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如果说哪段历史最令人痛心，那肯定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了。

广义上的中国近代史，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间。在这一时期，中国被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侵略的外敌一茬接一茬，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全世界都抬不起头。

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被搅得一团糟，可东晋还能自诩正统，超然物外。元朝灭宋时，蒙古人虽然在军事上战胜了南宋，却不得不在璀璨的汉文明面前低下头颅，融合进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

只有晚清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被外来文明全方位碾压，让国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文明在工业文明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在万国欺凌的现实中，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信力。

每当读到这一段时，无数人都会大骂晚清政府腐朽不堪，可这时总有几个理中客自以为是地告诉你，这不是清朝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的问题，当时西方人经历了工业革命，不论汉唐宋明，还是其他封建王朝遇到近代化的西方列强，表现都不会比清朝好多少，这算降维打击，非战之罪。

曾经，我对这种话术也深以为然，觉得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晚清其实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还是需要用唯物主义对待这个问题。

然而，到了如今我才意识到，落后于西方，与落后于全世界，这是两个概念。

晚清的问题，从来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它让中国第一次混到了连亚非拉土著都不如的地步。

举个例子，以下是英国人在1815年—1898年于亚非拉的征战史中，英军方面伤亡的数据：

1817年：第三次英国—马拉塔战争，英军伤亡未知；

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英军死亡一万五千人；

1839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英军死亡五千零六十二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死亡六十九人；

1845年：第一次盎格鲁—锡克战争，英军死亡一千九百八十九人；

1845年：新西兰土地战争，英军死亡五百六十人；

1848年：第二次盎格鲁—锡克战争，英军死亡二千六百八十七人；

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英军死亡未知；

1856年：盎格鲁—波斯战争，英军死亡一千五百三十五人（以上）；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死亡六十九人；

1857年：印度叛乱，英军死亡一万一千零二十一人；

1878年：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英军死亡一千零五十七人；

1879年：盎格鲁—祖鲁战争，英军死亡一千七百二十七人；

1880年：第一次布尔战争，英军死亡四百零八人；

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英军死亡未知；

1896年：盎格鲁—桑给巴尔战争，英军无伤亡；

1898年：第二次苏丹战争，英军阵亡七百人。

特别要说明的是1896年的盎格鲁—桑给巴尔战争，其过程就是英国军舰开了几炮，轰死了五百名苏丹士兵，战争就结束了，一共只持续了40分钟，号称历史上最短的战争，英军自然不会有任何伤亡。

我们统计完以上数据，会发现一件很悲哀的事情，那就是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对亚非拉旧大陆的征服历史中，还处在原始部落形态的南非祖鲁人可以一战打死一千七百二十七名英军；新西兰的食人族可以一仗消灭五百六十名英军；南亚的锡克人可以一仗消灭二千六百八十七名英军；而唯独我们泱泱天朝，伟大的大清帝国，居然两次鸦片战争加起来，才打死一百三十八名英国士兵。

如果说，偶尔一两个小国战绩超过清朝，咱们还可以理解，可问题是，英国在十九世纪在全世界满打满算才十七场战争，除了盎格鲁—桑给巴尔和没有统计伤亡情况的那几场外，能让英国士兵阵亡只有两位数的，就只有大清的两场鸦片战争了。要知道，就连曾为中国藩属国的缅甸，都可以让英国人付出一万五千人的惨重代价，而作为东方宗主国的清朝，居然战绩在全世界排名垫底，真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要是再用“降维打击”来遮羞，这都有点说不过去了。

所以，很多人为了给晚清政府的失败找理由，就说这不是清朝的问题，而是封建王朝的问题，以此来证明就算汉唐遇到了近代变局也不会表现得更好。可事实上，封建王朝和封建王朝是不一样的，美利坚和津巴布韦还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呢，那能一样吗？

就算横向比较，近代西方人把大清帝国叫“东亚病夫”，把奥斯曼帝国叫“西亚病夫”。然而，同样都是“病夫”，在“一战”的加里波利战役中，奥斯曼军队与协约国打到山崩地裂，给欧洲联军造成了四万四千零七十二人阵亡的巨大损失，仅这一战就可以把清军羞到无地自容。可想而知，假设两个“病夫”若是国境相邻，面对可以硬顶英法联军的奥斯曼军队，清朝将会是怎样的一个下场？

那么，我们就不禁问一句：为何曾经傲立东亚的东方雄狮，到了近代，就混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了？

