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朝经济发达，岁入一亿多两白银，GDP占比全球百分之八十。”

“宋朝虽然对外战争不行，可对内治理却不错，是老百姓幸福感最高的朝代。”

“宋朝尊重知识分子，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制社会，要是宋朝没有灭亡，中国可能早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

……

以上这些言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充斥在各大论坛以及书籍上，每当我听到这些话，都让我怀疑。

举个例子，一个经典的上古老谣言：宋朝的GDP占比全球百分之八十。

我个人本科学的是金融专业，《西方经济学》算是基础教材，我所学到的GDP的意思是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在这个国家之内的人，通过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的总和。

现在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吗？

如果你要计算一个国家的GDP，就必须确切统计这个国家每个地区人民的生产能力，这一点只有高效透明的现代政府才可以办得到。在古代，封建政府往往连治下有多少人口都搞不清楚，更别提计算GDP了，所以在人口与经济两项重要资料都缺失的情况下，我真不知道现代人是如何估算宋代GDP的？

最要命的是，这个谣言说的还不是只算宋朝GDP总量，而是宋朝GDP在世界上的占比。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要把当时地球上的所有国家GDP都统计一遍。咱们先不提谁能有这个精力，就问一句，宋代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地区都还没有开化，都是邦国、部落的原始组织形态，可能连文字书籍都没有流传下来，可他们毫无疑问也创造了劳动价值。那么请问，这些古代邦国部落的GDP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其实还真别说，有个叫安格斯·麦迪森的人写了一本《世界经济千年史》，就试图统计宋朝在世界上的GDP占比。然而人家得出的结论却是在公元1000年，中国GDP在世界上的占比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七而已。可就算是这个数据，也只是估算，很多专业的经济学者对这本书照样是保持怀疑态度的。

再比如很多人坚信宋代经济繁荣，是因为宋代商业发达，不像其他朝代固守农业。我就先不提，宋代其实也是个农业国家，就只想问问你，商业的本质不过是通过低买高卖进行套利的活动，它属于资源的再分配，其本身并不创造新的物质财富，所以哪怕一个商人挣的钱再多，到底跟GDP的增加有什么关系？

还有人说，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有一亿多两白银，而明清两朝不过几百、几千万两而已。故而宋朝就算没有那么大的GDP，也比后来的明清要富裕得多。

其实，关于宋朝的财政收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误会。

当年黄仁宇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时说，宋朝的财政收入足足有一点六亿。然而，黄仁宇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用英文写的，原版书籍中这个数字后面的单位是“unit”，而中文版编辑在翻译的时候，就给译成了“贯”，然后一些人根据宋朝官方定的“一贯钱等于一两银”，得出了宋朝每年财政收入高达一点六亿两白银，再被一些人一传播，终于成功地忽悠倒了一大群人。

可问题是，宋朝的财政收入计量单位既不是贯，也不是两，而是贯石匹两束掺杂在一起算。也就是说，宋朝并不是只收货币税，还收粮食、布匹、干草等实物税，在官方进行统计的时候，往往是把这些数量混在一起统计的。

比方说，某年宋朝收入五千万贯钱，三千万石粮，两千万匹布，那么到时候上报，就加到一起算，说今年咱们财政收入是一亿，这就是“宋朝财政收入过亿”的由来。由于各个单位不等值，所以你也讲不清楚宋朝的真实财政收入是多少，毕竟，你总不能认为一束干草与一贯铜钱等价吧？

不过全汉昇先生曾经作出估计，认为宋朝财政收入在六千万贯上下。有人就心想，那六千万两白银也多呀，总比明朝一年几百万要强。

然而，六千万贯钱从来不等同于六千万两白银。

宋朝虽然明面上定价“一贯等于一两”，可因为宋朝缺铁，所以一直都不用货币，而是选择发行纸币交子。但凡懂经济学的都知道，发行纸币需要足够的储备金作为后备保障，但宋政府不管这个，而是滥发交子，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于是市面上一贯钱根本换不到一两白银。同时因为宋朝货币价格波动较大，宋代每个地区、每个时间段货币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宋朝的财政收入，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

