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连皇帝都成了敌军的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来，北京在经历了短暂的恐慌之后，以于谦为首的大臣果断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称帝，是为明代宗，并且召集各地军队守卫北京，打退了瓦剌人的进攻。

蒙古人退兵，瓦剌的太师也把明英宗送了回来，过了八年，不甘寂寞的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推翻了弟弟明代宗，第二次当上了皇帝，改元“天顺”，还杀死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

关于明英宗朱祁镇，按照一些书籍对他的描述，大伙儿对他的印象就是“打败了一场仗，杀错了一个人”，但晚年能废除殉葬制，可见虽不是个好皇帝，但能勉强算作一个好人。

其实，历史上的朱祁镇是荒唐无耻的，因为他贪生怕死，就当了瓦剌军的带路党，在大同城下叩关叫门，大同守将郭登忠于职守，不肯开门，朱祁镇便怀恨在心，复辟后将其问罪流放；他还平反了奸宦王振，为瓦剌太师也先立祠建庙，寒了多少忠臣义士的心；他重用锦衣卫逯杲、门达，推行特务统治，连在瓦剌保护他的袁斌都被诬陷下狱、险象环生；他在荆襄流民问题上处置失当，酿成百万流民有家难回、生计无着；他轻信阿罗出“换道入贡”的谎言，放对方进入河套，造成了困扰明中后期的“套虏”之患；他开设抚顺关马市，导致建州女真坐大等。从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来看，他非但不是好皇帝，也不是什么好人，一个堪比宋徽宗一家的吉祥三宝，就算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排个号，朱祁镇都可以稳居倒数前三。

到了天顺八年，明朝在朱祁镇的统治下已衰弱不堪，套虏频频入关抢掠，建州女真蠢蠢欲动，荆襄百万流民爆发起义，俨然一片末日景象，如果真让他继续活下去，明朝很有可能和元朝一样百年崩亡。

幸亏明英宗驾崩，他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继位，开始了救亡图存之路。

这里多提一句，《明史》称明宪宗本名朱见濬，后改为朱见深，误。按《宪宗实录》记载，朱见深才是明宪宗的本名，等他当了皇帝，就改为了朱见濡。其实真要较真的话，明宪宗叫朱见濡才对，只不过因为《明史》毕竟是正史，朱见深这一名字影响深远，为了方便起见，咱们书中只好将错就错了。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某条野史故事套在明宪宗头上：明宪宗最宠爱的万贵妃，因自己生不出来孩子，就逼其他怀孕的妃子堕胎。朱祐樘（明孝宗）刚怀上时，万贵妃就让太监张敏溺死他，可张敏动了恻隐之心，放了这对母子一马，还和一群太监宫女把朱祐樘秘密抚养长大。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张敏才告诉了明宪宗真相，事后朱祐樘的母亲纪氏就被万贵妃毒死了，张敏也吞金自杀。

因为这个故事被写进了《明史》，很多人就据此认为，明宪宗为了万贵妃不理朝政，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这不是昏君是什么？然而，现在我们可以考证出，这个故事最早出自万历年间于慎行编的《谷山笔尘》，按照作者于慎行自述，这是他从南京的一位老太监那里听来的，可此时距万贵妃去世已105年，从一个南京老太监处听到了一百年前北京发生的宫闱秘事，这个可信度你们可以自己掂量。而这个故事再一次丰满是到了明末的《胜朝彤史拾遗记》，而这本书的作者毛奇龄也参与了《明史》的写作，他就把这个故事写了进去，这件事有多不靠谱呢？就连后来乾隆看了这段，都觉得这个事编得也太扯了吧。

《明实录》中的记载是，内阁首辅商洛在奏章上称“重以贵妃殿下躬亲抚育，保护之勤，恩爱之厚，踰于巳出”。意思是朱祐樘被万贵妃抚育过一阵子，对他比亲儿子还要亲。满堂大臣对万贵妃的印象也是“莫不交口称赞，以为贵妃之贤，近代无比”，可以说在当时的人眼里，万贵妃从来不是什么善妒祸国的妖妃，而是一个群臣以及都城士庶都交口称赞的贤妃。

