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唐中宗李显复位，李唐王朝再度归来。

在神龙政变以后，整整八年间，唐朝中枢频频发生政变。复唐功臣、武家子弟、太子李重峻、韦皇后、太平公主都卷入其中，多少势力来得快去得也快，而这些最后都被一个人终结——李隆基。

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儿子。当年唐中宗李显驾崩，韦皇后弄权，想当武则天第二，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就发动“唐隆政变”铲除了韦皇后，拥立李旦为皇帝，是为唐睿宗。

在唐睿宗年间，李旦将权力分给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二人，放任这对姑侄在前朝斗法，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公元713年，李隆基先下手为强，发动“先天政变”杀掉了太平公主，逼迫李旦交权，做到了真正的大权独揽，这才让武则天以来的“红妆时代”在血腥与杀戮中消失一空。

在李隆基击败了太平公主掌握政权以后，就将年号改为了“开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顶峰的“开元盛世”即将莅临。而李隆基就是唐玄宗，或者叫唐明皇，在位时间更是超长待机了四十四年之久，为唐朝皇帝统治年限之冠。

李隆基早期锐意求治，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四位贤相，推行“开元新政”，卓有成效。在开元年间，社会安定繁荣，百姓丰衣足食，国力蒸蒸日上，还有李白、杜甫、王维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大诗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年代。

开元十三年，李隆基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个一般只有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才会由皇帝登上泰山去举办祭天的典礼。在此之前，除了传说中都不知道存不存在的古之帝王，就只有秦皇汉武才有资格上去。光武帝刘秀倒是斗胆上去了一次，结果被人骂到了现在。而如今，李隆基在万众瞩目之下，再次登上泰山之巅，没有任何的质疑之声，足见这是一个何等繁荣昌盛的伟大时代。

我们现在讲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一般都是说“强汉盛唐”。所谓“强汉”，大家一般默认是汉武帝的时代，而这个“盛唐”，说的就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可是，立下了如此丰功伟绩的李隆基，却只是做到了善始，没有能做到善终。

李隆基在开元后期，逐渐迷恋上了杨贵妃，就此“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他罢免掉耿直的宰相张九龄，将朝政交给了素有“口蜜腹剑”之称的奸相李林甫，这时候盛唐的朝政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李林甫这个人，比较一言难尽，他是个干练的吏才，可就是私心太重，为了保住自己的宰相位子，他排挤正直的大臣，提拔牛仙客、安禄山这些与他臭味相投的小人，严重污染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给国家体制埋下了很深的隐患。

如果说李林甫还是“有才无德”的话，那么到了天宝后期，接替李林甫的杨国忠就是典型的“既无才，也无德”。他号称理财小能手，其实就是知道如何搜刮民脂民膏，谎报民间的粮食收成，哄哄年老昏聩的李隆基开心而已。

最令人感到无可救药的是，杨国忠好死不死地喜欢招惹安禄山。

李林甫当年虽然提拔了安禄山这个狼子野心之辈，可他有那个自信能压制得住他。

据说，安禄山仗着皇帝与贵妃的宠信在宫中肆无忌惮，可一见到李林甫，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大冬天都能吓出一身透汗。

可新任宰相杨国忠就没有能遏制安禄山的本事，只是屡次在李隆基耳边念叨，说安禄山想要造反。虽然李隆基没信，可安禄山慌了，因为他做贼心虚是真的打算造反。

只不过安禄山本来是打算等到李隆基死了再反，可这杨国忠莫名其妙地横插一手，导致安禄山为防迟则生变，就提前打着“清君侧”的口号造反了。

终结了大唐盛世的“安史之乱”，就在这么一个蠢人的神助攻下发生了。

其实按照原本的时空演进，在一年之后安禄山就会浑身长满疮疖，双眼失明。也就是说，如果杨国忠没有逼安禄山提前造反，只消再等上个一年的时间，安禄山就会成为一个瞎子，那么他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造反的能力，历史上也就不会存在安史之乱了。

可历史没有如果，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那个多少人魂牵梦绕的盛唐，即将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动乱中被腰斩当场。