李龙潜先生倒是根据货币对粮食的购买力，通过将货币转化为粮食，以此为计算口径，对比过宋明两代的财政收入，得出了宋代财政收入最高时为四千六百一十五万石，而明朝万历年间为四千七百九十三万石。所以，宋朝最高一年的财政收入还略低于明朝的平常年份（很多人觉得明朝收入只有几百万两，是因为他们把明朝太仓库的收入误以为是明朝全部的国库收入。其实，明朝还设有很多个国库，都是分散开来，不计入总体统计的）。

宋朝从来不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商业社会”，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国家的大部分税收来自农民，小部分来自手工业以及社会上的小商小贩。宋朝既没有跨时代的技术革新，也没有独特的高产作物，社会经济怎么可能会比明清还发达？宋朝在农业领域值得一提的进步，或许就是引入了“占城稻”，然而你有这些水稻，明清两朝就没有了？明清再不济也是大一统王朝，宋朝不过只有残山剩水，就算是种地，燕云十六州与东北的肥沃土壤明清农民可以种，宋朝农民人家让你种吗？

现在很多人总有一种感觉，好像宋朝财政上一直很充裕，很少遇到其他朝代那样财政赤字的窘迫。其实这是因为宋朝搞“禁榷”制度，将很多商业活动都官营化了。以前汉武帝也只是在打匈奴的时候搞了个盐铁专卖，而宋朝不止垄断了盐铁，连酒、醋、茶、矾等生活必需品都给垄断了。故而宋代的税赋在历朝历代属于较高的那一类，以至于南宋的朱熹都毫不留情地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换句话说，财政收入高并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繁荣，只能代表这个国家收税收得实在是太狠。

那为什么汉武帝折腾了几十年，国家就面临了倾颓，而宋朝专卖搞了几百年，居然还没有被农民起义推翻？

这是因为宋朝是典型的“赋重役轻”，虽然盘剥老百姓，多收他们的钱粮税赋，但却很少让他们提供劳役等免费的人力服务。比如秦隋两个朝代，之所以被农民起义推翻，很大程度上不是收税收多了，而是总叫老百姓脱产去干一些大工程，最终逼得人不得不反。而宋朝却表示可以用多交钱的办法来代替劳役，这就给了很多老百姓一条转圜的活路，日子虽然过得穷了一点，但好歹能活下去，那一般就不会造反，这算是宋朝社会的一种进步。

现在人们觉得宋朝社会富庶，无非就是因为那张《清明上河图》以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当年赵匡胤害怕地方割据，于是听信赵普的话来“制其钱谷”，要求地方州府收完税以后，只留下必要开支，剩下的全部打包送到汴京来。这样的好处就是地方没钱了肯定就不能叛乱，坏处就是地方财政不够，那么当地官员也无法更进一步地搞基建、谋发展。于是，北宋的形势完全就是以全国之财力而养一京城。故而纵使东京汴梁繁华似锦，可如果你走出汴京之外，去看看宋朝的其他州县，那只能是惨不忍睹，一言难尽。

现在的很多人迷信宋朝社会经济发达，政府财政充足富裕，人民生活幸福安乐，其实都不过是管中窥豹、一叶障目罢了。假如宋朝除了军事，其他真的都是完美无缺的，范仲淹何必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又何必主导“熙宁变法”？

我们应该知道一个常识，从长期来看，经济总是发展的，社会总是进步的，宋朝相比之前的唐朝，自然有它的优越之处，比如坊市制度解除、市民阶层崛起、社会城镇化进一步提高等，然而不论如何，宋朝的经济也不可能比它后世的元朝要强，更遑论集封建专制大成的明清两代。

至于有人说宋朝没有灭亡，中国可以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答应我，不要闹了好吗？

二

我们都知道，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拉胯，对外战争打一场败一场，先后被辽、金、西夏欺负，每年要给人家“岁币”，花钱买平安，甚至在宋神宗时，连越南这种小国都敢入侵内地搞屠杀了，到了最后，南宋更是给蒙古人灭了国，这还是第一次汉族建立的政权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全面征服。

现在很多人给宋朝开脱，说宋廷富得流油，缴纳给外邦的岁币只不过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根本不亏。然而账可不是这么算的，虽然宋朝和辽朝签订了“澶渊之盟”，可宋朝君臣也怕辽人不讲武德，还是在华北平原上布置了几十万的常备军，用来防备辽朝的偷袭，而这笔军费支出逐渐造成了“冗兵”问题，让宋廷不得不摊派更多的苛捐杂税，逐渐就演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三冗两积”，即冗兵、冗官、冗费和积贫积弱。