可《明史》的编修官放着《明实录》和《继世纪闻》这种一手权威材料不管，非要相信一个一百年后南京老太监的话，这册史书的质量咱们就可想而知了。而令人遗憾的是，《明史》这种不负责任的写法影响了好多人，甚至包括一些业内的专家学者，让原本功勋赫赫的明宪宗始终没能得到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明宪宗在位期间，他安抚荆襄流民，平定满四之乱，收复河套地区，捣灭建州女真，挽救了即将走向大元百年噩运的大明朝，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方志远先生就说过，他留给弘治朝君臣的，乃是一个外无强敌、内无大敌、百业兴旺、万民乐业的太平世道。

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朱见深驾崩，他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登基。《明史》把朱祐樘夸成了一朵花，一些学者等人还把他与汉文帝、宋仁宗并列，称之为中国古代三大贤君。

可如果仔细看一下《孝宗实录》，就会发现朱祐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位十八年能吹的只有个人品德比较好，却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实在政绩，从头到尾都是在吃父亲为他攒下的老本而已。

明孝宗在位时期，任用叶淇毁掉了开中法，边军糜烂从此开始；放任外戚兼并土地，皇庄经济愈演愈烈；修黄河所用非人，结果河道始终未能修好，无数钱粮打了水漂；修改《大明律》，官员贪污受贿不能杀，明朝成了另一个“不杀士大夫”的北宋；本来早被明宪宗赶跑的“套虏”，在弘治年间又回来了，时时刻刻威胁着明朝边境，而明孝宗朱祐樘对此毫无办法，方志远教授甚至怀疑明孝宗很有可能是个“弱智”，或许从私德上看，明孝宗是个好人，但他真不是什么好皇帝，正是在他“弘治中兴”的十八年，给明朝种下了无数引而不发的暗疾。

有人问，明朝什么时候由盛转衰的？

很多人的回答是土木堡之变，但土木堡之变充其量只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国家实力是损失了，但本身体制未坏，很多东西还可以循环再生，但经过明孝宗公然对明朝政治环境的破坏后，这才让明朝在整体上开始马不停蹄地走向了下坡路。

在明孝宗朱祐樘死后，他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继位，这就是那个不守礼法、热爱玩闹的正德皇帝。

明武宗不像他父亲那样毫无主见，而是太有主见了。他在位期间，不是南巡，就是北征，还亲自带兵和蒙古小王子在边境打了一架。但因为他的种种举动不合儒家士大夫们的心意，又因为他死后无子，堂弟朱厚熜在《武宗实录》中对他百般抹黑，故而在史书上他一直都是个昏君的形象。

明武宗虽然在政治上荒唐，但从未误事，他自己南巡北征，却把政事交给了杨廷和、王琼等内阁大臣。明末文人陈子龙就说：“武皇穆骏西驰，而天下晏然者，以任相得人也。”可见明武宗虽然本人经常出去打仗巡游，但朝政并未因此而荒废。

总的来说，明武宗在政治上比较拉胯，但却敢放权给有能力的大臣，倒也没有耽误政事。而他在军事上则有一种天然的兴趣，试图改良弘治以来明朝边军持续废弛的军事危机。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对军队的赏罚管理明显严格了许多，因为皇帝的特别关注，正德时期的明军在战斗力上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中期的五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昏君；明代宗朱祁钰能力一般，但敢放权任命于谦等贤能之臣治国，算是个不错的君主；明宪宗朱见深是位造就了国家中兴的明君；明孝宗朱祐樘则是个见面不如闻名的庸君；明武宗朱厚照在政治上或有不如，但在军事上却可圈可点，一减一增，可算得上中等之君。

