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熙宁元年，宋神宗初见王安石，他们彼此都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宋神宗问：“方今治之道，当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先。”

宋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回答：“陛下当效法尧舜，唐太宗何足道哉？”

王安石的解释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只是对传统的政治做了些修补，并无自己的政治创新，在贞观以前是民不聊生的隋，在此后李唐子孙皆为昏君，这才显得他那段时期比较突出而已。

他的这一番言论，让宋神宗的表情微微动容。

自他即位以来，燕云未复，西夏跳梁，朝廷三冗两积，国家内忧外患，作为一个年轻气盛的皇帝，他想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做一番大事业出来，而眼前的王安石，便是他选择的操盘手。

就在这次入对后不久，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宣称“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北宋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拉开了序幕。

二

王安石，字介甫，为人自负，但凡他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人送外号“拗相公”。

我们小时候可能学过一篇文章，叫《游褒禅山记》。王安石曾与几个友人在褒禅山探洞，在深入洞穴后，有一个友人畏惧不前，众人只好退出来，这次游玩未能尽兴，让王安石感到十分遗憾。

可能从那次经历起，王安石就发现同游的人可能会拖累你，让你难以到达“险远”的“非常之观”，故而在必要的时候，不妨甩开众人，一人独行。

所以，当王安石变法时，他原本的同僚友人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提出异议，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和他们翻脸。除了他本人性格固执，还有一点就是当年的那段探洞的经历，让王安石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当年友人”，拖了自己在改革之路上不断进击的后腿。

三

现在有人批评王安石，说他的变法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人家从来就没说这是为了百姓变的，所以熙宁变法的内容主要涉及经济法，兼涉政治、军事方面的改良，很少顾及到民生的问题。

比如青苗法，是建立国家农业银行，代替地主给农民借粮贷款，主要是为了收利息；免疫法是如果有百姓不想服役，可以交一份“免役钱”，政府就能拿这笔钱另外雇人来代替你；市易法、均输法与当年的桑弘羊改革大同小异，属于政府亲自下场进行市场国营化；方田均税法就是清查土地，根据土地肥沃程度重新规定田赋，类似东汉初年“度田令”的翻版；还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都是为了挽救北宋萎靡不振的军事力量。

这些新法，乍一看去，好像都还不错？

然而，这只是看起来而已。

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问题，是它只停留在理论上，与实际现实严重脱节。毕竟，宋朝只是一个农业社会，没有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王安石想通过政府的力量来促使市场提高生产效率，那么就只能进一步加大政府权力，而一旦政府全面接管了市场，就会导致原本一场好好的经济改革，活生生地演变成了政绩考核——结果就是官员们为了政绩，搞浮夸风，用政府的强制力来扭曲市场，最终让整个社会深受其害。

咱们用青苗法当例子。

在古代，农民一年中最难过的是春天，这时秋粮已然吃完，夏粮尚未收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青黄不接”之时。

每当这个时候，一些地主就会借粮给农民应急，约定等他们夏粮收获以后，再连本带利还粮。可在小农经济的古代，老百姓都靠天吃饭，若是平常年景还好，农民夏粮收获，就可以如约归还地主，但如果碰到大灾之年，田地颗粒无收，那么农民只好卖地还债了。

这就是封建社会经常发生的“土地兼并”，长此以往，必然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最后失去了土地的流民越来越多，汇聚在一起就进行农民起义，通过暴力将土地重新分配，然后再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兼并，一直这样不断循环，我国封建王朝的周期律就是这么来的。

王安石颁布青苗法，是想让政府下场，代替地主来为农民们借粮，利息相对民间要更低，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避免了土地的兼并，在他看来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可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看似无懈可击的青苗法，一到执行阶段，就出现了毛病。

有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就进行强买强卖，很多民户原本不需要贷款，可还是被地方官强逼着借了一笔青苗贷；还有官员把霉粮发放给农户，收回时却要求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故意压秤，这样一来一回，实际利息更高，还不如当年向地主借粮呢；还有就是关于青苗贷，中央是给过指标的，一旦地方遇到了自然灾害，官员如果收不回本息，为了完成绩效就到处抓人，逼得老百姓卖儿卖女。

于是，当时人人都骂王安石，说他祸国殃民，不是个东西。

看起来，是不是青苗法本身没问题，只是执行环节出了问题？

可我们要明白，农业社会的资产专用性很高，以此为基础的惠民政策是没有多少可信度的。哪怕我们今天的银行给涉农民企贷款，也往往都问题一大堆，更别提金融环境更差的宋代了。