二

有人可能会讲，就算没有安禄山，也有褚禄山、王禄山等，因为李隆基将行政、军事、财政三权都给了地方上的节度使，这不铁定会出事吗？

我觉得，现在很有必要给大家把唐朝的军事制度讲一下。倒不是我非要用这种抽象的制度描述来给各位上历史课，而是希望各位读到的不只是大人物们相爱相杀的历史故事，还可以从更深的角度了解历史发展的轨迹。比方说，如果你们看明白了唐朝的军事制度演变，不止可以看懂安禄山为何造反，还可以举一反三地明白之后宋元明清几个朝代为什么会采用那样的统治方式，可谓一通百通，何乐而不为？

唐朝从一开始用的是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这是西魏、北周、隋朝，以及唐朝前期用来维护王朝统治的暴力机器。

假设你出生在一个府兵家庭，那么在你二十岁左右，就要前往当地军府登记，得到一个“府兵”的身份，然后每隔十五天去服一次兵役，如果遇到战争，你还要随军出征，其他的时间都可以在家里务农为生，所以府兵制经常被定义成一种“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军事组织制度。

我们小时候学过一首《木兰辞》，那个背景虽然是架空的，但根据长诗的描述来看，那就是早期府兵制的特点。

花木兰出生在一个府兵制家庭，当时朝廷要打仗，故而“可汗大点兵”，征集这些府兵家庭必须出一个男丁参军。但当时的花家却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只剩下花木兰他爹一个男子，且他父亲年事已高，上了战场无异于送死，所以才有了木兰乔装改扮、替父从军的故事。

历来人们经常对府兵制推崇备至，宋朝的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就提出过“保甲法”，目的就是想恢复府兵制，明太祖朱元璋在创办卫所制的时候，也参考了不少府兵制的内容，他们这些后来的政治家之所以那么向往唐初的府兵制，就是因为一个原因——府兵制实在太省钱了。

当初花木兰替父从军，有一段十分经典，那就是木兰从军之前，先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发现了没有？府兵的从军装备，全靠士兵们自费，这能不省钱吗？归根结底，就是朝廷把养兵的压力转嫁到了府兵本人的身上，这个当然会省下一笔不少的钱，可苦的却是那些从军的府兵们。

府兵是义务兵，不过朝廷也给了府兵不少优厚的待遇。比如府兵家庭在原则上可以减免赋税，等到你退伍还乡，国家就会根据立下的功勋，给你们家奖赏田地。不少穷苦人家都可以在府兵制体系下通过立功受赏从自耕农一跃成为一个小地主。

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军事制度，最终没能推行下去？

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描述，府兵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均田制崩溃，府兵制自然难以为继，结果唐玄宗就废掉了府兵制，搞起了募兵制，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

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唐初，刚刚经历完隋末大乱，许多人口死亡或逃跑，国家手头有大量的无主荒地，所以如果有府兵立了功勋，朝廷就可以把这些土地赏赐给这些有功将士们，这样一来，府兵们打仗的热情自然高涨。

可随着承平日久，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始终就是那么点，而且几十年来朝廷把手头的土地差不多赏完了，没有多余的田地给府兵们，于是均田制走向瓦解，府兵们既然得不到奖赏，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打仗的积极性，战斗力就衰了，府兵制实在办不下去，所以唐玄宗只能把这个制度给废止掉了。

这是最常见的传统史学理论，我不能说它不对，只能说它不全面，或者说有点过时了。

首先，当年宇文泰创立府兵制，面向的从来不是劳苦大众，而是小地主阶层。这个道理很简单，府兵的装备需要自费，一般只有小地主才可以承担得起。普通自耕农一天到晚在地里刨食，一个个都挣扎在温饱线上，你让他们自己买装备，等于是把他们往死里逼。故而早期的府兵制，选的都是“高户多丁户”（门第高且男丁多）的家庭。

可是常言道，富不过三代，许多家庭当年被定为府兵家庭的时候，或许真是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可是万一子孙不肖，家里破产，从地主变成了贫农，可朝廷还让他们继续自费装备服兵役，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还有如花木兰这样的家庭，虽然家中没有衰败，可是人丁不旺，没有多余的男子，朝廷还非要让他们出人参军，难不成逼人大变活人？故事中的花木兰还可以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可在现实中，你真当所有人的眼睛都跟古装偶像剧男主一样，连战友是男是女都分不出来吗？