可是，明朝的政治在经历了明孝宗的公然破坏之后，走向了衰变的死胡同，因为继任者明武宗对政务毫无兴趣，未能着手改善，故而正德年间的政治风气继续缓慢下滑，等明武宗死后，明世宗朱厚熜上台，一场大的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二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没儿子，大臣和太后迎立了他的堂弟朱厚熜当皇帝，这就是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一上台，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发生矛盾，即“大礼议”事件。在这场争斗中，一个叫张璁的官员站在了皇帝一边，最终杨廷和退出政坛，嘉靖皇帝胜出，成功地独揽大权。

嘉靖皇帝刚亲政，就提拔张璁为内阁首辅，进行了明朝的第一轮政治上的改革。关于具体的改革内容，田澍教授在《嘉靖革新研究》中有详尽介绍，我们在这里只稍微谈上几点。

首先，张璁整顿了学政，规定了官员的双向流动，清除翰林院内的一些积弊；其次，他还裁革了各地的镇守太监，有明一代，就“嘉靖—万历”这段时间宦官之祸最轻，此皆张璁之力；最后，对于皇亲国戚、文官勋贵等违法侵占的土地，他力排众议进行清查。至嘉靖九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五百二十八处，计五万七千四百余顷，其中二万六千余顷都还给了原来业主。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顾诚等明史学者把这段时期称之为“嘉靖中兴”。

在一些书中，有作者把张璁贬低得一文不值，这未免失之公允。事实上就连张居正的改革，都是滥觞于张璁之时，比如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张璁的搭档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的。还有张璁加强了内阁的权力，让内阁首辅真正意义上凌驾六部尚书，故有“至嘉靖而始有相与首”的说法，这也给高拱、张居正等人的“隆万大改革”提供了权力基础。

不过，张璁真正遗泽后世的，则是他改革了科举制度，国家不再唯进士是举，而是“三途并用”，只要有能力和成绩的官员，都可以大力提拔，不再拘泥于科举出身。

而这一措施的直接影响，就是让地方县城当教谕的海瑞，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三

嘉靖本人是个智商极高、又极度自私的皇帝，他一生中只对张璁推心置腹。嘉靖十八年，张璁病殁，之后他任用的夏言、严嵩、徐阶等人，都不过是皇帝的工具，他从来没有信任过，故而“嘉靖中兴”在张璁死后戛然而止，国家再次走向下坡路。

晚年的嘉靖皇帝一直躲在深宫大院内修道，放任严嵩、徐阶等人在外朝斗法，对民间疾苦他也视而不见，国家政治日渐黑暗，而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这个人就是海瑞。

海瑞本是一个老举人，按道理讲这辈子都不可能任职中央，但在张璁改革了吏治选调后，海瑞凭借其超强的个人能力，从淳安县令一路做到了户部主事，成了中央的京官。

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发现了大明的弊病根源在皇帝身上，于是向嘉靖呈上了一篇《治安疏》，批评皇帝迷信道术，不理朝政，还嘲讽道：“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嘉靖读了《治安疏》，十分震怒，要把海瑞下狱，但始终没有审问处刑，反倒自己把这封奏疏反复读了很多次，还叹息道：“这个人就是比干吧，可朕不是商纣王。”

数月后，嘉靖皇帝驾崩，他的儿子朱载坖登基，是为明穆宗，也叫隆庆皇帝。这里再多嘴一句，《明史》上记载明穆宗名字叫朱载垕，错了，查阅《明实录》发现朱载垕另有其人，明穆宗的真名实为朱载坖。说到这里，我对《明史》这本满清修了一百多年才修成的史书充满了失望。

明穆宗登基，内阁首辅徐阶就把海瑞从大牢里放了出来，在隆庆年间，因为海瑞有过“抬棺骂皇帝”的光辉事迹，被士林传颂成了一个不畏强权的直臣，开始了火线升官。

隆庆三年，海瑞被外放为应天巡抚，开始管辖明朝治下最富庶的一块区域。

四

在应天巡抚任上的九个月内，海瑞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在南直隶推行一条鞭法，算是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早期试点；第二是整修吴淞口和白茆河，消除了三吴地区的水患；第三是抑制土地兼并，缓解流民问题。