我们都知道，积贫积弱绝非一朝一夕，如果要找到近代中国衰弱不堪的答案，只能拷问一下鸦片战争前夕的“康乾盛世”了。

二

经过多年电视剧的洗礼，我们对清朝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康乾盛世”耳熟能详，知道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的统治下，清朝走向了全盛。可在乾隆之后，开始了嘉道中衰，国力逐渐不支，到了晚清被西方列强轰开了大门，开始了百年的国耻。

按照以往的逻辑推导，清朝在“康乾盛世”时还是东方霸主般的存在：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退沙俄，号称“千古一帝”；雍正皇帝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乾隆皇帝灭准噶尔汗国，将新疆并入中国版图，人口也暴涨到了四亿多人。

可是，到了乾隆晚期，皇帝年老昏聩，和珅祸乱朝政，清朝开始由盛转衰，等到乾隆驾崩以后，嘉庆、道光都是孱弱之君，清朝的国力一日不如一日，西方列强赶在这个时间点找上门了，咱们能不受欺负吗？

按照这一套说辞，好像问题不在“康乾盛世”本身上，而在于乾隆晚年的昏庸和嘉庆、道光等后继之君的无能上。

然而，顾诚先生早在《南明史》的绪论中就批判过这类混淆视听的说辞。他认为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落后的责任都不该让嘉庆、道光来背，而是要从康熙、乾隆等人的身上寻找答案。

我第一次见有人吹捧“康乾盛世”，还是金庸先生在小说《鹿鼎记》里，上面写道，康熙时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百姓安居乐业，比起明朝的苛捐杂税不知好了多少，韦小宝以此劝说天地会众人，让他们不要反清复明。总而言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清朝时期百姓日子过得比明朝好，那些天地会的“义士”都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单纯不喜欢满族人当皇帝，这才不顾现实地反清复明，他们完全就是在乱折腾、瞎胡闹。

然而，清朝治下真的轻徭薄赋吗？

任何史论都需要证据讲话，不是一拍脑袋的想当然。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源自崇祯皇帝为了剿灭清军、农民军以及训练军队，在收完征税后，又额外加征了“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结果老百姓们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最终在李自成的领导下，大顺农民军打进了北京，埋葬了明朝。

可是，清朝坐稳龙庭以后，是否废除了三饷呢？

不但没有，反而把三饷给划入正税里了。

本来，崇祯皇帝加派三饷，只是个临时税种，约定只要打败清军，剿灭了农民军，这个税咱们就不收了。可清朝倒好，在顺治元年宣布减免三饷，收揽了人心以后，到了顺治三年就立马反悔了。多尔衮给三饷改了一个名，叫“九厘银”，换个马甲继续收不算，还给划入了正赋，规定这是正式的税赋，期限永久，将来也不可能免掉了。

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当一个封建王朝到了末年，往往苛捐杂税众多，百姓家破人亡，人民揭竿而起，一起推翻了旧的王朝。等到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就会以史为鉴，轻徭薄赋，给老百姓一段与民休息的快乐时光。

可唯独清朝不一样。

在清朝建立之初，就厘定了比明末还要高的税赋，甚至算上清初六大弊政和其他折银盘剥，说清朝时期的人民负担是历朝历代大一统王朝里最高的都没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再宣布大清“永不加赋”，这无论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虚伪——你们把税都收到九十年以后了，这还有加赋空间吗？

可以说，清朝康乾盛世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个“瘸子腿”，到底怎么瞧这个盛世，只看你选择从什么视角去看。

从全球视角去看，这肯定不能叫盛世，以往的盛世，如文景、开元、永乐等，中国文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遥遥领先的，也只有康乾盛世的中国，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实际上已被西方远远甩在了后面，杨师群先生干脆就说：“康乾盛世本质是没有前途的繁荣，中国的自娱自乐。”

从传统角度看，康乾盛世也称不上尽善尽美，社会问题重重，让人很难认同，这能与汉唐并列？虽说清朝版图大、人口多，可一则生民太苦，比不上汉唐百姓丰衣足食；二则文网太密，赶不上开元时代奔放自由。

尤其后一点，我们以前的章节讲过，以往的朝代都是没有无差别杀人的文字狱的，只有清朝的康乾时期，文字狱盛行，打断了士人的脊梁，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能站起来，鲁迅、梁启超、周思源等文人学者均对这一盛世持怀疑态度，马勇就说康乾盛世只是政府的盛世，与百姓无关，更与中国文明无关。

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可正如顾诚先生所言，在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成了地道的哈哈镜。

在我们以往学习的历史中，康雍乾三位帝王获得了太多本不该获得的赞誉和鼓吹，他们治下的康乾盛世也没有很多人幻想中的那么繁荣昌盛，而是中国落后西方乃至于全世界的关键时期，或许就像许倬云教授描述的那样：