最关键的一点，府兵制虽然名义上是“兵农合一”，说是不耽误打仗，也不耽搁种地。可在实际操作中，每个士兵经常需要参加训练、宿卫、演习，以及远征打仗，怎么可能有空闲去耕地？

王安石为了恢复府兵制，搞了一个“保甲法”，然后就发现府兵所谓的“战时兵、平时农”根本就是骗人的。一来，不是每个人都精力旺盛到可以将二者兼顾；二来，不是每到农时的时候，府兵们都正好有时间回家种地。于是，府兵在本质上与脱产士兵没有两样。

如果是“高户多丁户”的家庭，府兵给家里人挣来了勋田，可以交给家中的其他男丁或是花钱雇几个家奴来打理耕耘。可正如我说的，那些破落的普通家庭，就算你给了他们勋田，他们也没有多余的人手去种，只能荒着，那跟没授田有什么区别？

所以，府兵制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了普通家庭就算能授到田，也没有精力去种，虽然官府给他们免掉了租庸调等税负，可还是抵不上当兵时要自己置办的装备口粮。长此以往，这些普通家庭活不下去，只能沦为地主家庭的附庸，冒名顶替地主家的傻儿子到战场上当炮灰，而地主阶层既有外人替自己家的娃服役，还能得到勋田，更有多余的人手进行种植生产，于是到最后肯定要变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糟糕状况。

在这种巨大的制度缺陷下，就算均田制没有崩溃，朝廷可以继续保证充足的授田，府兵制难道就真的可以继续推行下去了吗？

所以，岑仲勉先生就讲过，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并不先进，而是一种游牧社会的落后组织，只不过是鲜卑族入主中国，把这种汉族早就淘汰掉的制度再给借尸还魂，拉着中国往后走了而已。

三

晚唐的时候，有个人叫李繁，他在《邺侯家传》中写道：“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皆府兵之力也。”

很多人因为这一条记载，就把唐朝初年的赫赫武功，都算到了府兵的身上，还表示府兵制是真的香，能打又省钱，多好。不得不说，李繁这句不负责任的口嗨，直接带歪了后世无数人，其中就有王安石、朱元璋，结果等他们模仿府兵制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这么一回事儿。

因为府兵制发轫于关中，所以隋唐两朝虽然是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可还是将关中秦地算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皇帝在推行府兵制度的时候，大多数军府都建在了关中，即“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把府兵主力都留在了关中老巢，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外轻内重”的格局。

但是，如果遇到战争了该怎么办？

在唐朝初年，如果边疆发生战事，皇帝就会临时派遣一个“行军大总管”，把府兵全权交给他，让他带出去打仗，等打完了仗，再把军队还回来，大总管回归本职，士兵则通通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看出这个制度的弊病所在了没？

第一，行军大总管是临时设置的，他带的兵也是临时在各地召集的府兵，这就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这算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方面是因为士兵跟大总管不熟，如果大总管想造反，士兵们不会盲从。坏的方面是大总管与士兵萍水相逢，没有忠诚度就代表没有什么作战默契，战斗力方面大为削弱，所以隋炀帝、唐太宗才会动不动就御驾亲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皇帝的威严比普通将军要强上一点儿。

第二，天下八百折冲府，五百都在关中，可以说边疆其实没有部署多少兵力。如果外敌入侵，就很容易破关劫掠，而以古代的消息传递速度，外敌打进来的消息先到长安，皇帝再赶紧选个临时大总管，召集府兵，等到军队集结完毕，再从关中出发，一路走到前线战场……敌人早跑了，这一来一回，严重贻误战机。

所以，在唐太宗时期，朝廷引入了一种叫“兵募”的征兵制度，意思就是某地发生了战争，大总管可以临时签发当地的壮丁从军。而这些“兵募”不但没有府兵的待遇（免税、授田），还要承担府兵的义务（自带装备和干粮），所以日子过得十分苦逼。之所以他们还能愿意打仗，一来是强制征兵，这仗你不打不行。二来是唐初的战争，朝廷几乎战无不胜，而且是行云流水的灭国战，战争时间短，往往个把月就打完了，不会出现“壮士十年归”的情况。最关键的是，每次打胜仗士兵都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而许多“兵募”也因为在战争中立功，步步高升，成为了人上人，比方说我们所熟悉的薛仁贵同志，他就是以“兵募”入伍，在唐伐高丽的战争中表现亮眼，被唐太宗一眼相中，从此平步青云。

