此次清军的总兵力说法多样，但就这个状况，怎么也有十几万人了。可以说，当时明清双方阵营里所有能打的头面人物全都出场了，这场松锦之战，也从最初的普通战役，逐渐演变成了明清双方赌上国运的战略性总决战。

在双方的主力都到场以后，战争再次处于胶着状态，双方拉锯在松山一线，这时谁先出手谁就被动，洪承畴和多尔衮都是杰出的军事家，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故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就变成了双方在战场上互拼消耗。

清朝方面没粮了，皇太极就强令朝鲜为清军提供军粮援助，给前线的清军续了一波。而明朝方面因为此前皇太极打烂了北方经济，再加上又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内地早已千疮百孔，于是率先顶不住了。

明朝的兵部开始多次催促洪承畴赶紧与清军决战，洪承畴老成持重，不肯轻易出击，还想继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可兵部尚书陈新甲专门派了一个叫张若麟的监军督促洪承畴出战，造成前线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总督”的状况，这下洪承畴不得不把主力调到松山、锦州一线，准备和清军决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

松山在辽西走廊的北端，东面地形开阔，洪承畴在这里列阵，就造成了头重脚轻的缺陷，背部有了一处隐晦的破绽。不过也正因隐晦，洪承畴没有注意到，多尔衮也没能看出来，双方还在松山继续拉锯，战场形势旗鼓相当，究竟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

1641年八月，皇太极不顾流鼻血，亲自到达了松山戚家堡，他登高望远看了大半天，猛然发现明军大阵的这一处破绽，顿时喜出望外，史书上对这一段描写的十分传神：

（皇太极）横窥洪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弱，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

国运之战，胜负已定。

清军绕过松山，横截杏山，焚毁了明军囤放粮草的笔架山，消息传到洪承畴阵营，顷刻间明军军心大乱。

因为这一战明军集合的是关宁军和九边的地方军，这些军队平时互不相属，如今只是被一纸命令黏合在了一起，故而在军中各有山头。洪承畴希望能四平八稳地步步推进，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因为像这种临时拼凑的军队，可以打大仗，但打不了硬仗。

如果明军稳住阵营，各军尚能精诚合作，可如今粮道被切，各路大军都害怕队友拿自己当炮灰，既然如此，与其等着被友军卖，倒不如自己先卖友军。洪承畴本来还想孤注一掷，趁着粮秣未尽全军压上，可大同总兵率先跑路，其他边军有样学样，明军兵败如山倒，本来还可堪一战的十几万大军，就这样在猜忌和怀疑中自我崩溃掉了，散乱的明军被清军一茬一茬地收割，洪承畴也沦为俘虏，最终剃发降清。

经此一役，明朝元气大伤，九边精锐损失殆尽，而关内的闯王李自成抓住这个时机崛起，带领他的农民军纵横中原，并在柿园之役中打败了明朝最后一支生力军——孙传庭军团，随后进驻西安，登基称帝，建立大顺王朝。

公元1643年，在松锦之战结束后不久，清太宗皇太极就病逝了，他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大清国政把持在了摄政王多尔衮手中，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就比较耳熟能详了。

比较遗憾的是，皇太极终究还是未能等到他亲率清军入关的那天，倘若上天再给他十年的时间，我有理由相信，他的历史地位完全可以比肩朱棣、忽必烈等一代雄主，可惜天不假年，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他的十四弟多尔衮完成了。

公元1644年，是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在这一年李自成东征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历时276年的明朝宣告灭亡，随即吴三桂冲冠一怒，剃发投清，打开了山海关放清军入关。

那一年，当多尔衮领着十万八旗铁骑从山海关拍马而过时，在他的背后，有个不可一世的身影在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