其实所谓盛世只是败坏的开始。这三个皇帝统治的时期已经将中国的资源挥霍净尽。清朝这一个看上去很兴旺的大帝国，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岁月，是走向衰退，而不是稳定地维持一个大国的声威。

中国在明朝末年还能和西方互角长短，只是个别方面略微落后于西方，且晚明士人在认识了对面的长处后，会自发地进行引进学习，中国始终都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可结果到了晚清，中国不但全面落后西方，在军事等个别方面，居然混到连原始部落的野人都不如了。

而这一切罪恶的开端，恰恰就是无数人顶礼膜拜的康乾盛世。

三

现在对康乾盛世的赞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一个是疆域。

我之前举过汉武帝的例子，虽然汉武时代的疆域有所拓展，可在人口上却急剧减少，而清朝却可以两相兼顾，在版图增大了一圈的同时，人口从顺治初年的一千多万，增长到了清末的四亿左右，这在古代是一个近乎奇迹般的成就。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清朝人口增长的时间线，就可以发现一些奇怪的地方。

顺治初年，国家在册人口不过一千多万，到了康熙四十九年，人数增长至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余口，翻了一倍，到了雍正十二年，人口为二千六百一十一万，即至少在雍正统治后期，清朝的人口增长还是稳步前行的。可到了乾隆十八年，人口忽然诡异地暴涨到了一亿，在十九年间竟翻了四倍，然而这还不是结束，到乾隆三十一年，又翻了一倍，到了两亿，再到乾隆五十八年，人口更是爆炸到了三亿七千万之众。

我想，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口增长绝不是自然增长，它不是因为统治者与民休息、治国有方养育出来的人丁，而是涉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

那么，清朝人口大爆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首先，在汉武帝和武则天那两篇里我就讲过，在古代官府名册上的户口，绝非国家的实际人口。因为古代封建政府管理能力低下，很难及时对治下州县进行人口普查，这造成了官府只是掌握了一部分纳税人口，而大量人口都是“黑户”，不计入官府的掌控。

比如明朝，在朱元璋时期，黄册上统计的人口为六千多万，结果到了明朝末年，还是六千多万，这根本不符合正常的人口增长规律，故而明朝社会有大量隐匿的人口，这点在史学界算是一个常识问题。

关于明朝晚期中国有多少人口，目前说法众多。梁方仲先生认为有一亿五千万，《剑桥中国明代史》则推测在一亿五千万至一亿七千五百万区间内，而葛剑雄和曹树基的估算是两亿左右。不过，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战乱损失，人口必然减少了一部分，梁方仲估计在八千万至一亿左右，葛剑雄认为在一亿二千万，咱们折中给他算一亿，那么顺治初年的一千多万，实际上只是官府掌握的人口，而非国家实际的人口。在清政府的名册之外，国家还潜伏了九千万的黑户，他们在官府看不到的地方生儿育女，为大清的人**炸事业默默耕耘、添砖加瓦。

那么，为何乾隆初年就忽然把这些隐匿的黑户给清查出来了呢？

这是因为在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发布了一个政策——摊丁入亩。

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把丁银摊入到田亩上一起算税，通俗点讲，就是废除人头税，一律改收土地税。

以往很多人想当黑户，就是因为要给国家缴纳人头税，这就苦了那些地少人多的农民。他们为了逃税，只好给地主家当佃农，借此脱离官府的掌控，而地主为了避税，也会瞒报他家的雇佣人口，这就是历朝历代官册上人口总是不尽不实的原因。

雍正元年，清朝施行摊丁入亩，把人头税废除了，实现了人地分离。这样一来，官府不再以人口作为收税的标准，地主就没了谎报人口的动机，“黑户”通通都登记上了户口，而农民生孩子也放得开了，中国人口从此迅速增加。——当然了，摊丁入亩后，地主们不瞒报人口了，但开始瞒报土地了。至于清朝的版图比明朝大，可有清一代官府掌控的土地始终没能超过明朝刚开国的洪武年间，更遑论明朝田亩数字巅峰的万历时期。

以往我们用人口来衡量皇帝的功绩，主要是因为丁税的存在。在有人头税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老百姓还敢生孩子，那证明他们有钱有地，不怕交税，这间接证明了皇帝的治国有方。可到了雍正年间，人口与税收脱钩，人口的增加既不能代表税收的增加，也不能代表人民的富足程度，那么现在一些学者再用人口的增长来鼓吹康乾盛世，这种思维不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吗？