贞观年间，唐朝的作战方向为草原戈壁（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青海新疆（吐谷浑、高昌、龟兹），还有东北朝鲜（高丽）。在这其中，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都是经济基础薄弱的部落民族，唐太宗以外交手段分化瓦解，趁对方天灾或者内乱重拳出击，故而每战必克，以风卷残云的速度消灭了这些部落联盟；西域都是一群小邦国，以唐朝的国力，能轻而易举地灭掉在情理之中，不足挂齿；而东北的高丽，在第一次战争中唐军虽然斩获颇多，但并没有打下来。

发现了吧，唐初的战争基本上都是速战速决的灭国战，所以不会出现“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情况，只要让府兵和兵募一次性出征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一旦面对高丽这样拥有完善制度与庞大人口的国家，唐太宗就无法复制之前的一战灭国，战争逐渐走向长期僵持，这样光凭府兵与兵募就不行了，毕竟这帮当兵的可不想在外地一待就是好几十年，所以唐太宗打高丽时只能动用契丹、奚的部族军，这两个部族本来就在东北，为唐朝威逼利诱而化用，成为了在前线与高丽对峙的炮灰，后来在武则天时期，契丹发动叛乱，东北的两番不能再为唐廷所用。

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的敌人要么是吐蕃、大食、南诏这样组织严密的国家政权，或者契丹、回纥这样向心力极强没有内乱空子可钻的凶悍部落，所以自然就不能复制唐初时期那样动不动就灭国的战争神话了。

自唐高宗以来，边疆的战争就逐渐出现了胶着化、长期化，战场上爆发的也往往不是两国决战，而是一来一回的拉锯战。这样一来，关中的府兵们不愿意常年背井离乡在边境站岗放哨，兵募们也不愿意打了半天也没有如唐初那样的战争红利，于是“义务兵”与“征兵制”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到了开元时期，国家富强了，要往外面打了，那唐玄宗就必须得再重建一个全新的军制，来应对眼前纷繁复杂的战争状况。

开元十年，唐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进行“募兵制”。也就是在边疆设立一个军事长官，叫节度使。这个节度使不是大总管那种临时官职，而是可以长期留在边疆节制军队，不但可以不用请示就能够全权指挥部队作战，还能在当地自行招募“健儿”参军入伍。这样一来，节度使制度就可以抹平府兵制“兵将不熟”“贻误战机”这两大短板。但缺点就是，你猜这些被节度使招募的“官健”们，他们是忠于皇帝，还是忠于节度使本人？

天宝元年，唐玄宗一共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实力略次的岭南五府经略使，史称“天宝十节度”，我可以简单地列举一下：

北庭节度使，治所在新疆，对付突骑施、坚昆，兵额二万人。

安西节度使，治所在新疆，对付吐蕃，兵额二万四千人。

河西节度使，治所在甘肃，对付吐蕃，兵额七万三千人。

陇右节度使，治所在青海，对付吐蕃，兵额七万五千人。

剑南节度使，治所在四川，对付吐蕃，兵额三万九百人。

朔方节度使，治所在宁夏，对付突厥，兵额六万四千七百人。

河东节度使，治所在山西，对付突厥，兵额五万五千人。

范阳节度使，治所在北京，对付契丹、奚，兵额九万一千四百人。

平卢节度使，治所在辽宁，对付室韦、靺鞨，兵额三万七千五百人。

岭南经略使，治所在广州，对付……啥都不对付，就是抚宁当地的土著，兵额一万五千四百人。

以上就是所谓的“天宝十节度”，乍一看会让人有一种这都什么鬼的感慨。不过我之所以把上面这些列出来，还把兵额告诉各位，主要是想辟清一个谣言：盛唐真的是“兵不在多而在精”吗？