假设宋军真能打下燕云十六州，就可以像后世明朝那样，只留下少量军队驻守在山海关，这样就能节省一大笔的财政支出。然而，因为宋军的无能，只能交纳岁币换取和平，这造成的结果就是面子里子全丢了，根本不像很多人幻想的那么轻松。

那么，宋军的战斗力为什么如此差劲儿？

以往的学者，都把原因归结到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上，觉得赵匡胤为了矫正五代“骄兵悍将”之积弊，采用文官代替武将的统兵方略。而我们都能想象出来，作为文官可能行政在行，写写诗词文章都没得说，可没有从军入伍的经验，和那些正儿八经的职业军官自然没法比，所以这些文人到了前线就只会纸上谈兵，那这个仗要能打赢，才真是见了鬼。

但这一言论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在宋朝初年，赵匡胤并没有让文官统兵。他扫平群雄、对战契丹，要么是让曹彬、潘美、王全斌这样的功臣宿将挂帅出征，要么就干脆自己亲自上阵，终宋太祖一朝，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以文代武”的军事方略。

可以说，自宋开国一直到宋仁宗时期，宋军前线的三军统帅一直都是皇帝本人或者职业武将，几乎没有文官的身影，所以这个战败的责任还真赖不到重文轻武上来。

拿宋辽战争中的例子来看。高梁河之战是因为宋太宗大腿中箭、率先逃跑，致使军心大乱、一败涂地；雍熙北伐是因为骄兵悍将争功冒进，没有按照宋太宗原本指定的作战计划合围，曹彬、潘美等统帅又不能制止，导致几路大军各自为战，全无配合，最终被辽军逐个击破；澶渊之战是因为王超的十万定州军不听调遣、龟缩不出，宋真宗没了底牌，这才选择与萧绰媾和，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

根据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宋朝初年与辽军的战斗中，皇帝都是全权交予职业武将来统帅作战的，可结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乐观，辽宋之间的胜负大概是六四开，宋军还稍处于劣势，只能选择议和停战，给人家一笔钱了事。

现在很多人觉得给辽朝岁币是重文轻武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签了“澶渊之盟”，宋朝要给辽朝岁币了，宋朝皇帝在屈辱之下，意识到了武将原是如此的不争气，还不如文官寇准靠谱，这才酿造了“重文轻武”的结果。

还有人说了，宋朝没有养马地，有先天不足，无法打造出一支强大的骑兵，只能依靠步兵作战，当然打不过契丹的铁林军、西夏的铁鹞子以及女真的铁浮图。

其实，宋初的马政承自晚唐五代，本来还搞得不错，在宋真宗时全国有牧监十座，养马总数超过了二十万头，完全可以供养得起一支骑兵部队。

只是自“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境内承平无事，马政就荒废了，很多牧监干脆推平，全都用来种地。到了宋神宗时，皇帝本人雄心壮志，想要收复燕云之地，于是启用王安石变法，就把马政建设提上了日程。王安石颁布保马法、户马法等新政，以及通过茶马互市从外国购置马种，完全弥补了没有养马地的短板。所以，说宋朝没有养马地而导致无法建设骑兵的，这属于不看史书的想当然。中国毕竟地大物博、物产丰饶，宋朝疆域就算再狭小，也不至于连马匹都找不到。

唯一比较靠谱的说辞，是宋朝时的少数民族学会了冶金、铸甲等先进的军事科技，在装备上实现了迭代升级。比如，汉武帝打匈奴时，匈奴人用的箭都是用骨头做的，那当然打不过汉军。再比如那个发出“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豪言的陈汤就曾说过：“本来一个汉兵能打他五个胡兵，这是因为大汉的兵器比胡人的锋利，可现在他们把炼铁的技术学去了，所以如今咱们一个汉兵只能打三个胡兵了。”

除此之外，宋朝时的少数民族还学会了如何组织一个完善的国家政权。诸如契丹人建立了辽朝，党项人建立了西夏，女真人建立了金朝，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总之，他们已经不再是如汉时匈奴、唐时突厥那样，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而是拥有完整官僚体制的国家政权，那当然比以往的敌人难打。所以有人就觉得，就算真把汉朝、唐朝换过来，也未必能表现得比宋朝好。