其次，明清时期中国进行了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中国第一次人口破亿，是在宋朝时期，原因是宋真宗时从东南亚引进了占城稻，提升了粮食产量，实现了中国的一次农业革命。

第二次农业革命，是明朝中后期，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明朝解除“海禁”，土豆、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在明朝中后期经东南亚传入我国，并且在清朝得到大面积种植。这些高产作物产量高、适应性强，可以在水土贫瘠的山地生存，直接让土地的可利用率提高，粮食的产量随之上升，让清朝有了能够养活四亿人口的本钱。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高产作物虽然可以养育更多的人口，但比起小麦、水稻等传统农作物，它只可以管饱充饥，却没有营养，我们看清末的一些老照片，发现晚清时期的百姓面黄肌瘦，就是因为这种依托高产作物繁衍出来的人口，只是保障了人口数量，却保障不了人口质量。

最后，就是在1650年—1900年间，不止清朝的人口在增长，而是全世界的人口都在增长。

根据英国人科林·麦克伊韦迪和理查德·琼斯的《世界人口历史图集》描述，1600年到1900年，世界人口从五亿四千五百万增长到十六亿二千五百万，增长百分之一百九十八，而中国从一亿六千万增长到四亿七千五百万，增长百分之一百九十七，这个数值只是平均线，并不算出众，同一时段的欧美地区人口增长率要远胜中国，甚至东南亚的增长倍数普遍在三倍以上，都比清朝1650年至1900年的二点九七倍要高。

清朝的人口成绩，比起以前的封建王朝确实是暴增，可拉到当时的世界看并不算什么，只能说它更多是乘了世界近代化的东风，而不是像传统封建王朝那样，通过治国有方养育出来的人口数。

综合以上论点，我们可以归结一下清朝人口增长的原因：

第一，清朝时期不是从一千万人口增长到四亿，而是一亿左右的人口增长到四亿，人口翻了四倍而非四十倍。看过《夏洛特烦恼》的都知道一个道理，你从无到有赚四个亿很难，可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个亿，那么你将会发现赚钱真的很简单。

第二，雍正皇帝废除了人头税。这让地主失去了虚报人口的动机，农民也可以放开生育，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完善了保甲人口编审制度后，终于实现了对治下人口的完整掌握。其实，在没有安全措施的年代，只要国家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人口的大规模增长算是一种社会的常态。

第三，新时代的红利，为中国带来了可以在山地种植的高产作物，清朝顺势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开发新的田地，给养育庞大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实吧，“人口多就代表盛世”，这是一种对历史一知半解的表现，用科学的眼光看，人口从来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与社会资源的容纳程度相匹配最好。

可清朝因为一味地滋生人丁，政府没能把人口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至于超出了当时中国生态环境可以负荷的极限，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早就作出了他神一般的预言：“中国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四

清朝第二个被人所称道的功绩，是开疆拓土。

清朝时期，中国不但整合了女真旧地的东北，还收复了西藏、台湾，连终明朝一世都未能打下的蒙古和新疆都纳入了中国版图，有些人就觉得，要不是清朝，今天咱们的领土怕是要小一圈儿。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兴衰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算没有清朝入主中原，在明朝灭亡以后，还是会有另一个大一统王朝接班，何以见得这个新王朝就不能打下清朝全盛时期的版图呢？

其实，在明朝的时候，就曾通过宗教控制西藏，开发了早期台湾，并且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派遣亦失哈九上北海，将东北纳入明朝统治范围之内，现在有人把宣德九年裁撤奴儿干都司视为明廷放弃东北，这是不对的，因为奴儿干都司只是招抚机构，而非行政机构，在奴儿干都司裁撤以后，下辖的卫所还依旧存在，归辽东都司管辖，直到努尔哈赤独立，东北这才脱离了明朝的掌控。

明朝时期，在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西藏、台湾的统治力度，只是在明朝中后期，因为国力衰弱，西藏、东北先后脱离管辖，但长达上百年的经营，还是给当地留下了深刻的中国烙印，如果明朝灭亡，继之而起的新王朝必定会接手前代遗产，将东北、西藏、台湾重新统一，故而不存在若没了清朝，这些地方就将不属于中国的道理。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清朝为何能打下终明一朝都未能吞并的新疆、蒙古呢？