因为，咱们把天宝年间的十个军区总兵额加起来，发现也才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认证“凡镇兵四十九万人”，于是一些人就认为盛唐时期，全国一共就只有四十九万常备军。

由于我们从小看《三国演义》长大，对什么七十万、上百万大军耳熟能详，还有白起长平一战就杀掉了四十万大军，这些都还是区域性的割据政权，而相比之下，唐朝作为一个大一统政权，还处在鼎盛时期，怎么不得常备上个百万大军，可怎么才不到五十万人？

现在很多学者都持有相关言论，认为唐朝总兵力不多，还能大杀四方，可见军队战斗力与人数不挂钩，结果给国家建言献策，裁撤军队的声音一浪接一浪。

可问题是谁告诉他们盛唐只有四十九万士兵的？

先不谈这个兵额只是天宝元年的数据，日后有没有增加变动还是个谜，就一个问题：司马光只说过这四十九万是“镇兵”，可唐朝的常备军难道就只有镇兵吗？

当然不可能。

从中央来讲，唐玄宗分别有北衙与南衙两大禁军，共计兵额就高达十八万。还有，唐玄宗虽然在天宝八载下诏收回了折冲府的征兵权限，但并没有真正解散府兵。事实上，只要仔细阅读史料，就会发现这些上番宿卫的府兵其实一直活跃在整个中晚唐时代。

在边疆，除了镇兵，还有在蕃兵与城傍兵，以及外蕃兵。

在蕃兵，就是一些游牧部落被唐朝征服以后，这些部落的人丁被安置在了地方上的相关州府，由汉族官员押领，也就是所谓的“羁縻统治”。如果发生了战争，皇帝有权征调羁縻州府的在蕃人员，随从唐朝的镇兵一起作战。

城傍兵，就是有一些归降的游牧部落，不愿意被打散重组到羁縻州府成为大唐市民，还想跟随原来的头领，继续以游牧部落的组织形式在军镇周边游**，这些人在战时也会被征发从军，有点“兵牧结合”的意思。

再有就是唐朝会经常调动一些附属国家与部落，协同唐朝的正规军参战。比如高仙芝在怛罗斯与阿拉伯帝国交手的时候，就征调了葛逻禄部作为仆从军来协同作战。当然了，在战场上葛逻禄临阵倒戈，导致高仙芝大败，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讲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因为唐玄宗给了节度使较大的自主权力，导致国家体制内的军队渐渐忠于边疆的节度使个人，那么万一碰到个暗藏野心之辈，安史之乱的发生就必不可免。

不过，我认为节度使制度给安禄山造反提供了温床，这个自然没有争议，可是安禄山最终造反，还引起盛唐直接跟自由落体一样地陨落，这个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

首先，节度使本只有节制军事的权限，可唐玄宗为了事权统一，让节度使兼任了采访使、观察使、度支使等，把行政权、财权以及军事权力都集中在了一人之手，连个制约都没有，导致节度使在地方跟个土皇帝一样，那怎么可能不出事？

其次，如果只是将权力分封给十节度，那么好歹还能让他们十人互相牵制，每个人都不敢动。可唐玄宗不知道怎么想的，节度使这玩意儿居然还能兼职，到后期安禄山一人就兼任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这跟把华北地区割让给了安禄山又有什么区别？

最末，唐玄宗听从李林甫的建议，节度使人员主要任用番将，比如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是粟特杂胡；安西、北庭节度使高仙芝是高丽人；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是西突厥突骑施人；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粟特人。虽然少数民族未必就不会忠于大唐，毕竟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还是契丹人呢，可是从小骑马射箭、摸鱼抓虾长大的少数民族，比起从小读“君为臣纲”等儒家经典长大的汉族人而言，那个先天性的忠诚度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试想，如果唐玄宗没有将行政、军政、财政三权集于一人，规定每个节度使只能节制一个军镇，调整好各大节度使中胡族与汉族的比例，那么就算唐朝施行了节度使制度，也未必就会出现安史之乱。

只可惜，唐玄宗几乎是完美地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安禄山一人节制三镇兵马，华北军政大权系于一身，麾下将领如史思明、孙孝哲、蔡希德，还有他组建的帐下亲兵“曳落河”皆是外族，杜甫写诗描写安史之乱，描述安史叛军的时候用的词汇都是“胡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安史之乱是民族矛盾呢。