我不否认这个因素是存在的，但这依旧不是宋朝屡战屡败的理由。因为，在宋朝联金灭辽的时候，女真人还只是刚从白山黑水里走出来的小部落，可却能以三千七百人起家，一战歼灭辽朝两万大军。这时候的女真，组织能力比辽朝还落后，装备也未必比得上辽军，可却能风卷残云地将辽朝灭国，还一路奔袭打入了北宋的汴京，制造了“靖康之变”，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同理，在成吉思汗刚刚统一蒙古时，他建立的蒙古帝国依旧是一个以万户为分封组织的部落联盟。那蒙古人怎么就能灭掉西夏，还在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打得有完善政府结构的金朝闻风丧胆呢？

所以，客观因素只能说明宋朝对外战争的难度比以往有所提升，但并不能掩盖宋朝政府软弱无能的事实，因为宋朝没有的东西，其他朝代的开国皇帝也未必有。

你说你没有养马地，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天险，所以这仗没法儿打。那么请问刘邦、李渊、朱元璋刚刚起家的时候，难道他们就有养马地与燕云天险了吗？

你说对手都是拥有完整组织架构的政权，装备又先进，打不过。那朱元璋当年，既没有养马地，还是在淮西起家的，怎么就能以南伐北，把拥有完整政治结构的大一统元朝给推翻了呢？

所以，归根结底，宋军自己没能力就说自己没能力，别老是怪人家大环境不好。一开始打不过辽，你说时运不济。打不过西夏，你说运气不好。打不过金，你说自己大意了，没有闪。到最后让元朝把你政权都给颠覆了，你又跟我说大环境不好。我就奇了怪了，怎么你一到哪，哪的大环境就不好？

咋的，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

三

既然刚才提到了宋朝的“重文轻武”，我就这个话题再多唠几句。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在临死前留下三句遗言，令人刻在了石头上，放在太庙内的一间密室里，只有新皇帝登基的时候才能打开来看。等到宋朝灭亡以后，大家才终于知道上面写了个啥：

第一，不杀后周世宗柴荣的后人。即使谋反，也不准株连，赐毒酒一杯，给人家一个体面。

第二，不杀文官士大夫。

第三，要是哪个子孙谁敢违背这个誓言，天打五雷轰。

就跟“杯酒释兵权”一样，很多人看了“太祖誓碑”，就觉得赵匡胤这人是真的厚道，难怪宋朝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然而，关于这个誓碑的记载出自南宋时期的《避暑漫抄》，正史中从来没有记载过，所以赵匡胤到底有没有刻过这个石碑，还是存疑的。

我本人倾向于赵匡胤没刻过这个石碑。原因很简单，赵匡胤在位期间就杀过不少文官士大夫，有时急眼了，还抄起柱斧朝人扔过去，把人家门牙都给砸掉了。你看，他赵匡胤自己都杀了这么多士大夫，如果再劝导子孙后代不准杀，不然小心天打雷劈，那这个……他哪里来这么厚脸皮的？

虽然“太祖誓碑”是假的，但自从宋真宗以后，确实很少杀过文官士大夫，就算文官犯了再大的罪，撑死就是贬官到地方上去，很少有处以死刑的案例。

但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正常的治国方式在于赏罚分明，有功劳就升官，有过错就贬官，如果真做了什么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事情，那么就该毫不犹豫地处以死刑。宋朝这种不杀文官的传统，在现代备受称赞，连什么文明执法、民主自由都出来了。

现在再说回“重文轻武”这个话题。

其实严格来讲，中国文武分途是唐朝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官员是不分文武的，可能某人今天还在朝廷上当宰相管行政，明天就挂了个大将军的衔儿领着一大票军队外出征战了，而这种文武不分家的状况在唐朝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司空见惯的。

到了安史之乱后，出现了我们说的“唐宋变革”。因为科举制的发展，政府吸收了一大批的职业官僚，与职业军官们针锋相对。宋朝建立以后，赵匡胤将宰相与枢密使分开，形成了文官武将两套几乎不相干的升迁渠道，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文官武将两套体系。