其实，明清时期的新疆、蒙古地区都是蒙古人的地盘，真要想弄明白这个话题，咱们就要在下一节，讲一讲自从元朝灭亡以后，曾经煊赫欧亚的蒙古人都经历了什么故事。

五

自从朱元璋推翻元朝，攻占元大都后，元顺帝逃往大漠，继续苟延残喘，史称“北元”。

洪武五年，朱元璋兵分三路，想一口气吞掉蒙古地区，接收元朝的岭北行省。可这一战，中路军徐达先胜后败，西路军冯胜大获全胜，东路军李文忠得失相当，三路大军一败一胜一平，但这场战争让朱元璋意识到，要一鼓作气灭亡蒙古，未免有些不现实。

朱元璋开始通过不间断打击的方式，逐步削弱北元的实力，终于在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鱼儿海之战中，蓝玉全歼蒙古主力，至此北元汗国分裂为三块：鞑靼，瓦剌，兀良哈。

靖难之战后，明成祖朱棣登基，羁縻了兀良哈，并五次亲征蒙古。在他一生的征伐中，朱棣有意识地以夷制夷，平衡瓦剌和鞑靼的实力对比，谁强打谁，谁弱扶谁，让他们彼此内耗。

可很快朱棣就意识到了，此时的蒙古早已不是汉唐时期的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在历史上，汉朝驱逐了匈奴，草原就换成了鲜卑；鲜卑走人了，草原就成了柔然；柔然被灭，称霸的是突厥；唐朝覆亡了突厥，又让回鹘捡了便宜……总而言之，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虽然始终打不完，但汉唐却可以通过纵横捭阖，来对草原上的民族以夷制夷，并且通过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将他们吸纳进中国的体制。

可是，自从成吉思汗兴起，通过万户制的方式打破了血缘维系的草原部落体制，建立了全蒙古人的民族认同，他就相当于草原人民的秦始皇，给游牧民们赋予了鲜明的灵魂印记，故而朱棣不论怎么分化瓦解，鞑靼称雄还是瓦剌得意，他们……怎么还是蒙古人？

朱棣开始有意识地针对鞑靼本部，希望可以打败蒙古人的黄金家族，在他一生的五次北征中，除了第二次的忽兰忽失温之战对付的是瓦剌的马哈木外，其他四次都是打击鞑靼的阿鲁台。

可老天没有给朱棣如康乾那样六十年的统治时间，在他死后，明仁宗、明宣宗这两个不肖子孙开始了战略收缩，打着休养生息的旗号卖掉了朱棣一生的基业。在我看来，明代的“仁宣之治”名不副实，它既没见休养出什么成效，还坐视瓦剌统一蒙古诸部，最终在明英宗时酿成了可怕的恶果——土木堡之变。

但是，瓦剌的也先虽然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可他毕竟不是黄金家族的人，蒙古人并不承认他当大汗。后来也先败给了于谦，蒙古各部发生内乱，也先被杀，蒙古地区再次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

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后，被蒙古人视为“中兴之主”的达延汗驱赶了瓦剌，统一了鞑靼，建立了全新的草原秩序。他将蒙古分封为左右翼六大万户，大汗本人驻牧于左翼的察哈尔部，代表黄金家族统驭全体蒙古人的象征。

可我们都知道，分封制的缺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臣未必会继续服从中央。果不其然，等达延汗死后，察哈尔部的大汗一代不如一代，而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却如日中天，逼得察哈尔的库登汗不得不率领左翼蒙古东迁。

这次迁移，左翼喀尔喀的十二个部族中，有五个愿意跟随察哈尔大汗向东迁徙，这就是“内喀尔喀五部”，还有七个部族不愿意离开老家，就留在了漠北，统称“外喀尔喀七部”，最终逐渐整合为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成为今天蒙古国的主体民族。

自明中期以后，蒙古逐步按照地域分为三块：漠南蒙古（鞑靼六万户）、漠北蒙古（外喀尔喀三部族）、漠西蒙古（被达延汗驱逐到西域的瓦剌）。

在清朝兴起以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通过频繁的西征，收服了漠南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被追杀至青海死亡，其子额哲投降大清，这标志着黄金家族一脉的传承转移到了皇太极的身上。

在明清鼎革之际，漠西蒙古正在发生一次决定蒙古人历史走向的嬗变。

在明朝中后期，土默特部的俺答汗虽然势力强大，逼得察哈尔部不得不东迁避其锋芒，可俺答汗毕竟不是达延汗的嫡系子孙，不论他立下多少丰功伟业，在名分上始终迈不过那道坎，就如同当年的瓦剌太师也先一样。

就在这时，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教（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与土默特部接洽。他们双方达成了合作，俺答汗凭借他在蒙古人中的权位来为黄教传教，而黄教可以为俺答汗宣传说他是忽必烈的转世，故而到了明朝后期，原本信仰长生天的彪悍蒙古人，大部分都改信藏传佛教，成了吃斋念佛的大善人。