前两者都不得罪人，但第三者就比较难了。

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痼疾之一就是土地兼并、流民四散。很多百姓的土地让地主们通过合法途径给“敲”走了，只能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根据统计，在嘉靖末期流民有六百万左右，如果这些人聚众起义，后果不堪设想。而海瑞就是看到了地主和流民的贫富差距过大，才是明朝在根子上的病因，要治理只能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但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个王朝的“三百年周期律”，意思是没有一个大一统王朝可以存在超过三百年，往往到了二百多年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么都平不下去。在一番天下大乱后，旧的王朝被农民的战火毁灭，新的王朝在废墟中拔地而起，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三百年循环。

这个周期律的本质就是一个王朝初建，社会资源分配比较平均，每个人家里都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的资源开始向少数人手中聚集，而多数人没了生计，就只能沦为流民，变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等到这些不安定的矛盾积攒到了一定程度，这些因素就会汇聚在一起，酝酿出农民起义，通过一段剧烈的战争来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而新的王朝就可以在分配后的经济基础上成功建立。

海瑞的意思就是与其等到王朝末期天下大乱，死那么多人，倒不如现在就通过政府的力量，进行“杀富济贫”，让地主把自己的多余土地分给流民。当年刘秀只是“度田”就遭到了天下反对，而海瑞可不止清查他们隐匿的土地，还勒令大地主把土地退回来，挡人财路尚且如杀人父母，海瑞则是直接从别人家里抢钱，可想而知这阻力该有多大？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时江南最大的地主不是别人，就是当年把海瑞从诏狱里捞出来的内阁首辅徐阶。如今徐阶已经退休，他在老家松江府有24万亩田地，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老虎。

遇到这种情况，别人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换作海瑞，就算是恩人，他照样秉公执法。他先给徐阶写信，让徐家做个表率，带头退田。徐阶给了海瑞面子，象征性地退了几百亩给原本的田主，我估计要是别人，能做到这一步，就算对得起人民群众了。可海瑞是一个执拗的人，他不依不饶，要求徐家至少退一半，也就是十二万亩，这下徐阶肯定不干了，双方就陷入了僵持。

很多人就这事批评海瑞，觉得他做事不懂变通，尤其是不知道知恩图报，徐阶当年好歹救过他，他却这么不近人情。

其实，海瑞要求徐家退田，就是在救徐阶。

自从嘉靖驾崩，隆庆即位，新皇帝对内阁首辅徐阶没什么感情，反倒十分信任他的老师高拱。但高拱看徐阶不顺眼，迟早要收拾徐阶，而徐家在江南非法兼并了这么多土地，这就是授人以柄。

从海瑞给当时内阁首辅李春芳的信中可知，江南很多百姓都对徐家不满，民怨已然沸腾，而高拱又即将复出，如果现在徐家断臂求生，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可如果死咬着眼前利益不放，那才是真的大祸临头。

事后正如海瑞所料。高拱很快复出，还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兼任了吏部尚书，他一上台就调走了海瑞，换上了他的亲信蔡国熙，经过一番审理，徐家退了六万亩田地，看起来好像还没海瑞要求退得多是不是？可问题是高拱一出手，可不只是要地了，他还把徐阶的大儿子给充了军，其他两个小儿子罚去当苦力，松江徐家这才算是真的毁了。

五

小时候看电视剧，觉得海瑞是个耿介正直的清官，有些食古不化、不近人情；《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把海瑞描述成“古怪的官僚模范”，不顾社会现实，就知道恢复朱元璋的祖制；《明朝那些事儿》中把海瑞写成了一个书呆子，虽然是个清廉的好人，但却没什么用。

以上种种，都是对海瑞的误读。

海瑞能从举人出身的教谕干到应天巡抚，还官居二品，这些只凭清廉是做不到的，你只清廉，没有办事能力，根本升不了官。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连孔子都看不起，可唯独在《焚书》中对海瑞大加称赞，认为他是一位“青松翠柏”的栋梁之材，跟海瑞一比，那些崇尚清谈的道学家不过是“万年青草”而已。结果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给弄反了，以为李贽口中的“万年青草”说的是海瑞，还据此把海瑞批判了一番，当年明月继续将错就错，李贽在九泉之下要是知道此事，恐怕那得叫一个欲哭无泪。

