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人对唐朝的印象，到安史之乱就结束了，再一快进就到了宋朝，以至于有些人感慨：“唐朝和宋朝相距短短53年，为什么感觉像隔了好几百年？”

其实这是因为唐朝到宋朝之间，发生过剧烈的社会变革。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学者内藤湖南将东洋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阶段，而将由唐入宋的这段时间视之为“中古的结束，近世的开始”。在学术界，他的这个论点被称作“唐宋变革论”。

除了唐宋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人民风貌的变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如今的小说、教科书以及电视剧，对中晚唐时期的这段历史涉及较少，以至于很多人提起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都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所以，我感觉有必要花上一章的时间，来给大伙儿梳理一下关于中晚唐这段比较冷门的历史。

公元763年，在唐军的攻势下，叛贼史朝义授首，一般人将之视为安史之乱的终结。

可安史之乱真的就结束了吗？

结束了，但是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唐代宗采信仆固怀恩的建议，让河北的叛将继续统领旧部。这些叛镇虽然名义上归降，实际上却一个个骄横跋扈，不听中央节制，不但钱粮税赋从不上交，连节度使都是内部承继，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

郭子仪曾经让唐代宗销兵罢镇，可唐代宗因为吐蕃、回纥、党项的威胁，急于结束河北战事，将重心放在西北乱局上，故而对河朔三镇，以及淄青、山南东道等节度使采取姑息养奸的政策。

朝廷的退让，使得藩镇的气焰更加嚣张。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四位节度使，甚至公然盟誓：“将来皆以土地传授子孙。”对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地方藩镇的这一行为，可谓**裸地打了朝廷的脸。

所以这时候的大唐疆域，虽然看似大一统，实际上却是形同分裂。

二

大历十四年，唐代宗李豫驾崩，其子唐德宗李适即位。

这位新天子年轻气盛，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于是收复叛镇的计划就提上了日程。

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他儿子李惟岳上表，想要承袭父亲节度使的职位，向朝廷索要节度使专制一方的象征——节钺。毕竟，节度使虽然掌控辖区内的军政大权，可终究不是真正的帝王，需要获得中央政府的官方承认，否则地方节度使合法性不强，藩镇内部往往会生起变故。

如果是唐代宗时期的绥靖政策，对于李惟岳的请求，估计就准许了，可换成这位愤青的唐德宗，就立刻回绝，表示你还真当朝廷的节度使成你家世袭的了？

于是，按照当年的“四镇之约”，成德李惟岳、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在当年的五月份合力掀起了叛乱，意图通过战争迫使朝廷乖乖就范。

可唐德宗也不是软柿子，当即昭告天下诸道，共同讨伐四镇。天下诸镇纷纷行动起来，一场旷世之战在中原爆发，史称“建中之乱”。

战争从一开始，优势方在唐德宗这边。

李晟、马燧、李抱真三位中唐名将在前线将田悦的魏博牙兵打得节节败退。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他的儿子李纳还是秘不发丧，想袭领父职，依旧被唐德宗拒绝。大将李希烈击败梁崇义，逼得梁崇义投井自杀，山南东道平复。成德军中的王武俊突然杀掉了这次事件的发起者李惟岳，选择归顺朝廷，带领成德镇反正。

可以说，直到建中三年的时候，朝廷的形势还是一片大好，四大叛镇，平定了一个山南东道，归顺了一个成德，现在只剩下屡战屡败、负隅顽抗的魏博镇田悦，还有刚刚上位、内部不稳的淄青镇李纳。

可打着打着，唐德宗发现有问题：用独立藩镇来讨伐独立藩镇，打完以后，地盘归另一个藩镇，还是不归朝廷，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

比如，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镇的节度使朱滔，在叛乱之初积极响应唐德宗的号召，破天荒地站在了朝廷这边，一起对付叛乱的四镇。其实河朔三镇各自也有矛盾，这次既然中央要讨伐成德，那么幽州不介意帮帮场子。