在宋初的时候，地方上的军务还是交给武将统驭。但自从“澶渊之盟”后，天下太平，内地几乎无仗可打，没仗打的武将自然地位逐渐下降，慢慢地被文官取代，于是在宋仁宗时期，地方上出现了“文臣为主帅，武将为副帅”的惯例。

不过这不代表武将就不受重视。事实上宋初的开国武将们，子孙大多都与皇室联姻，成了外戚集团的一员，在待遇上完全与国同休。在地方上，因为宋夏战争的长期拉锯，西北设有长达数十年不易的地方军官，甚至还有如府州折氏这样割据一方的将门世家。所以不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能表明宋朝就“轻武”了——而且宋朝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都用在了养兵上，在北宋“三冗”中，“冗官”问题比起“冗兵”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所以，我一向不同意宋朝“重文轻武”的观点，更严谨的叫法应该是“以文驭武”，这两个话术或许很相似，但实际上差了十万八千里。

而且真要论的话，宋朝文官统兵未必就不如武将。一个人的军事才能，一靠天赋，二靠经验，只要这两个条件满足了，这个人究竟是文职还是武职，又有什么区别呢？文臣中有军事能手，武将中亦有庸碌之才，即使你把宋朝前线军队都换成职业武将，难道他们就一定做的会比韩琦、范仲淹等人更好吗？

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重文轻武”主要是体现在社会风气上，认为当时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宋代社会对武将的推崇不如文官。

比如很多人都会列举狄青的遭遇。在宋夏战争中，武人出身的狄青屡立战功，打得夏军望风披靡、无人敢挡。宋仁宗听了狄青的威名，想提拔他当枢密副使，结果文官们却大力反对，说狄青出身行伍，怎么能当枢密副使呢？等到狄青进了枢密院，他们还合伙排挤他，骂他“赤枢”，意思是“长着红毛的野蛮枢密使”。后来狄青被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上书轮番攻击，说他图谋造反，是个文盲，不适合当枢密使等，最终宋仁宗迫于舆论压力，把狄青外放到陈州为官，第二年狄青就在郁闷中死掉了。

但是要我看，狄青的遭遇从某种程度上说，完全是他自己作的，与什么“重文轻武”八竿子打不着。

小时候，我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大英雄狄青》，本来一直觉得狄青是个深明大义、文武双全的形象。可后来才发现，正史中的狄青虽然打仗勇猛无畏，所向披靡，可在政治上却首鼠两端，左右逢源，抓着一手好牌愣是让他自己给打没了。

狄青早年从军，因为作战勇猛，范仲淹很赏识他，还亲自教他读书，和他聊兵法。当时宋夏战争愈演愈烈，前线军务由韩琦、范仲淹主持，其中韩琦主进攻，范仲淹主防守，而这时候狄青投奔了尹洙，也就是韩琦一派。

有次，关于是否在筑水洛城一事时，韩琦与范仲淹发生了冲突，尹洙让狄青抓捕了范仲淹一派的刘沪，双方发生了冲突。宋仁宗得知此事，派出了钦差前来调停此事，可狄青为了向韩琦表忠心，居然对刘沪滥用私刑，这就是著名的“水洛城案”。

按理来说，当时前线发生韩范之争，一个是自己现在的后台，一个是曾经提拔自己的恩公，狄青选择靠边站本无可厚非，有必要在皇帝都准备派人来调解的情况下还对自己恩公的亲信严刑拷打吗？

虽然范仲淹为人大度，没有追究狄青的责任，但范仲淹一系的将领可没那么好说话，个个都对狄青表示了不满，这样一来狄青的名声相当于在整个西军之中臭掉了。

事后狄青就跟了韩琦。当时河北禁军贪污腐败问题横行，宋仁宗让韩琦前去整顿。韩琦一到任，就打掉了一批老虎，达到了“精兵冠河朔”的效果。比如当时有个人叫焦用，因为时常欺上瞒下，克扣军饷，被韩琦抓来当了严打的典型。

按理说，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这时都巴不得赶紧与焦用划清关系，可狄青居然傻乎乎地跑去找韩琦求情，还说：“焦用有军功，好儿。”

韩琦气儿不打一处来，冷冷地回复：“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现在很多人根据韩琦这句话，说宋朝“重文轻武”，只有当了状元的人才是好儿郎，带兵打仗的不算。可难道你们都不看这句话说出的前因后果吗？这完全就是狄青因私废公，为贪污犯求情，把韩琦惹恼了，才说出了这种话来回呛狄青而已。