现在市面上对海瑞的种种诋毁，企图把海瑞描述成一个“除了正直，别无长处”的清官，这才是天大的误解。

比如，有人总会讲一个故事，说海瑞七岁的女儿吃了男孩给的食物，海瑞认为女儿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就把女儿给活活饿死了。

很多人听了这个故事，也不去分辨真假，就开始了他们的义愤填膺，一个个大骂海瑞食古不化、刻板迂腐，是个封建卫道士，肯定是把程朱理学给读傻了。

可事实上，海瑞杀女的故事最早记载在一部叫《见只篇》的野史上，内容荒诞不经，根本不足采信。从海瑞本人的事迹上看，他在担任应天巡抚期间，因为当地重男轻女、溺杀女婴，他还专门颁布《督抚条约》，要求寡妇不必守节，可以按照自己意愿改嫁，还有溺杀婴孩的恶习一律入刑处理，请问这样的人，他能干出“饿死女儿”的事吗？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海瑞从来不是什么封建礼教的拥护者，他在儒学上信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陆王心学，只要是看过《海瑞集》的人，就可以看出，海瑞曾痛斥朱熹只知道训诂，不干实事，把人都读成书呆子了。他还说陆九渊发明本心虽然偶尔会溺于流俗，但大道理是通的，而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误人子弟，末了他还来了一句人身攻击，说我不骂别人，就想骂你朱熹老夫子（“故予不及其他，独指朱子为过”）。海瑞本人连理学信徒都不是，很多人还指责他把程朱理学读傻了，你让海瑞上哪儿喊冤去？

现在还有人指责海瑞判案，认为他在应天坐堂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是：凡讼之可疑者，兄弟打官司，照顾哥哥；叔侄打官司，照顾叔伯；贫民和富豪打官司，照顾贫民；老实人和奸猾无赖打官司，照顾老实人等。总而言之，打官司尽量偏帮长者和弱者。

很多人就根据这个骂海瑞断案糊涂，不但没有实事求是秉公办案，还根据一些古老的道德信条依照身份和地位来断定是非，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法官呢？

然而，他们却没注意到海瑞这一原则的前提是“凡讼之可疑者”。如果可以搞清楚事实真相，那海瑞当然会根据法律公正裁决。可古代没有今天那么先进的技术设备，往往很多案子就真的审不出真相了。在这种极端状况下，强者自然可以通过一些非常规手段来让自己在判决中取得优势，基于这种考虑，海瑞才会选择在悬案里尽量偏向弱者和长辈。在那个闭塞落后的年代里，他的这一套锄强扶弱的原则，才是真正可以兼顾审案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好方法。

还有人说海瑞曾提出要恢复朱元璋当年对付贪官所用的“剥皮囊草”之刑，很多人就把海瑞打成了要恢复洪武祖制的古板官僚，更有一些人根据这个指责海瑞不通人情世故，一句话把整个官僚集团给得罪了。

事实上，《神宗实录》里海瑞的原话只是举例了当年明太祖惩治贪污的例子，作个比喻而已，目的是想劝万历皇帝向明太祖学习，严格惩处贪污犯，通篇根本没有提过他要恢复太祖“剥皮囊草”的刑法。然而，又是咱们的《明史》不知何故，在海瑞原文后面加了句“谓今当用此惩贪”，这下海瑞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其实海瑞从不迂腐，他在淳安县当县令的时候，胡宗宪的儿子为非作歹，给海瑞收拾了。他给胡宗宪写信说“这个人作奸犯科，横行霸道，老百姓都讨厌他，一定不是您的儿子，他绝对是冒充的”。这一番戴高帽，让胡宗宪只能哭笑不得地吃了个哑巴亏。海瑞是既收拾了无法无天的恶少，成功地为民除害，还让自己免于树敌，不被胡宗宪穿小鞋，这份机智，几人能有？