王安石当初在地方为官的时候，就实行过青苗法，不但百姓大悦，政府收入还增加了，最终成功达成了双赢，这就是王安石对青苗法为何那么有信心的原因。

可王安石不知道，那次成功的关键点是因为负责一线的是他本人，可谁能保证大宋所有的地方官都像他王安石一样大公无私？

如果封建社会人人都是易学习那种人，那么青苗法肯定可以推行下去。可如果遇到为了政绩而不择手段的李达康、为亲戚牟利还收受贿赂的祁同伟，抑或和稀泥的官僚主义者高育良，那么青苗法的施行不论本心是好是坏，最终都必然会成为一场祸国殃民的灾难。

所以，虽然宋神宗时的国家财政收入确实增长了，在对外战争中，王安石推荐的王韶也在熙河开边实现了“断西夏右臂”的战略目的，可朝堂和民间反对变法的声音还是滔滔不绝，而在无数的反对者中，就有那位《资治通鉴》的作者、小时候砸过缸的司马光同志。

四

司马光，字君实，本来与王安石是好友，可因为变法问题，二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

在当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叫“新党”；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叫“旧党”。历史上把这两个人以及他们党羽之间的斗争，叫作“新旧党争”。

他们二人的政见不合，起自一次延和殿的廷辩。

起初，他们只是在南郊赏赐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可不知怎么的，有人歪楼了，话题变成了如果国家缺钱，那该怎么办？

如果选择增税，那就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一个不慎，百姓就要起义。可如果不增税，国家对外战争的开支，又该从何处来？

王安石向皇帝表示，只需要“理天下之财”，就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俗称开源。

他的办法是让政府介入市场，通过经济政策的干预，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带来政府收入的增长。

可司马光不这么想，他觉得“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他的意思是认为社会财富是恒定的，政府拿得多了，百姓必然拿得少，不论你再怎么用“理财”来往自己脸上贴金，都无法掩盖与民争利的本质。

司马光给出的办法，就是皇帝你平时省吃俭用些，少花点钱，就慢慢攒，总有一天能攒够钱，俗称节流。

听到司马光的节流说法，宋神宗十动然拒，果然还是王安石的言论更有吸引力一点，在二人之中，他不出意外地选择了王安石作为变法的操盘人。

但是，如果我们真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王安石与司马光究竟谁对谁错呢？

从理论上看，王安石是对的。

因为政府是可以调度资源、宏观调控，凭借那双“看得见的手”做到一些零散社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把蛋糕给它做大。

从实践上看，司马光是对的。因为古代的经济年增长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在蛋糕大体是固定的情况下，政府多一分，百姓必然就少一分。既然蛋糕不可能做大了，那么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只能是变相地抢夺百姓手里的那份。

是不是晕了，感觉我在说废话？

我的意思是，王安石的眼光是很超前，他希望通过政府来填补市场空白，从而改变社会总产出，这个还真有点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可问题在于，领先时代半步是圣人，领先时代一步那就是疯子了。

王安石虽然思路没错，可他的理论只适合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而在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宋代，根本就不存在实行政府可以操盘市场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到位，上层建筑就算再先进，那也是空中楼阁，坍塌只在一瞬间。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司马光虽然不懂经济学，但作为一名写出《资治通鉴》的历史学家，他虽然在主观上缺乏创意，没有超前的眼光，可所作所为却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多次印证而总结出的经验。他是不理解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金融环境，可他读过的那些史书告诉他，现在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不论说得多冠冕堂皇，最终肯定难逃桑弘羊那样与民争利的结局。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的党争是最具研究价值的。其他诸如唐朝的牛李党争，不过是因为私怨；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齐楚浙党）的斗争，是起自地域；清朝张廷玉和鄂尔泰的党争，则是因为民族；唯有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分歧，都是一心为公，绝无私心。

王安石思维开阔，眼界超前，可却忽略了眼前的客观现实；司马光思想保守，缺乏新意，但却擅长总结历史的经验。他们二人既截然相反又恰好互补，本来为友，终是成敌，人生造化如此，也真是令人不胜欷歔。

不过，我倒是可以再提出二人之外的第三种论点，即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总量的确没法在短期内增长，但财富除了发展外，还可以进行重新分配。