四

我觉得很有必要说一说安禄山这个人。

安禄山原本姓康，这个姓氏是西域的昭武九姓之一，所以有人推测安禄山的生父是粟特胡人。他的母亲是突厥女巫，改嫁给一个叫安延偃的突厥人，因此连带着他的儿子也改姓安，这才叫了安禄山，所以《旧唐书》称其为“杂种胡”，是一个混血儿。

安禄山从小生活在多民族杂居的东北，长大后，因为懂六种（一说九种）番语，在当地当上了互市牙郎，说白了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商品交易的中介。因为一些机缘巧合，被当时的范阳节度使张守珪赏识，收为义子，任为“捉生将”，就是行军打仗时，活俘敌人的探子。

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因为一次轻敌冒进，导致唐军损失惨重，他被扭送到洛阳受审。当时的宰相张九龄要求杀了他，可是唐玄宗想卖给张守珪一个面子，就把安禄山放了，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唐玄宗第一次认识了这个长相可爱、有点憨憨的大胖子。

在义父张守珪死后，安禄山官运亨通，在天宝元年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次年入朝长安。他以前当互市牙郎，靠的就是能说会道嘴巴甜。现在他又把唐玄宗与杨贵妃哄得十分开心，认了比他还小的杨贵妃为干娘，还及时拜了宰相李林甫码头，迅速平步青云，在天宝三载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载再兼河东节度使，至此，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麾下兵马将近二十万，为天下诸位节度使之首。

那为何唐玄宗对安禄山如此宠信，安禄山却还要造反？

其实，除了野心驱使这一因素，安禄山和曹操、李世民一样，都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干。因为当时朝堂之上，除了唐玄宗，其他的势力都想让安禄山死。

第一个势力：太子李亨。

天宝六载，安禄山进宫拜见唐玄宗，太子李亨也在，李隆基就命他拜见太子，可安禄山居然拒不下拜，左右催促他，可他就是不跪拜太子。

安禄山一脸呆萌地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

唐玄宗哭笑不得，就给他解释道：“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

安禄山一听，居然说：“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

可想而知，这时候的李亨该有多么的尴尬与社死。

我们要知道，安禄山虽然是个胡人，可已经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唐命官，进长安也不是第一次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太子是个什么官？无非就是他故意给皇帝表忠心，刻意给太子难堪而已。

那么，为什么安禄山要得罪太子李亨？

其实，唐玄宗的太子本来是李瑛，后来因为武惠妃与李林甫进谗言，导致唐玄宗一日杀三子，这才改立了李亨。可这个新太子不受宠，还与李林甫不和，而后者千方百计地想把太子给拉下马。现在的安禄山是李林甫的人，那么自然与太子李亨是对立阵营的，因为有先太子李瑛的下场在前，所以安禄山笃定李林甫不日就能扳倒太子李亨，所以自然而然地对这个太子李亨没什么好态度。

可是，令安禄山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太子李亨虽然在李林甫的咄咄攻势下步履维艰，可始终衰而不倒，没有被废，反倒是李林甫先一步失宠，被杨国忠替代，而太子李亨本人的地位还是牢不可破，将来迟早要登基大宝。安禄山本来想埋汰李亨向李林甫谄媚，可没想到弄巧成拙，把未来的皇帝给得罪了，这还得了？

第二个势力：杨国忠。

在天宝末期，权相李林甫失势，新晋宰相杨国忠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红人，作为李林甫的政敌，杨国忠对安禄山这个昔日的李林甫手下没什么好印象，于是处处与之为难，好几次在唐玄宗面前谏言，说安禄山要造反，害得安禄山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这还让人好好过日子吗？

第三个势力：哥舒翰。

当时唐朝实力最为强劲的两大节度使，一个是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节度使的安禄山，麾下号称“东北三师”。另一个是身兼河西、陇右两大节度使的哥舒翰，麾下号称“西方二师”。