在明清易代时，西藏黄教的靠山漠南蒙古被皇太极征服，不能再给他们提供武力支持，为了巩固宗教权力，黄教向西域的瓦剌人求助。

瓦剌，也叫卫拉特，清朝时叫“厄鲁特”，有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大部族，在明中期被达延汗赶到了叶尼塞河上游，在东察合台汗国崩溃以后，他们进入了新疆地区，并在明朝晚期皈依了黄教。

卫拉特四部收到了西藏方面的求援，固始汗决定入藏护法，在皇太极建立大清的1636年，固始汗的卫拉特大军进入西藏，横扫一切藏传佛教别派势力，建立了和硕特汗国。

在这个时候，西藏就形成了世俗汗权和宗教教权的双轨统治，同时留在新疆的准噶尔也和西藏的和硕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意味着他日中原政权如果要攻灭西藏政权，那么也不可能忘掉他们在新疆的联盟。

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走向覆灭，李自成攻入北京，多尔衮杀进中原。

而在遥远的西域，准噶尔部领袖的儿子出世了。

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被认定为温萨活佛转世，被家人送往西藏，拜在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门下学佛，而这孩子的名字就叫噶尔丹。

因为电视剧《康熙王朝》把噶尔丹塑造成了一个想入主中原、恢复大元的野心家，可最终遇到了同样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并且败给了对方，结果一生霸业终成一场空。

但那不是真正的噶尔丹。

噶尔丹从来不是什么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而是一个虔诚温顺的佛教徒。他自幼在五世达赖喇嘛门下醉心于佛学的研究，在他眼中，最崇拜的人是他的师傅五世达赖，最信任的是师兄桑结嘉措。可他没想到，五世达赖圆寂后，桑结嘉措竟秘不发丧，对外宣布五世达赖在闭关修炼，除了自己谁都不见，而他则假传法旨，成了黄教实际上的领袖。

当时大清将要统一中原，西藏高层知道，每当中原强权兴起，都会来干预他们。为了扰乱清朝干涉西藏政局的脚步，桑结嘉措假传五世达赖的旨意，将一心向佛的小师弟噶尔丹送回了准噶尔汗国，让他继承汗位，并且东进攻打漠北蒙古，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在北方给清朝造成压力，让他们无暇西顾。

噶尔丹回到准噶尔，为黄教控制和硕特汗权，征服哈萨克，灭亡了叶尔羌汗国，并且在康熙中期开始进攻漠北的外喀尔喀三大部。当时的漠北蒙古意识到，他们不可能是噶尔丹的对手，于是三部族首领开会讨论，到底是该投奔清朝还是沙皇俄国？最终作出结论：还是中国人比较靠谱，咱们投大清吧。

就这样，继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后，康熙又兵不血刃地收服了漠北蒙古。

就在噶尔丹亲征漠北不久，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后院起火，篡夺了准噶尔汗权，将噶尔丹堵在科布多无法回归。这时的噶尔丹只有三万多无家可归的老弱妇孺，失去了大本营的他们只是无根之萍，不可能再继续与清军作战。

噶尔丹向西藏写信，希望回到五世达赖的膝下承欢，可他不知道的是，他最敬爱的师傅早已圆寂多年，他那个伪善的师兄桑结嘉措害怕他将战火引向西藏，也把他当作了弃子，用五世达赖的名义继续忽悠他和清朝开战。噶尔丹对师傅的命令从来不会违背，只能硬着头皮和清朝开战，与康熙大战了三场，损失惨重，最终绝望的噶尔丹病逝在科布多。

此刻准噶尔汗国的大汗是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剩下的人马不可能回家，成了丧家之犬，只能投降清朝，就这样康熙得到了明朝始终未能控制的瓦剌旧地。

在噶尔丹死后，他师兄桑结嘉措长达十几年的骗局公诸于世，整个蒙古世界震惊了，连康熙都忍不住吐槽这个戏精。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桑结嘉措只能重新选择六世达赖喇嘛，这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情歌小王子仓央嘉措，而同时他又给和硕特汗国立了一位新可汗，即拉藏汗。