司马光反对分配，是因为他认为财富要么归政府，要么归百姓，两相比较，不如藏富于民。可问题就在于：这个“政府”是谁？“百姓”又是谁？

政府可以细化为皇帝、外戚、贵族、官僚、国库……他们都可以算成政府，可他们的财富难道是可以共用的吗？

百姓可以细化为农民、地主、富商、豪强、官老爷的亲戚们……他们都可以算为百姓，可他们的利益难道是一致的？

因为贪官污吏也是政府，难不成他们的钱就是政府的钱？土豪劣绅也是百姓，难不成他们的钱就是劳苦大众的钱？

想明白这些，你就明白司马光其实是用政府与百姓这两个大幌子掩盖掉了真正的矛盾，而在这点上，反倒是旧党中的文彦博比较耿直。

熙宁四年的廷对，宋神宗与文彦博有过一次经典对话。

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现在很多人给文彦博打掩护，实际上真心没必要，文彦博不过是把大实话给讲出来了而已。他告诉了我们，旧党的核心诉求就是为了维护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他们其实并不真的在乎老百姓的死活。

比方说，苏轼一开始也反对王安石变法，可等他被王安石、章惇贬到地方吃了几年苦，亲眼看到了底层老百姓的难处，于是态度也慢慢走向了中立。后来司马光掌权，苏轼劝司马光对新法要实事求是，别搞一刀切，当他得知司马光废掉了免役法后，还气得破口大骂，说司马光是“司马牛”，真是蛮横得跟王安石一样。

倘若真要从阶级出发，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漆侠先生认为司马光为世家大族，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反对变法，可王曾瑜先生提出反对，认为论田产财富司马光反不及王安石。不过这个很好解释，虽然他们二人都是地主阶级，可王安石是站在了封建政府一边，司马光却站在了封建地主一边，这能一样吗？

历史上的旧党中人拿“老百姓”给自己当挡箭牌，无非就是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可他们究竟是否真的为百姓着想？如果是的话，就应该像苏轼（旧党）、章惇（新党）那样，对待新法要实事求是，良法留下，恶法罢黜，还有些能改进的就改进。毕竟当时宋朝体制是真有问题，不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当年何必推行庆历新政？

无非就是不改的话，大宋只能等死。

所以，新旧党争一开始的论点，还是“怎么变”的问题，可到了后来就成了“要不要变”的问题。

元祐元年，司马光等旧党中人当权，不论律令良莠，一律废除，对财政缺口，民间痼疾，没见他们提出什么自己的改良策略，反正谁敢提变法他们就急，如此因噎废食，才是真正的断送了北宋复兴的希望。

五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旧党的汹汹反对，又因为变法本身就有缺陷，再加上王安石性格死板，与同僚处不好关系，很多新党成员到最后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熙宁七年，连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皇后）与皇太后高氏（英宗皇后）也开始反对变法，她们向宋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宋神宗终于顶不住舆论压力，将王安石罢相，贬到了江宁府担任知府，虽然次年再度起复，但君臣之间裂痕已生。

熙宁九年，王安石因其子王雱病故，悲不自胜，上表请辞，皇帝作出批复，王安石罢归江宁府，从此永远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但王安石的离开并不代表变法的结束。

在宋神宗统治后期的元丰年间，新党继续主政，一边推行新法，一边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作斗争。这时候没有了王安石的操盘，元丰变法成效大不如前，譬如声势浩大的元丰五路伐夏，结果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元丰八年，宋神宗赵顼驾崩，其子赵煦继位，即宋哲宗，年号元祐。

宋哲宗刚登基时，还是一个幼童，朝政大权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把持。

我刚才说了，高滔滔向来反对王安石变法，于是在垂帘听政之初，就提拔了司马光，全面启用了旧党中人。司马光刚一主政，就罢黜新党，将他们赶到了穷山恶水，又搞一刀切，但凡是王安石等人颁布的新法一律废除，悉数恢复北宋旧制，史称“元祐更化”。

也就是在元祐元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对冤家先后病逝，但与牛僧孺、李德裕死后牛李党争就随之而结束不同，宋朝的新旧党争还会继续争执不休，一直到将北宋拖入深渊为止。

六

现在很多人骂王安石，说他才是北宋灭亡的始作俑者。

理由有两个。

第一，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党争的开端，让北宋沦陷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一点点地消磨了国家元气，最后走向灭亡。

这种说法只看大略，不观细节。王安石变法是新旧党争的开端不错，可在熙宁、元丰年间，新党虽然掌权，可对旧党中人不过是贬谪到附近州县继续为官，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迫害。然而，到元祐年间，司马光等旧党一上台，对新党那是把人家往穷山恶水里赶，巴不得人家死在远荒蛮境。