可是，当朱滔打下了深州，打算收入囊中之时，立刻被唐德宗拒绝了，皇帝心想我费了这么大工夫，能让你幽州把桃子摘了？

朱滔又不是傻子，当他发现唐德宗的真实意图是打算白白利用他的时候，立刻大怒，这时候田悦再一挑拨，幽州镇立刻跳反，站在了叛镇的一边。

再比如刚刚平定了山南东道的李希烈，想要占据襄阳，取梁崇义而代之，可随即被唐德宗拒绝，这下李希烈也翻脸了，裹挟淮西将士跟叛镇一起对抗朝廷。

还有原本带领成德镇将士反正的王武俊，因为唐德宗对当年父皇姑息藩镇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结果这次他削藩就矫枉过正，这边战争还没结束呢，他就开始动手分割成德镇了。王武俊哪能忍，领着成德镇又反水了，还和幽州朱滔、魏博田悦、淄青李纳以及淮西李希烈联合，五个人纷纷自立为王，抱团与中央抗争。

原本大好的形势，因为唐德宗的操之过急，遂导致骤变，局面渐渐不利于中央。

唐德宗为了平乱，将朔方军与神策军都撒了出去，整个中原打成了一锅粥，如果真以战争的规模与烈度来算，建中之乱还要在安史之乱之上。

建中四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从京师赶赴襄城驰援。将士们冒雨行军，原以为到了长安就可以得到赏赐，可到了京师以后才发现朝廷不但一无所赐，京兆尹给他们提供的饭菜还十分粗劣，盛怒之下，士兵们一举哗变，嚷嚷着朝大明宫含元殿冲了过去，把府库里的金银财宝给搜刮一空。

在兵变的时候，因为神策军被派到了前线，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唐德宗只能匆忙带着几百人从北苑门跑路，而其余很多李唐宗室都死在了这场兵士哗变之中。

这些士兵们抢了钱，杀了人，发现事情闹大了，于是就拥立朱滔的胞兄朱泚为皇帝，改国号为大秦，然后还追击唐德宗，这是打算把事情往绝里做。

唐德宗逃到了奉天，发布诏书，征发天下军队速来勤王。

朱泚的叛军随后即到，包围了奉天，多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星夜兼程从河北战场归来，这才打退了朱泚，解了奉天之围。

但是，因为唐德宗信任的宰相卢杞与李怀光有怨，遂导致李怀光带领朔方军也反了，他扬言要与朱泚联兵，朝廷最好还是避开。唐德宗无奈，只好从奉天逃到了梁州。

其实李怀光说要反叛只是一时的激愤之言，事实上他并没有与朱泚联兵，只是气鼓鼓地返回了朔方驻地，按兵不动、观望时局。

这时候前线征战叛镇的军队慢慢回拢，唐德宗遂任命大将军李晟率领军队讨伐朱泚，终于一举收复了长安，朱泚也在逃亡途中被杀。

这时候唐德宗虽然回到了长安，可天下反叛的局面还在继续，甚至更糟。刚刚经历过“奉天之难”的唐德宗彻底消磨了雄心壮志，开始下诏罪己，赦免了王武俊、李纳、田悦、朱滔、李希烈等人。

这其中，王武俊、李纳、田悦三人顺势借坡下驴，收手罢兵，而朱滔、李希烈二人却拒不臣服。朱滔恼怒其他人的背叛，于是引回纥大军进攻魏博，却被田悦、王武俊等人击败，最终活活气死了。李希烈不但不接受赦免，还自建帝号，立国大楚，残忍地杀害了前去招降他的名臣颜真卿，继续顽抗到了贞元二年（786年），最终被他的部下陈仙奇毒死。

还有李怀光，唐德宗曾派人前往河中说服李怀光归顺朝廷，不过因为言辞冲突，李怀光擅杀朝廷使节，继续与中央作对。贞元元年，在朝廷大军压境下，李怀光的结局是自杀而死。曾经平定过安史之乱、解过奉天之围的朔方军，随后被唐德宗解剖拆散，永不复存。

朝廷第一次削藩战争的失败，让唐德宗彻底蔫儿了。此后的他再没有了刚登基时的意气风发，此后对各地藩镇的不法行为，也开始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此以后得过且过，应付度日。

我想他现在应该可以理解自己的父亲唐代宗了。

三

削藩的失败，让唐德宗悟了，原来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所以虽然余生他再也没提过削藩，但他悄然积蓄力量，为自己后代再次削藩做准备。