海瑞也不是什么油盐不进的人，他是清官，可没到谁给他送礼他就跟谁急的地步。徐阶曾经就给过海瑞一笔路费，但他并没有标榜清高，矫情地拒绝对方，而是坦**地收下，并诚恳地表示了自己的谢意。在海瑞眼里，该拒绝的是那些非法的贿赂，还有官俸之外的灰色收入，至于朋友恩师之间的友情赠予，那些在人之常情内的礼物，海瑞是会欣然接受的。

当然，如果遇到原则问题，海瑞一定会选择坚持原则。比如徐阶帮了他，还给他回家的路费，他就写信感谢徐阶称呼人家是“老先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可在需要徐阶退田之时，海瑞也不会徇私情而放徐家一马，而是坚持要让徐阶把田给退了，这样对你对我对国家对百姓都好，可徐阶不听，最后高拱来了，大伙儿一起玩完。

其实，海瑞不但有理想有抱负，还深谙官场之道，更能心向百姓，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官员来说，海瑞还真是完美得有点过分。

只可惜，现在很多人只记得他清廉。

可殊不知，清廉恰恰是海瑞身上无数品德里，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六

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他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登基，这就是著名的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刚登基时，只是一个十岁孩童，朝政交给了内阁首辅张居正。在经历了张璁、高拱的革新后，张居正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改革。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有三大内容：一条鞭法、考成法、清丈田亩。

一条鞭法是张璁变法时提出的概念，本意是“一条编”，意思是把各种钱粮赋税、人力劳役都折合成白银缴纳。这个算是统一了税收标准，简化了收税手续，还可以避免官吏在收税时对老百姓吃拿卡要，如果还需要我用比较有意义的话讲，那就是一条鞭法顺应了货币白银化的时代大趋势。

但一条鞭法有个大问题，就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方，用白银收税很好，不但政府方便，纳税人也轻松。可在北方地区，很多人穷，他们没钱交税，宁可承担劳役也不愿意给朝廷白银，因为他们是真的没有，相比之下，还不如给朝廷免费干活，起码还能包吃包住呢。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大伙儿缴税，主要是缴纳粮食，夏秋两季收获了就能交。可现在改收银子了，老百姓还得先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卖，换成银子后再给朝廷交税。可想而知，夏秋两季正是丰收的季节，市面上到处都是粮食，供大于求，粮价必然下跌，在这个时候老百姓卖粮换银铁定是亏的，这等于在无形中暗宰了农民一笔。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1630年—1640年，世界白银发生了大规模贬值。因为白银贬值和流入中国的白银量急剧减少，造成了明朝境内严重的银荒，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在位期间，故而西方的加州学派就提出过一个概念，认为晚明时期白银供给不足，造成了银贵而粮贱，很多百姓为了筹集白银上税而纷纷破产，最终造成了明末农民大起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嘉靖十年就提出了一条鞭法，可张璁、桂萼、海瑞、庞尚鹏等人始终只在个别地方试验、没有推行至全国的原因。可张居正久居中枢，从来没有在地方上实际工作过，于是在他改革期间全面铺开了一条鞭法，这固然给国家带来了庞大的财政收入，可也加重了西北地区的人民负担，给明朝埋下了一颗隐雷。

七

张居正的第二项改革是考成法，意思是“工作绩效考核”，内阁给各个部门批示今年该完成的任务清单，到了年底核查，如果完成了就加官进爵，没有完成就降一级，次年还没完成再降级，一直给你降到老百姓为止。

张居正的这一项改革纠正了明朝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弊病，极大的提高了政府的运转效率，可王夫之、万斯同等人却对考成法不以为然。

举个例子，考成法有个标准叫“赋役完欠”，意思是追回地方以往欠下的赋役。因为有些农民遭遇天灾，就没粮缴税，当时明朝官府还比较人性化，允许你先欠着，来年有钱了再缴。但农民本就生活在温饱线上，不可能有余粮，而来年还有来年的税，长此以往很多赋役根本不能如约补上，而当地的官员知晓内情，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自从考成法出来后，这些官员不可能再冒着掉乌纱帽的风险去通融这些农民，而是逼着他们把往年积欠的赋税都缴出来。可问题是这些农民连今年的赋役都缴不上，如何补齐以前的赋役？只好卖身卖田给地主，换钱缴税，这就又加剧了户口兼并和土地兼并，加深了封建王朝的帝国之癌。