这就有点不讲武德了吧？

正是因为旧党中人对新党下了死手，直接导致新旧两党从熙宁、元丰时期的“君子之争”变成了后来的“意气之争”。

比如章惇，他虽是新党中人，但并不盲目迷信新法，而是认为王安石变法有好有坏，需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这够客观理智了吧？

然而，这样的人到了元祐年间，却被司马光等旧党轮番攻击，还捏造罪名诬告他，将他贬谪到地方吃苦。到了宋哲宗亲政后，开始重新启用新党，而章惇刚一上台，当年的仇恨让他再也无法保持理智，果断放弃了曾经公正的中庸之道，而是以牙还牙，对旧党各种政治迫害，将党争推到了一个新的**。

现在很多人因为章惇贬了苏轼，就觉得他是个坏人。然而当年身为旧党的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章惇虽然是新党，可还是摒弃朋党之别，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为担保救了苏轼一命。可到了元祐年间，章惇被旧党陷害，苏轼不仅没有站出来说一两句话，他的弟弟苏辙落井下石时，他还对此听之任之、不管不顾，难怪章惇一得势就立刻与苏轼割袍断义。二人就如同王安石、司马光一样，从挚友走向了宿敌。

所以，如果真的认为是党争祸害了北宋，那么也是司马光先坏了“规矩”，拉低了两党政争的下限，与王安石无关。

第二，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促使了君主集权，打破了宋初那种“君臣共治”的政治环境，于是到了宋徽宗、宋钦宗作妖的时候，再无文臣可以制约，最终导致靖康之难的发生。

可问题是，在王安石之前，北宋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君臣共治”的政治体制？

宋朝是一个由霸府转型的朝廷，它本质上是一个军政府，你要认为军政府是主公与幕僚共治，不觉得很可笑吗？在上一节我已经讲过了，宋朝从来没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可都是杀过士大夫的。

那么，为何文彦博要说赵宋官家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因为在宋仁宗时期，皇帝赵祯对国家大事一窍不通，但他的优点是敢于放权，让懂行的人去管理国家，一遇到事就垂询文官士大夫的意见，于是给人一种仁宗年间好像是在“君臣共治”的错觉。再加上宋仁宗一共在位42年，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文官士大夫习惯了这种治国方式，难免会出现曼德拉效应，误以为这种宽松有爱的政治气氛才是咱们大宋的常态。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氛围从来不是北宋的祖制传统，它仅仅只是建立在宋仁宗个人垂拱而治的执政风格上罢了。宋朝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等到宋仁宗一死，继任的皇帝不想继续宋仁宗的执政方式，那么君主集权的加强就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就算没有王安石变法，只要皇帝想，随时都可以集权，这口封建专制的黑锅，还甩不到王安石的身上。

七

我们很多人第一次认识王安石，可能不在历史课本上，而是在语文课本上。

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介绍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为人刚正，文章写得漂亮，我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一定是位正面人物。

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王安石都是一个白面奸角儿的形象，和曹操是一个待遇。

为何王安石曾经的风评如此不堪？

很多人立刻想到了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心想莫不是司马光抹黑了他？

其实这就错怪司马光了。

元祐元年，重病在床的司马光得知王安石在江宁病逝，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吕公著：“介甫的文章和节义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上有瑕疵。如今他死了，朝廷又要拨乱反正，我怕有奸邪小人借此诋毁他，希望先生奏请天子，对他表彰厚葬，这样就可以保护到他了。”

可见，司马光虽然尽废新党，可并没有挟私怨而对王安石本人进行打击报复。

不过，虽然旧党的领袖没有落井下石，但这可不代表旧党的后生们会放过王安石。比如，元祐年间旧党当政，在修撰《神宗实录》时，他们就把王安石贬得一无是处，把他的变法行动定义为一场祸国殃民的浩劫。

绍圣初年，宋哲宗亲政，开始反攻倒算，清理了旧党势力，提拔新党章惇为宰相。章惇为了扭转舆论，重修《神宗实录》，又把王安石给夸成了不世出的大圣人，新党都是为了国家未来而献身奋斗的有志青年，至于司马光等旧党，通通给描述成了阻挠变法的奸佞小人。

到了宋徽宗时期，因为章惇改修的《神宗实录》用力过猛，旧党子弟多为不满，为了平息舆论，宋徽宗下令再改《神宗实录》。这一版因为本来就是为了和稀泥的缘故，故而相对前两次还算客观中正一些。