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税制改革，为下一次削藩攒够钱。

唐朝开国的时候，实行的是租庸调法，意思是每个均田制家庭，都要向朝廷缴纳粮食（租）、提供劳役（庸）以及上交土特产（调）。

不过，我们都知道均田制后来败坏，老百姓都跑路了，你连人都找不到，上哪去租庸调？在开元年间的时候，唐玄宗任用宇文融搞了一次“括户”，将这些人口给普查了回来，算是给这个行将就木的税制续了一波命。

可是，安史之乱的发生，导致时局崩塌，朝廷掌控的人口更是从天宝末年的九百零六万九千户，下降到了乾元三年的一百九十三万三千户，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这还拿啥租庸调？

唐德宗没能平定藩镇，所以自然无法学曾祖父那样括户，于是他就任命刘晏、杨炎、杜佑等人改革税制，给朝廷寻找新的财源。

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杨炎的提议下，决定不按人头收税，而是以现有土地面积的大小，来征收土地税，因为每次课税都在夏秋两季，故而把这个新税制叫“两税法”。

唐德宗通过推广两税法，以及上供、专营、宫市等各种捞偏门的办法，给朝廷攒了一笔厚厚的资产，而这些钱，将会在多年以后，实现他未曾完成的夙愿。

第二，是扩编神策军。

削藩战争的失败，让唐德宗意识到，以藩镇制藩镇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样打到最后，只会使另一个藩镇受益，朝廷捞不到任何好处，所以朝廷一定要建立一支绝对效忠天子的中央禁军，用自己的军队打天下，这样打下来的土地才是自己的。

而唐德宗选择的这支军队，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策军。

神策军原本是哥舒翰设置在青海九曲的边防军，因为安史之乱爆发，被调入内地作战。安阳战败，神策军撤到了陕州一带，这时候发现他们原来的驻地九曲被吐蕃占据了，回不去，于是一群士兵们懵掉了。

这时候，他们遇上了同样从安阳逃回来的宦官鱼朝恩，士兵们一合计，表示愿意服从鱼朝恩的指挥，从此神策军跟着鱼朝恩成为天子亲军。

后来鱼朝恩被杀，神策军主帅被换成了文官白志贞，但在“奉天之围”的时候，白志贞全程掉线，赶来救驾的反而是宦官窦文场、霍仙鸣，这让唐德宗意识到文官不靠谱，于是又把神策军交到了宦官的手里，至此宦官统帅神策军成为定例。

第一次削藩失败后，唐德宗就开始了各种搞钱，而把搞来的钱都用来扩编神策军，最终更是将神武军、神威军等禁军也纳入了神策军编制，到了他的孙子唐宪宗时代，神策军账面上的兵力，已经高达15万人之多。

而这些军队，正是今后唐宪宗发动第二次削藩战争的本钱。

第三，解决吐蕃问题。

唐代宗当年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河朔三镇，有个顾虑就是西北外敌的入侵。

北方的回纥倒不是大敌，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游牧部落，而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所以当他们占据了丝绸之路以后，反而希望唐朝内部可以安定。因为中国只有安定了，才会有经商环境，这样西方的商人们才会纷至沓来，丝路也才能繁盛，回纥方才能从中牟利。为此，当年回纥可汗与唐德宗有一段过节，新可汗还专门将国名改为“回鹘”，以期与唐朝永结同好。

真正令唐朝头疼的外敌，是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国。

在安史之乱以后，因为陇右、河西的唐军都被调去打安史叛军了，吐蕃军队趁机攻陷了河湟之地，屡次威胁长安城，这也就是白居易诗中讲的“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在唐德宗时期，唐军多次与吐蕃较量，有胜有负，最终在宰相李泌的谋划下，唐朝玩了个包围网，即北联回鹘，南和南诏，西交大食，给它来了个四面张网，将吐蕃生生地困死在了青藏高原。随后更是在四川设置了节度使，专门防备吐蕃的入侵，一顿操作，终于将这个屡次兵临长安的外敌给摁在了国门之外。