再有就是庞籍（在评书中老是与包拯作对的“庞太师”）也非常欣赏狄青，想推荐他当枢密副使。可狄青不愿意当副的，就想直接升任枢密使。但庞籍觉得，现任枢密使高若讷又没犯错，无端把人家换下来，这影响不好，所以年轻人还是不要好高骛远，等你南征平定侬智高回来，我再向皇上保举你吧。

奈何狄青不乐意，他瞒着庞籍找了高若讷的政敌梁适，在一番运作之下，宋仁宗竟真的下令撤掉高若讷，改命狄青为枢密使。这下狄青倒是如愿以偿了，可你让提携他的恩主庞籍该作何感想？

狄青虽然因为作战骁勇，得到了宋仁宗的欣赏，可他这种在朝堂上墙头草的行为，无疑是犯了官场大忌，文臣们骂他“赤枢”，也不是因为嫌他出身行伍，就是纯粹瞧不起他的为官处世风格。

后来狄青被罢枢密使，有人说是因为文彦博与欧阳修的上书诽谤，这才让他被外放陈州，郁郁而终。

这个话只对了一半。

文彦博的确攻击了狄青，但原因是文彦博与高若讷是发小，当年狄青为了夺枢密使之位，勾结梁适坑了高若讷一把，那现在文彦博为发小报仇，难道不是情理之中？狄青在枢密使的位置上被罢官，气不过还跑去找文彦博讨要说法，文彦博就直言不讳地说“朝廷疑尔”，你可以想象到这时候的狄青在朝廷内该是个什么人缘了。

至于欧阳修抨击狄青，则是无稽之谈。他们举出的例子，就是欧阳修在奏疏中经常说“青本武人，不知法律”“青本武人，不知进退”，于是一些狄青的“粉丝”就不高兴了，你欧阳修不过多读两年书而已，凭什么这么骂我们家大英雄狄青？

然而，我们不要只看欧阳修说了什么，更要看欧阳修说这些话的前因后果。这两次上书，都是在朝野上下抨击狄青之际，欧阳修站出来上奏皇帝，故而看起来好像是在贬低狄青，实际上却是他在为狄青开脱——“狄青就是一个莽夫，你们跟他较个什么劲儿啊？”

自始至终，欧阳修对狄青怀有爱才之心。因为狄青政治信誉不好，在朝堂上步履维艰，每次都是欧阳修站出来和稀泥，看起来好像是在指责狄青，实际上是在用这种话术来保护狄青，如今《论水灾疏》《论狄青札子》的全文都可以轻易在网上搜到，你如果能从文章中看出欧阳修是因为文武之争而排斥狄青的话……那你真该好好自我检讨了。

所以，狄青的悲惨遭遇更多是他自身性格上的原因，而与什么所谓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没有任何的关系。

四

北宋的积贫积弱以及灭亡，有人把原因归咎在首都没选好上。

历史上的秦汉隋唐等王朝，都选择定都长安，或者是洛阳，为的就是能有天险掩护，可以保护自身。而北宋定都开封，却始终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致使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最终金人朝发夕至，闪袭东京，制造了“靖康之难”。

关于这一点，早在民国时期，钱穆先生就在《国史大纲》中讲过：“北方的强敌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备。”因为有四大史学家之一的钱穆定了调子，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沿袭了这个说法，把“靖康之变”的原因归结到了都城没选好这上面。

在宋太祖赵匡胤晚年，他就意识到在开封定都不利国家安全，就带领了一批文武大臣在洛阳进行考察，希望可以将国都移到洛阳，甚至将来还想迁到长安。

他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赵匡胤看出来了，如果将首都定在开封，没有山川形胜的天险加持，那只能选择增兵驻守，这样时间一长，必然会“冗兵”，还不如把都城西移。然而，这个提议立刻被赵光义的一句“在德不在险”给堵了回去，北宋初年的迁都之议就这么流产了，据说，到最后赵匡胤还意味深长地叹了句：“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现在有人就骂赵光义，说你哥让迁都，你非不让，还“在德不在险”，读书读傻了吧？最终靖康耻，北宋亡，太宗血脉让金人一网尽扫，真是天道好轮回，报应不爽。