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南宋君臣痛定思痛，心想我大宋本来国泰民安，却突遭亡国之祸，都是因为王安石轻言变法，天怒人怨所致，于是提议再修《神宗实录》。在这一版中，王安石的评价再次陷入低谷，史官甚至把北宋灭亡的责任推到了王安石的身上。

又过了几年，宰相张浚认为，修史要客观，就着手准备第五次修订《神宗实录》。可修了一半，张浚罢相，这事就算黄了，故而最终定稿的《神宗实录》，大多还保留了第四版抹黑王安石的言论。

南宋灭亡，元朝再修撰《宋史》，一共只用了两年多。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中根本没有对史料进行甄别，而是直接抄录原文。你要是有空翻阅《宋史》，会发现吕惠卿、章惇、曾布等新党中人都被列入了《奸臣传》，而旧党中人一个个都是伟光正的主角形象。

既然如此，王安石在正史上的评价怎么可能会高？

还有一点，蔡京、秦桧这两个奸臣都是王安石的铁杆粉丝。因为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提高了政府的权威，无形中迎合了奸臣们想要专权的需求，既然如此，理学信徒自然没兴趣给王安石翻这个案。要这么算，王安石的声名狼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粉丝行为，偶像买单”。

到了近代，晚清丧权辱国，中国的有识之士惊觉只有变法才能图强，梁启超先生借古喻今，写《王安石传》为王安石翻案，称他为大改革家，目的就在为维新变法造势。正如钱穆所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

然而，不论是旧党、新党还是理学信徒，或是近代推崇王安石的变法者，在他们眼中，王安石不过是一个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工具罢了，至于真正的王安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们其实并不真的关心。

八

那在历史上的王安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有一则北宋仁宗时期的故事，讲王安石进宫赴宴，因为心不在焉地想事情，竟不知不觉把桌子上钓鱼的饵料给吃完了。

这事被宋仁宗看见了，就对宰相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意思是王安石这人虚伪，正常人就算误吃，吃一粒鱼饵也该知道不对了，哪有把鱼饵都吃净的道理？

其实，这是宋仁宗误会了，因为王安石还真就是这样一个不拘小节的怪人。

有次，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夫人大为惊奇，就问：“你怎么知道的？”

那人说：“王安石在吃饭的时候，不吃其他菜，就把那盘鹿肉丝给吃光了。”

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那人说：“摆在他正前面。”

王夫人立刻了悟，第二天把桌子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王安石最远。结果人们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最近的菜，至于桌子上摆着的鹿肉丝，他竟然一筷子都没动。

这些故事不论是真是假，但在北宋时期就如此有市场，且没有任何政敌对此提出质疑，可见王安石为人正是这般“不拘小节”。

或许，在他眼中看到的从来都是国家，而从没有自己，而这恰恰是让人破防的地方。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三大改革家中，商鞅虽然惨遭车裂，可他的变法却得以延续，在他死后铸就了一个横扫六合的大秦帝国；张居正身故后被反攻倒算，可至少在他闭眼之前，大明还在因为他的新政而继续保持着中兴；惟有王安石，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年，上苍安排他遇到了元祐更化，亲眼目睹自己的新法尽废，半生事业化为泡影，最终在忧愤之中离开了人世。

有人说：比起商鞅被五马分尸，张居正的死后清算，王安石得到了善终，子孙也没有受到迫害，这难道还不好吗？

这正是我为什么要介绍王安石性格的原因。

你觉得，以王安石这种从未计较过个人荣辱、半生只为国家奔走的人，他是想要商鞅、张居正的结局，还是想要我们这些世俗之人眼里的“善终”？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是比在他临死前亲眼见到一生功业付诸东流还要残忍的事情了。

九

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凤凰山》：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其实，他何曾不想生在太平盛世，当一个轻薄浪子，斗鸡走狗、浑浑噩噩地走过一生，管他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可是，老天却偏偏安排他生在了北宋，让他从小就目睹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惨遭欺凌。

他本可以自私一点，当一个赋诗弄琴的浪**公子，纸醉金迷地度过美好的人生，管他身后巨浪滔天。

可他没有，而是选择了挺身而出，为国家荣辱、苍生兴亡逆天而行，白白赔付掉了自己本可以无忧无虑的一生。

最后他失败了，还被钉在了奸臣榜上，后世的无数老百姓都在唾骂他，让他这一辈子的操劳变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不止一次地想，要是早知这般结局，他会后悔这一生吗？

想了想，应当不会吧，毕竟他很早很早就告诉我们了：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