贞元二十一年，唐德宗李适驾崩，他用尽毕生心力为子孙解决了外患，留足了金钱，扩编了军队，故而大唐的第二次削藩战争，即将在他身故后拉开序幕。

四

唐德宗死后，他的儿子唐顺宗李诵登基，任用“二王八司马”启动了一场“永贞革新”。这里的“二王”指的是王叔文、王伾，用王仲荦先生的话讲，这就是俩“蹩脚的政客”，不足挂齿。“八司马”指的是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虽然确有一定才华，不过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

以往人们对这次革新推崇备至，主要是觉得“只要是改革那肯定都是好的”。可说白了，这次改革其实跟晚清的维新运动一样，属于典型的书生治国、毫无章法。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可在改革过程中他们手法太过简单粗暴，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集团。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依靠的是没有实权、形同傀儡的光绪皇帝，而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依靠的是身患风疾、口不能言的唐顺宗，这种没有强大底牌的改革，如果一点转圜妥协也没有，那么必然会走向夭折。

永贞革新很快失败，唐顺宗将皇位禅让给了儿子李纯，即唐宪宗。

唐宪宗在位期间，依托祖父给他积攒的家底，终于开始谋划第二次削藩战争。

元和七年，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镇发生内乱，新任节度使田弘正率领三军将士归顺朝廷，这个意外之喜让唐宪宗看到了河朔光复的希望，形势再次转向了朝廷这边。

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想按照惯例承袭节度使，被唐宪宗拒绝，以此为契机，唐朝的第二次削藩战争打响。

吴元济知道自己独木难支，于是联络了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与他一起抗击朝廷，迫使朝廷就范妥协。

只不过，经过唐德宗二十年的韬光养晦，如今元和朝廷的实力，可要远比当年的建中朝廷强大得多。

战争之初，双方在中原拉锯，始终不见进展。成德王承宗与淄青李师道甚至还派了杀手，在长安公然刺杀了主战派的宰相武元衡，一度闹得人心惶惶，朝堂上不少大臣都打了退堂鼓，干脆谏言皇帝，说不如罢兵休战，把淮西节度使给吴元济算了吧。

幸亏中兴名臣裴度及时制止，压住了议和的声音，还亲自请战出征。

唐宪宗哭着问：“卿确能替朕出巡吗？”

裴度匍匐在地，也哭了：“臣与贼誓不两全！”

元和十二年，裴度出征，统一了前线事权，采用了安抚成德王承宗的办法，专攻吴元济一点，战争的天平开始朝向中央这边倾斜。吴元济不得不把所有兵力都派出去抵御朝廷，这样一来自己的驻地蔡州就空虚了。

这时，名将李晟之子李愬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趁着雪夜闪袭蔡州，一举擒拿吴元济，淮西战场僵局顿解，这个曾经被李希烈分裂出去的淮西镇，终于再次被朝廷光复。

这个时候，裴度没有被当前的大好形势迷惑双眼，因为当年唐德宗就是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故而为了避免当年削藩越削越多的窘境，这次裴度运筹帷幄，先借着胜利的威望把成德王承宗连哄带吓，忽悠着他上表臣服，这样一来，裴度就可以腾出所有兵力专心对付淄青，最终成功逼杀李师道，淄青镇也宣告光复。

这个时候，淮西、淄青已平，魏博早就归降，成德王承宗迫于形势献上了辖下两州之地，河朔三镇最后一环的幽州刘总也表示投降，还自请入朝为官，至此，天下藩镇皆被平定。

昔年唐德宗的未竟之志，终于被他的孙子唐宪宗实现，大诗人刘禹锡更是无比激动地写下“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大唐再次回到了曾经的中央集权时代，历史学家将这一段时间称之为“元和中兴”。

五

大唐中兴了吗？中兴了，但是没有完全中兴。

因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讲得很透彻，中晚唐的藩镇割据“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也就是问题从来不在那些节度使，而在于节度使帐下的士兵们。

举个例子。当年仆固怀恩叛乱，引回纥、吐蕃入寇，兵临长安。当时的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就准备玩个围魏救赵，替皇帝解围，攻击敌军的大后方。事实上这场仗确实打赢了，但河西将士们却损失惨重，可杨志烈却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他们都是为皇帝战死的，牺牲得很光荣嘛。”结果这话被河西士兵们听到，一个个群情激愤，他们表示皇帝的命是命，我们士兵的命就不是命了？结果下一次吐蕃入侵凉州的时候，河西将士们集体看杨志烈笑话，一个个消极怠工、拒不出战，结果导致杨志烈被沙陀人所杀。