然而，这个论点其实很牵强。我们不要只看定都开封给宋朝带来的坏处，还要注意定都开封给宋朝带来的好处。

清朝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讲过，开封这个城市，虽然不方便守天下，可方便打天下。而宋人章如愚写过一篇《三都论》，更是专门就长安、洛阳、开封三个城市做了比较，最终得出结论：“长安便于守，洛阳便于利，大梁便于战，三京利害，各有一偏。”归根结底，宋朝始终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而定都开封可以鞭策后代积极进取，完成国家的大一统。当然了，宋室的后代不争气，这就是赵匡胤未能预料的另一码事了。

除了鞭策后代这点，还有就是定都开封，朝廷能够依靠漕运传输源源不断的粮食。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在哪里定都，不出几十年，哪里的人口必然要聚集，人一多，粮食就成了问题。在宋朝，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东南才是产粮区，如果北宋定都洛阳，东南米粮自扬州过通济渠，到开封后再到洛阳要过汴渠，可汴渠已坏，难不成让宋太祖再开凿一次大运河吗？至于再西迁长安，那就要陆路运输，人力财力消耗更大，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有人可能要说了，那为啥宋太祖不能学隋炀帝，再开凿一次大运河？

因为即使宋朝开凿了大运河，再成功定都洛阳，米粮的运输还不是要途径开封？只要敌军卡住了开封，你洛阳照样得缺粮，那这个问题又绕回来了：燕云天险没拿下，什么都白搭。

这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定都开封呢。

所以，没有燕云和漕运不利，就是北宋不得不定都开封的根本原因。

但北宋君臣不傻，知道没有天险护持，就斥巨资把开封打造成了坚城一座，外加宋太祖“守内虚外”的军事方针，在东京囤积了大量的禁军，完全可以抹去地利不足的短板。

然而，为何开封都被加固成这样了，靖康之耻还会发生？

首先，拱卫首都的禁军到了神宗朝就逐渐遣散出去了，所以《水浒传》里的“八十万禁军”是没影儿的事。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守军最多不过十万。其中原因很简单，以当时汴京城根本养活不了八十万的脱产士兵，所以要么让他们到地方上就粮，要么就拉到了陕西对抗西夏——我们常说北宋的精锐是常年对抗西夏的“西军”，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个西军是地方上的厢军，其实不是，西军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士兵是来自东京的禁军系统。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靖康之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宋徽宗、宋钦宗俩人作出来的。因为金军虽然出其不意，兵临汴京城，可毕竟不擅长攻城，一直在东京周边晃**，就是打不进来。而这时候宋朝的勤王之师纷纷赶来，眼见危局马上能够解开，金人就打算赶紧议和，敲上一笔钱走人。

但这时候一个叫郭京的神棍自称会法术，能退金兵。最要命的是，宋钦宗居然相信了这位半仙儿，真就打开宣化门，让郭京施法跳大神，结果就让金人抓住了机会，攻破了东京城墙。

老实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事的时候都没敢信，因为我真的不懂作为一国之君怎能愚蠢到这个地步。但这个还不是最愚蠢的，因为金军当时只是登上了城楼，城内的禁军和百姓做好了巷战的准备，金人怂了，不敢下去，结果双方又开始和谈了。

这次，金人指名道姓想和太上皇，也就是宋徽宗赵佶谈。而宋钦宗好不容易掌权，正忙着和父亲斗法，万一父亲借着金人的势力东山再起，自己如何自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很神奇的决定：不用太上皇去，朕亲自出城和你们谈。

就这样，宋钦宗自投罗网了。

关键这位同志为了表达自己议和的诚意，临行前还不忘下发诏书，让天下勤王军队别来了，朕要和友好邻邦金国永结同好。结果等他一入金营，就不出意外地被软禁了，汴京城内人心大乱，外面的勤王军队还没了，金人一鼓作气，彻底攻陷了汴京城，令无数人不忍卒读的“靖康之耻”就这么发生了。

所以，你现在还觉得北宋灭亡和定都有关系吗？

反正我觉得，只要有宋徽宗、宋钦宗这俩活宝在，你别说把都城建到洛阳，你就是建到珠穆朗玛峰上，北宋那该亡还是得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