最关键的是，这两位能够左右大唐局势的军方大佬，居然不和。有次，他们二人一同赴宴，两个人直接对骂了起来，在高力士的阻止下，这件事情才得以平息。现在有些人认为这是唐玄宗在玩帝王心术，想让安禄山与哥舒翰相互制衡，这个应该是想多了。《旧唐书·哥舒翰传》记载过：“翰素与禄山、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可见唐玄宗还是希望各个军区的司令可以团结共赢的，至于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对付，那纯粹就是他们各自的性格使然。

但是，这个最能制约安禄山的军方大佬哥舒翰，在天宝十四载竟突然中风了，然后就留在了长安养病，安禄山唯一还有些许忌惮的人，就这么自己把自己给报销了。

那么，现在换你是安禄山，虽然现在你看起来人五人六的，可因为年少轻狂得罪了太子李亨，等到将来他登基绝对不会放过你，而此刻朝廷上的那个宰相杨国忠还在皇帝耳旁吹风，说你要造反，虽然皇帝暂时选择宠信你，可众口铄金，谁都不知道他还能宠信多久。就算老皇帝始终选择信你，可他都七十了，半截身子入了土，等他一死，太子即位，你照旧是死路一条。

既然不造反是死，造反了还有一线生机，那还等什么？

本来你实力就最强，现在唯一能制衡你的哥舒翰又中风了，这简直是老天爷闪瞎了眼，祖坟上冒青烟，请问你当下会怎么选择？

反正，要换我是安禄山，我也要反啊！

五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誓师起兵，麾下军队席卷河北，一路攻城略地，向洛阳杀来。

当时因为府兵制败坏，能打的军队都在边境，内地承平日久，早就不识兵戈，哪见过这场面，当场望风而逃，兵败如山倒。

唐玄宗起初不相信安禄山会造反，可前线频频告急的军报，让他不得不承认现实，开始着手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

他信心满满地设置了三道防线：张介然在河南组织防御，封常清挂帅出征歼灭叛军，高仙芝集结哥舒翰旧部随后压上。

结果，张介然的防线被叛军轻松突破，封常清在洛阳被打得节节败退，与赶来的高仙芝一起缩在了潼关。大唐帝国的东都洛阳宣布沦陷，安禄山称帝，国号“大燕”。

唐玄宗这下真的破防了。

其实，这个时候战局就已经开始发生了翻转。颜真卿兄弟拉起了一支义军在河北揭竿而起，扰乱了叛军的大后方。张巡顶住了叛军南下的攻势，保住了东南财赋之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则率领军队猛攻安禄山老巢。所以封常清与高仙芝一合计，他们只需要固守潼关，保证叛军无法获得新的战略突破，那么就完全可以躺赢。

可唐玄宗不干，洛阳失陷让他气急败坏，痛恨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坚守不战，居然派使者将二人斩杀在军中，还把病废在家的哥舒翰拉了出来，让他亲自前往潼关统帅军队与叛军作战。

哥舒翰到了潼关，得出了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的战略计划，就是继续坚守，不要轻举妄动，静等友军超神就好。

可这个方案在唐玄宗这里通不过，他非要主动出击不可，挽回颜面。在杨国忠的谗言下，他误以为安禄山留在洛阳的都是老弱病残，于是催促哥舒翰赶紧出兵，收复洛阳。

哥舒翰虽然瘫了，可是头脑清醒。以他的军事经验自然知道所谓的“洛阳叛军都是老弱病残”就是安禄山的障眼法，但君命难违，他只能出关作战，尽人事，听天命，结果在灵宝一战，唐军中了埋伏，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哥舒翰被俘，叛军顺势攻破了潼关，长安危在旦夕，安史之乱这才一发而不可收拾。

安史叛军即将挺进长安，唐玄宗前一天还宣誓要御驾亲征，可第二天就带领一千三百人的卫队悄悄地跑路了。

逃亡小分队走到了马嵬驿，士兵们发生了哗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杨贵妃的远亲，他们怕被杨贵妃报复，就说现在天下的事情就是让杨贵妃搞坏的，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不然他们就不走了，唐玄宗无奈，只能含泪缢杀了杨贵妃，继续走上逃亡之路。