还记得我曾经说过什么？

在治世，权力的逻辑是自上而下的，因为你是领导，我们才服你；可在乱世，权力的逻辑是自下而上的，因为我们服你，你才能当领导。

中晚唐的藩镇问题，从来不是节度使带领士兵们要与朝廷作对，而是士兵们裹挟了节度使与朝廷抗衡，如果节度使不从，那么士兵们大不了杀掉节度使，自己再重新拥立一个节度使，一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李纯驾崩，有传言说是被其子李恒买通宦官所杀，不过没有实锤，随后李恒登基，改年号为长庆，即唐穆宗。

唐穆宗在位期间，就没有意识到藩镇的问题本质，天真地以为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河朔三镇当节度使，就可以解决割据问题，于是就搞了一个“长庆弥兵”，打算瓦解河朔藩镇的内部向心力。

皇帝让张弘靖去当幽州节度使，结果张弘靖刚一到任，就发现幽州居然还供奉着安禄山、史思明这两个叛贼的灵位，这能忍？二话不说，捣毁了他们的灵位，还把他们的坟墓给刨了，当众鞭尸给三军将士看。

士兵们不满，嚼舌头根儿，可张弘靖却摆中央官的臭架子，还骂士兵们是“反虏”（造反的胡虏），趾高气扬地跟他们讲：“你们这些大头兵就算能挽两石弓，又有什么出息，还不如认几个字有前途。”

我们刚才说了，藩镇割据的问题是自下而上的。张弘靖虽然是幽州节度使，但压不住幽州士兵，最终酿成了幽州兵变，士兵们赶跑了张弘靖，拥立朱克融，再次宣布独立。

幽州镇反了，成德镇也不例外。这个时候的成德节度使是田弘正，他到了成德以后，被成德的将士血洗了全家，乱兵们立了王廷凑为新任节度使，再次与朝廷决裂。

这下，河朔三镇中的幽州镇、成德镇都反了，只剩下魏博镇。朝廷赶紧派田弘正的儿子田布去魏博当节度使，安抚这些骄兵悍将们。可我也说了，问题不在节度使，而在于这些士兵，一旦这些士兵出了问题，谁来当节度使都一样。

魏博的骄兵干脆就质问田布：“公能行河朔旧事，则生死从公，不然，不可以战。”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带领我们大伙儿叛乱，那么大伙儿就提起脑袋跟你干，不然的话，咱们一切免谈。

田布不愿意辱没他父亲的忠义之名，于是把心一横，引刀刺入心脏，自杀了，魏博镇随之宣告独立。

至此，被唐宪宗收复的河朔三镇再次掀起了叛乱，而这时候的朝廷，已经拿不出资本再打第三次削藩战争了，只能让韩愈等人去安抚这些骄兵悍将们，承认他们内部承继的传统，大家彼此间相安无事吧。

之所以这次朝廷如此??，是因为这时候的唐朝，本身就已经自顾不暇了。因为唐廷内部的文官，开始了传说中的“牛李党争”。

六

牛李党争，简单地说就是：牛僧孺VS李德裕。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起因在元和三年，唐宪宗心血**办了场科举考试，让考生们放言直谏，指出当下国政的不妥之处。其实这个咱们都知道是领导客气客气而已，但牛僧孺、李宗闵这俩人认真了，还真就把朝政给批判了一番，矛头直指当朝宰相李吉甫。

这下唐宪宗与李吉甫都坐不住了，这俩憨憨是纯粹跑来拆台的吧？结果就把牛僧孺、李宗闵给贬谪外地，那两个考生肯定不服，是你们让我俩直言的，结果把我们给贬了，这是存心整我们是吧？

牛僧孺等人自然不敢把仇算到皇帝头上，于是就把一切怨恨指向了李吉甫，不过不久之后李吉甫就死了，他们就把仇恨延续到了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的身上。

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到了唐穆宗刚刚登基的长庆元年，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这两个人都是牛党成员，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故意放水，让很多牛党子弟登科为官。