可没想到，仓央嘉措为人**不羁，把黄教的神圣扒得一点儿不剩，而拉藏汗更是暗地里积蓄力量，一举推翻了黄教教权，桑结嘉措在走投无路中殒命。

青藏高原上大乱，清准双方都想趁机介入西藏政局，策妄阿拉布坦快人一步，闪袭和硕特汗国，占据了西藏。康熙虽然痛失先机，但吃相上却比策妄阿拉布坦好看了不少。他没学准部那样公然侵略，而是打着“护送活佛”的名义进行驱准保藏，这就得到了很多西藏当地人的支持。准军既然众叛亲离，那肯定不是清军对手，最终康熙的大军一路开进拉萨，将七世达赖格桑嘉措送进了布达拉宫。

这时，康熙又翻了脸，当初说好的“事成之后，一切照原不变”，为和硕特人复国。可等到清军占据了青藏高原后，就立刻宣布这个地方归中央直辖，和硕特汗国既然成了历史，那么就该扫进垃圾堆，和硕特蒙古人反抗扑腾了几下，被年羹尧、岳钟琪镇压，只能乖乖认命，这时清朝的敌人就只剩下了新疆的准噶尔汗国。

在雍正年间，准噶尔汗国的领袖是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这位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与雍正皇帝掰腕子丝毫不落下风，双方较量一番后，就选择了和谈，清准开始了长期的对峙。

到了乾隆十年，准噶尔汗国内部发生动乱，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同室操戈，有人提议趁他病要他命，可乾隆皇帝想起他父亲雍正和准部交战损兵折将，居然坚决不出兵。可乾隆不愧是老天爷追在屁股后面喂饭的男人，准部这一乱就没完没了，一直乱了整整十年都没完，其间乾隆还是没有任何动作。到了乾隆二十年，阿睦尔撒纳来投，迟钝的乾隆这才回过神来，派军队前去给了准部最后一击。在准部内乱的十年间，天花肆虐，沙俄和哈萨克趁火打劫，准部虚弱不堪，这时清军在阿睦尔撒纳的带路下入准，就没打过几场硬仗，他们一到，准部的蒙古人就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了，最终达瓦齐被俘虏，阿睦尔撒纳又及时得了天花暴毙，准部灭亡，新疆被并入中国版图。

至此，漠西蒙古归顺中国，清朝征服了蒙古人的所有故土，其中包括明朝从未涉足拿下的蒙古和新疆两地，成功奠定了今天新中国的版图。

六

现在探讨一个问题：为何清朝可以完成比明朝更加杰出的版图扩张？

这种事情，如果把问题归结到康熙、雍正、乾隆个个雄才大略，明朝都是一群昏君庸主，所以清朝版图比明朝版图大，那你这辈子也就该告别历史研究了。

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一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清朝可以征服蒙古，是因为时代的变迁给了它得天独厚的新条件：

清朝总能遇到敌方内乱，皇太极征服漠南，是因林丹汗率先挑起蒙古内乱，打残了右翼不说，还把自己的左翼给削弱了，就在漠南左右翼两败俱伤之时，被皇太极一口气收拾了。康熙时期，噶尔丹挑起准噶尔与外喀尔喀之间的蒙古内乱，逼漠北蒙古归顺清朝，恰在此时准部自己又内乱了，策妄阿拉布坦篡夺汗权，噶尔丹连大本营都没了，自然不可能是康熙的对手。在乾隆时，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又内乱，阿睦尔撒纳还当起了带路党，当完后又及时病死了，准部成了他给乾隆的新手大礼包。

我们都知道，最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明朝时期虽然蒙古也发生过内乱，可很少出现有带路党的情况，蒙古人自己虽然平时同室操戈，可等到明军一出塞，他们就开始抱团抗敌，或者严阵以待地观望，这让明军始终无从下口，直到过了两百多年的光阴，蒙古社会的碎片化加剧，这才给了清军拉一个打一个的绝佳良机。

第二，随着科技的提升，火器的普及，游牧汗国渐渐失去了曾经纵横草原的地位，很多游牧民都转入了半耕半牧。譬如明朝中后期，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就在漠南扎根，用汉人工匠在今天的呼和浩特一带建立了归化城，这就从游牧转为了定牧。现在很多人认为明朝奉行“华夷之辩”，对蒙古人的地区没兴趣，其实不然，明朝在西北地区曾经设立过关西七卫，羁縻过这一带的蒙古人，原因就是明军对跑来跑去的游牧蒙古人没有办法，可对这种有城池的蒙古人却可以轻松拿下，毕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等到了清朝时期，漠南蒙古已经彻底变为定牧，羁縻难度自然比明初时要小很多。

第三，沙皇俄国的东来。永乐年间，朱棣五次征伐蒙古，后三次鞑靼部都逃窜到了漠北，明军粮秣补给用完后，只能遗憾收兵，而游牧民族这种打不过就游击的战术，在十七世纪以前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政权有办法破解，即使蒙古人自己建立的元朝，对漠北宗王的统治都十分疲软。