这还是好的，遇到为了升官的个别官员，还会超额完成绩效。他们通过严刑拷打的方式搜刮农民的钱粮，把这些当成赋税缴给朝廷，张居正一看财政收入增加了，就给这些考成杰出的人升官，全然没意识到这些人身后有多少百姓家毁人亡。

八

张居正改革的第三项，就是清丈田亩，把大地主家里隐匿不报的土地丈量出来。成效很显著，万历年间朝廷的在册土地比弘治年间多出了七成。可我们要清楚一点，这和刘秀的“度田令”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在承认了地主阶级侵夺农民兄弟利益的现状下，让政府多分一杯羹而已。

我们把张居正的改革总结一下，就会发现与张璁、高拱相比，他还是换汤不换药，政策上没有创新，只是在力度和规模上更大了而已。而与海瑞的改革思路相比，张居正改革其实还带有极大的保守性和妥协性。

比如在丈量土地上，海瑞看得就比张居正清醒。明朝最根本的问题就在土地上，地主阶级占据大量土地收租享乐不说，还偷税漏税，挖封建社会墙脚，而农民被地主巧取豪夺了土地后成为流民，成为了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若是长此以往，肯定要出问题。

海瑞的意思是直接让地主把土地分给流民，将社会资源重新配置，这个阻力肯定是最大的，但效果也是最好的。而张居正的意思是把地主的田地清查出来，让他们别偷税漏税就行，这自然可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可问题就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收一时之效，从长期看国家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如果说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在优化上层建筑的话，那么海瑞想做的，就是把经济基础给改变了，那么上层建筑自然而然就可以焕然一新，这样即使不用经历残酷的改朝换代，也可以开启一个新的王朝周期律。

九

现在很多人认为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反攻倒算，于是张居正改革就人亡政息了。我上次就见过一个“明粉”在捶胸顿足，哀叹如果万历新政没有被废，明朝还能延续多少多少年。

可实际上，张居正的大多数改革成果都保留了下来，比如一条鞭法和清丈田亩，都没有动，还有张居正任用的改革派成员，一些是被万历清退雪藏，比如戚继光，但还有一些被留了下来继续重用，比如李成梁。

真正被万历皇帝废除的，是考成法。

因为官员实在受不了绩效折磨了，就怂恿内阁首辅申时行向皇帝建议，把考成法废掉。其实，考成法本就是建立在张居正说一不二的绝对威望上，现在张居正死了，申时行作为一个好好先生，根本做不到带领内阁统驭六部，那么考成法就算留下也是名存实亡，还不如顺水推舟给废了呢。

我说这些不是否定张居正改革，事实上在张居正柄政的十年里，明朝确实迎来了一段黄金岁月。万历皇帝后来能平定宁夏叛乱，在播州改土归流，还能让李如松率军抗日援朝，打赢壬辰战争，都是依靠张居正攒下的家底。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只是“改革”，而不是“变法”。在宗藩与缙绅这两个明代衰败的关键问题上，张居正都选择了回避。归根结底，他的改革只是对现有体制的修补，而没有真正如商鞅、王安石那样试图对国家体制进行一次全盘的翻新，所以张居正是成功了，可这是一种很有限的成功。

这一章的标题是一人之下，除了我个人喜欢《一人之下》这部动画外，还有一点，就是我眼中的张居正与海瑞，他们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张居正是一人之下，他权倾朝野，宣称“我非相，乃摄也”，代表万历统驭万民百姓。海瑞是万人之上，他不畏强权，宣称要“直言天下第一事”，代表万民百姓抬棺骂嘉靖。

他们一体两面，却又殊途同归。可如今张居正效忠的皇帝已然化为冢中枯骨，而海瑞至死护佑的天下百姓，却依旧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