这事很快让李德裕察觉，他捅到了皇帝那里，唐穆宗听了大惊，这能行？连忙把登科的士子们召集起来，自己临时出题给他们考试，结果发现这些人果然没有多少才华，于是立刻把他们全部黜落，彻查这场科考舞弊案，最终牛党损失惨重。

因为这两次科举案，李德裕和牛僧孺彻底闹翻了，他们在朝廷内拉帮结派，领着自家的小弟扯皮互殴，这场党争历经中晚唐六位皇帝共四十余年，把整个大唐官场给搅和了进去。

历朝历代结党营私的弊端，就是官员们做事不问是非、只论立场，关于朝廷大事，他们一党说东，另一党必然说西，白白贻误国家大事。

比如，牛党说要改革科举，广泛录取人才；李党就说，你们这些寒士懂什么治理国家？真要想国家好，还得看我们这些贵族们的。

李党说，我们要收复河朔三镇，恢复中央集权；牛党说，收复个鬼，你没看唐德宗、唐宪宗旧事，打得天昏地暗民不聊生，还不是让人家独立了？

李党招降吐蕃的维州，为大唐拓边；牛党一上台，大手一挥，就把维州还给了吐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功劳不能让他们李党抢了。

总而言之，朝政成了牛李党争之间的工具，而这两党也轮流执政，一党当权，另一党就倒霉，四十余年来不停拉锯，他们的宗旨是对人不对事，一度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在唐宣宗时期，随着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的相继离世，这场党争闹剧才算告一段落，只不过这个时候，国家的元气早就被他们消耗殆尽了。

七

武将们忙着造反叛乱、割据自立；文官们忙着党同伐异、消极怠工。现在，连宦官都开始以下犯上、奴大欺主了。

唐文宗李昂上位以后，一直很厌恶宦官，打算将神策军的军权收回来。他感觉到牛李两党都不可靠，于是就提拔了李训、郑注二人，开始密谋铲除大宦官仇士良。

大和九年，他们试图以天降甘露之名，引诱仇士良去庭院观看，再让埋伏在那里的士兵趁机杀掉这个死太监，一举收回神策军权。

只不过他们找的人演技浮夸，被仇士良察觉出了端倪，这场密谋失败，然后仇士良为了报复，率领神策军在长安城不分敌友，见人就杀，把中央的文官系统几乎给血洗了一通。

这次事件以后，皇帝就成了宦官们的掌中之物，唐文宗哭泣地哀叹：“汉献帝好歹还只是受制于诸侯，而朕居然受制于家奴。”

这件事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也是“中唐”走向“晚唐”的标志性事件。

其实，这时候的宦官之所以如此厉害，可以废立皇帝，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神策军，这个配置相当于“十常侍+董卓”，是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畸形政治怪物。

如果唐文宗只是想换个神策军尉，那么完全能以宦官制宦官，比如他就曾经用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但唐文宗想要一口气铲除整个宦官集团，把神策军从宦官手中收回来，那势必会影响到宦官全体的利益，如此一来，“十常侍+董卓”的反扑，换成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承受。

不过，晚唐的皇帝之所以没有沦落到如汉末那样，沦为宦官、董卓等人的吉祥物，主要还是因为“藩镇割据”。因为地方上的藩镇只认皇帝，如果仇士良真敢弑君，地方藩镇大可趁机勤王，那么最终宦官们只会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

所以，即使唐文宗后期受制于仇士良，可仇士良也不敢真对唐文宗怎么样，双方在政治上还是达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平衡。

八

唐文宗李昂驾崩以后，他的弟弟唐武宗李炎登基，改元会昌。

唐武宗的手段就比他哥哥高明得多。他在位期间，全面提拔李党人士，任用李德裕为宰相，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排挤了仇士良，最终赶他回了老家。

唐武宗是位英武豪迈之主，与李德裕君臣相得，他们二人一共办了以下三件大事，让原本千疮百孔的唐朝转危为安。

第一件，平定了昭义节度使刘稹的叛乱，与河朔三镇达成了和平共处的默契。

晚唐各大叛镇如果论单一实力的话，不可能是中央的对手，所以每个藩镇想要独立，都会邀请河朔三镇前来帮忙，而河朔三镇害怕中央搂草打兔子，平叛太顺连他们一起收拾了，于是往往都会出兵相助，结果每次削藩，朝廷都要面对一打多的不利局面。