可等到沙俄东来，占据了西伯利亚地区，和清朝一起对蒙古地区来了个“肉夹馍”，蒙古人跑无可跑，只能选择归顺哪一个文明政权了。由于蒙古人信奉佛教，如果归顺信奉东正教的沙俄，他们肯定不能保持原来的信仰。这样一来，中国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了。故而就算继之明朝的不是清朝，而是李自成的大顺，或者张献忠的大西，一旦噶尔丹东进，漠北蒙古依旧会按照历史的既定剧本归顺中国。

第四，自从唐朝灭亡以后，中国从大一统走向了分裂时代，辽、金、西夏、宋并立，经过数百年的分化，他们各自建立了民族认同，曾经被秦始皇统一起来的中国，再一次面临民族层面上的分崩离析。虽然在元朝时期，中国实现了大一统，可只是在军事上统一，并未在文化和民族上同化治下的人民，正如蒙元时期的四等人区分，金人和宋人按理说都属于汉人，可当时却凭地域分为了汉人和南人，这不止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原这么简单，而是汉族自身开始了自我分化。

明朝建立之初，南北分化严重，经济重心和人口聚集都在南方，北方十室九空，且胡化严重，在今天看来汉地十八省同为一体，可在明初，南方和北方俨然两个不相干的文明。为此，朱元璋、朱棣父子通过大移民、南北榜、迁都北京等大手腕，这才重新建立起了南北的民族认同。故而明初光是巩固北方都已经是历史的重担，自然没有余力再向更北的蒙古、新疆延伸，明朝经过两百多年的恢复，南北才在文化和民族上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而清朝在这个基础之上，方能做到继续向北图谋，开始他们的对外征伐之路。

第五，清朝在治理蒙古人的手段上，集历代王朝之大成。清朝将蒙古人从游牧转为畜牧，通过盟旗制度来限制人员流通；通过宗教笼络，兴黄教以安蒙古，甚至乾隆通过自身的皈依灌顶来取得蒙古人的好感；清朝从皇太极时期就开始提倡“满蒙一家”，通过汉八旗、满八旗和蒙八旗形成了超越民族情感的文化认同，以远超汉唐的大规模和亲达到满蒙共治的效果，这是清朝统驭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明之处。

以上条件，就是清朝可以成功实现满蒙汉回藏五族大一统的原因所在。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你吃了五个包子才饱，是因为你一共吃了五个包子，而不是只吃了第五个包子。

所以，与其说蒙古问题明朝解决不了，只有清朝才可以解决，倒不如说，十五十六世纪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终于可以解决了。

七

这一章的结尾，我们不妨去考古一下，“康乾盛世”这一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

最初的提法不必多说，乃康乾时代御用文人们的自吹自擂。直到清朝末年，排满思潮席卷全国，百姓对这类“盛世说”嗤之以鼻，除个别遗老遗少，没人对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抱有好感。

在民国建立之初，在清史研究上，尤其是康乾盛世的论调，有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治通史的学者，如孟森、钱穆、吕思勉等，对清朝以贬抑为主；专治清史的学者，如刘法曾、萧一山等，对清朝则持赞扬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朝作为封建专制社会，自然成了臭老九，人人得而诛之，当时热门的研究项目，主要是《红楼梦》与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一过程中，有提及康乾盛世的说法。

目前而言，“康乾盛世”这一名词，最早应出自1955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所载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

但有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学者在论及“康乾盛世”时，都会在前面加上“所谓”，这也表露出此时学术界对康乾盛世的不屑与揶揄。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清朝的历史地位开始升高，于是，“所谓”这一定语被抹去，原本用来讽刺清朝的“康乾盛世”摇身一变，成了赞扬清朝功绩的伟大盛世。

其实，汉唐之所以被称之为盛世，不止因单纯地开疆拓土。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君主施行仁政、大臣为民请命、百姓安定富足，更是引领时代潮流走向的先进文明。

这也就是为何说起西汉，我们交口称赞的是文景之治，而不是汉武帝的时代。

说起唐朝，为之冠以盛世的是李隆基的开元、天宝，而非灭国无数的贞观之治。

即使如明初盛世，更让学术界重视的，也不是五征蒙古，而是郑和下西洋，因为这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探索海洋、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毫无疑问也是当时中国依旧领先世界的铁证。

它们，给后世留下了开放而自信、恢弘而进取的汉唐气象。

康乾盛世呢？总不会是辫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