在李德裕的建议下，唐武宗决定承认河朔三镇半独立的客观事实，告诉他们，今后中央平叛，只对付内地叛镇，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利益。

于是，昭义镇很快被平定，没有了河朔三镇的捣乱，会昌年间的其他藩镇一个个都老老实实，不敢造次。

第二件，打败了入侵的回鹘汗国，制霸四夷。

当时北方的回鹘汗国衰落，被新兴的黠戛斯灭亡，残余的几万人马想南下入关，但李德裕坚决出击，在边塞大败回鹘，并且通过外交手段，让黠戛斯部落称臣纳贡。

同时，唐武宗因为促成了与河朔三镇的合作，在东北方面也有了进展，契丹、奚这“两番”向唐朝入贡，一时之间四夷宾服，边境无事。

第三件，灭佛（以及一切外来宗教）。

自唐朝立国，佛教在中土生根发芽，到了武则天时代，女皇要借宗教影响来巩固皇位，就大力倡佛，使得佛教迅速发展，一度凌驾于儒、道之上。

彼时的佛教，与今天这个人畜无害的佛教不同，它十分原始、狂热，乃至恐怖，无数的人为了供奉佛陀，不惜断手断脚前去舍身捐物，而佛寺也霸占着大片的土地，不纳税、不服役，常年空耗着国家的资源。

起初百姓出家还需官府开出的度牒，僧尼数量尚有限制，可自从安史之乱爆发，朝廷的前线大军迫切需要军饷，为了筹措钱粮，有的官员决定出售度牒，只要交钱，就可以得到出家许可。

这办法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得到一大笔的军费，但缺点也明显，就是到了中唐，举国上下僧尼遍地，而官府又规定，方外之人是可以免税役的，这等于变相地让国家少了大量的税源，偏偏朝廷还得花钱粮去供养这些人，故而到了中晚唐时期，佛教已然成了盘踞在大唐社会身上频频吸血的蛀虫。

所以，在唐武宗时期，他开始着手灭佛，强迫许多僧尼还俗种地，让寺庙把侵占的土地都吐出来，极大充实了朝廷的财政，现在佛界把这一事件叫作“会昌法难”。

因为唐武宗的几招大手笔，原本江河日下的唐王朝终于得以止损，所以在牛李党争中，我个人一直都站李德裕这边，无他，李德裕私心再重，人家至少还有实实在在地贡献，而牛僧孺嘛……只能说，菜就是原罪。

只是到了会昌六年，唐武宗李炎因吞服金丹，导致中毒而亡，这场短暂的中兴宣告结束。

九

唐武宗死后，他的叔叔唐宣宗李忱登基，改年号为大中，李忱即《宫心计》里的那个男二号。

以往史书对李忱评价颇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太宗”，意思是弱化版的李世民，还将他统治时期称之为“大中之治”。又因为他刚一死，南方的裘甫就开始了起义，所以有人就臆想，如果唐宣宗还活着，唐朝没准就不会灭亡得那么快……其实这点可以看看之前的唐玄宗，如果他在安史之乱前就死了，估计一拨人又要说如果唐玄宗还活着，安史之乱就不会发生云云。

其实，我们仔细搜罗史料，就会发现所有夸奖唐宣宗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他微服私访，惩戒恶霸；为人勤政，经常亲自接见各州刺史；博览群书，记忆力强，各个州县的风土人情他都了如指掌，地方官哄骗不了他；还有宰相在他面前战战兢兢，没有任何权臣与巨阉可以威胁到他的地位等。

发现了没有？

唐宣宗为人称道的事迹，有点类似于《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皇帝，在地方上做各种的好人好事，确实很符合底层百姓对好皇帝的幻想与期望。

但是，从客观冷静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君主，难道不更应该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硬核指标吗？如果这些大节都做不好，只凭这些小节来断言这位是个明君，未免太过儿戏了吧？

事实上，唐宣宗因为是以皇太叔的身份继位的，他的父亲是唐宪宗李纯，这个合法性很弱，故而他需要否定“穆、敬、文、武”四朝的法理。

所以，当年唐武宗怎么执政，他就偏偏反着来。唐武宗重用李德裕，他就排挤李德裕，让牛党全面主政，任用白敏中、令狐绹这种庸才为宰相；唐武宗当年灭佛，他就恢复佛教，寺院经济再次出现，朝廷财政每况愈下；还有根据黄楼先生《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来看，大中一朝中央与地方都吏治腐败、财政枯竭，所以在他刚一死就爆发农民起义，这个真赖不到屁股还没坐热的唐懿宗头上，而是在唐宣宗本人执政时期就埋下的隐患。

唯一能令唐宣宗骄傲的成绩，可能就是河湟故地的收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吐蕃内乱，汉人张义潮趁机收复了河湟，然后带领大伙儿归顺大唐而已。这纯属天上掉馅饼，谁摊上这个政绩就是谁的，与唐宣宗本人是否英明神武没有任何关系。

大中十三年，唐宣宗李忱驾崩，大唐最后的平静被打破，朝廷常年掩埋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各地民变开始爆发，裘甫、庞勋、王仙芝、黄巢等人纷纷起义，大唐王朝即将面临“帝国之癌”，走向最后的深渊。

十

有人说，唐朝灭亡于藩镇割据。

这个言论是对的，但又不完全对。

其实在唐穆宗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服从的藩镇都已经被先后平复，纵使内地有叛乱，神策军也能迅速将其镇压，数来数去，也只有河朔三镇还保持着半割据状态。

可自唐武宗以后，中央与河朔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中央不插手河朔三镇的军务，河朔三镇名义上服从中央，不会再如代宗、德宗时期那样动不动就叛乱，只要能守好他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已经很满足了。况且，河朔三镇自身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边相互依存、一边互相制约的关系，在河朔周边，更有河东、昭义、河阳、横海等诸多藩镇将之牢牢锁死，故而直到唐朝末年，唐廷中央依旧保持着对全国范围内的中央集权。

然而，这样藩镇连环制衡的格局，却遭到了外来的震**——黄巢起义。

黄巢之乱的发生，让唐朝历代皇帝苦心经营的藩镇平衡局面被打破，给了这个帝国一记毁灭性的打击。

第一，黄巢打入了长安，成建制地消灭了神策军，中央再无权威统御各大藩镇。

广明元年，黄巢带领农民军打进了长安，唐僖宗跑路巴蜀。由于唐朝的中枢系统被毁，各地藩镇没了官方的约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他们打着平叛的名义，大肆扩张军队，在黄巢之乱平息后，他们一个个都借着战争成长为不受控制的一方军阀，自然不会再听从皇帝号令，最终所有人一起将唐朝拖入了万丈深渊。

第二，黄巢把唐朝的东南搅成一团，捣毁了唐朝的赋税重地。

因为黄巢的南下，让原本承平无事的东南沦为了战区，而这里的钱粮赋税一直都是唐朝中枢的输血线，历代皇帝都是依靠东南的钱粮，来养西北的兵马，如果东南还在，皇帝还能再建一支神策军，可现在东南已乱，朝廷无钱可用，唐昭宗连最后翻盘的本钱也没了。

正是因为以上两点，虽然唐朝成功地平灭了黄巢之乱，可重伤过度的唐朝也已然时日无多。

如果把大唐比作一个老人，那么藩镇割据就是这个老人的痼疾，只不过在药物的作用下，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然而，某天突然被一个叫黄巢的小伙子给撞了一下，导致老人昏迷，虽然被救了回来，可这一撞却让曾经的旧疾再次复发，于是就真的神仙难救了。

天祐四年，唐哀帝将皇位禅让给了宣武节度使朱温，享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时代。

我们现在一般谈中晚唐，都说有三大治世：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唐武宗的“会昌中兴”、唐宣宗的“大中之治”。

但真要说的话，只有唐宪宗是正儿八经地想让国家回到安史之乱前的盛世局面，而唐武宗、唐宣宗最多只能算战略止损，让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唐朝短暂地停滞一下，不要再继续恶化而已。

记得有人形容过，在三大治世里，宪宗朝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到了武宗朝就成了君相二人转；宣宗朝，更是成了天子一人的独角戏。

都说牛羊才成群结队，猛兽只会独行，可独行的猛兽，又何尝不想有伙伴与自己并肩作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