这是个小插曲，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分析马嵬驿之变的幕后黑手是谁？毕竟，他们觉得这场兵变绝对是有人在背后操纵的。目前为止，有人提名禁军将领陈玄礼，有人说是高力士，还有人说是太子李亨，更有人脑洞大开，说其实是唐玄宗自导自演的。

不过，我希望这些史学侦探们在分析谁是凶手时，能不能先打开地图，查一查长安（西安）到马嵬驿（兴平）到底有多远？作为一个西安人，我清楚地知道这点路程我骑个电动车半天就到了，而根据史料推断，唐玄宗前脚刚跑，叛军后脚就攻破了长安，可以说只走到马嵬驿的逃亡小分队此时还没有脱离危险，如果一旦被叛军追上，甭管他李亨、陈玄礼、高力士、唐玄宗，通通都得死。

就算真的有人要搞阴谋铲除杨国忠，能不能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搞啊？这才到马嵬驿呀，追兵就在后头呢，他们这时候搞这么一出，万一唐玄宗拒不杀贵妃，行军被耽搁了，导致叛军追了上来，那他们全部都要玩完。

所以，真实的状况就是“两唐书”记载的那样，这场哗变就是兵士们自发的，本来作为禁军他们在长安城里吃着火锅唱着歌，现在突然就要护卫皇帝背井离乡逃亡巴蜀，他们的老婆孩子可都还在长安呢，谁知道叛军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家人？在这种状况下，士兵们把怨气发泄在杨国忠的身上，最终酿起兵变，这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群体总是盲从且不理智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会在尚未脱险的状况下发生兵谏。结果谁知道现在给一群历史侦探们整成了阴谋论，真让人感觉到哭笑不得。

小分队又走了一阵子，太子李亨不走了，说他不想去巴蜀，想去灵武组织部队继续与叛军抗衡。很明显，唐玄宗去巴蜀，这是逃亡路线；李亨去灵武，这才是救亡路线。毕竟，作为皇帝你跑了，让下面为大唐死战的将士们情何以堪？而你坐镇灵武，哪怕什么都不干，至少向天下人传达了一个抗战到底的姿态，表示天子还没有放弃，朝廷会与你们共存亡，我们大家一起把叛军打回去。

唐玄宗现在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只能任由李亨前去灵武另立中央，自己继续前往巴蜀避难。

可能有人要感慨，开元盛世时的李隆基是多么的英武睿智，可安史之乱时的李隆基居然如此昏聩智短，逼哥舒翰出关导致大败不说，连胆子也没有了，跟叛军正面对抗都不敢，就知道一味地逃亡，他难不成是给其他人夺舍了吗？

其实，很多人可能理解错了：李隆基从来都不是一个英武睿智的人。

在历史上，好皇帝一般分为两类：

第一类，皇帝本身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即使不靠部下帮忙，光凭自己的本事就可以治理好天下，比如刘秀、朱元璋。

第二类，皇帝本人没有什么远见卓识，文不成，武不就，但是敢大胆放权给能干的文臣武将，让他们为自己打理好江山，比如刘备、宋仁宗。

而李隆基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他分明是第二类，却偏偏自以为是第一类。

早期李隆基可以缔造开元盛世，全赖他用好了姚崇、宋璟等贤相，他自己不管朝政，在后宫吟诗作赋玩音乐就行，于是国家日益强大。

可李隆基却误以为，这些都是他自己经营得力才创出来的成绩，结果就开始了普且信，到了开元后期，他越来越自大，看不起张九龄这样总是管着他的宰相，就换成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谄媚之臣，还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全局。那能不出事儿吗？

其实，李隆基有点像齐桓公、刘禅、苻坚这哥几个，如果有管仲、诸葛亮、王猛这样的贤相辅佐，那就是明君圣主，可要是没了贤相，就二了，任用奸邪不说，万一还自己亲手微操，那更得完蛋。

所以，李隆基的致命缺陷，从来不在于他没有看透安禄山，而是他连他自己是个什么成色都没有看明白。

六

长安沦陷，安史之乱愈发不可收拾。

太子李亨在灵武另立中央，郭子仪率领朔方军前来护驾，扶保李亨登基，是为唐肃宗。

唐肃宗任用其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总元帅，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再向回纥可汗借兵四千，终于先后光复了长安与洛阳。

这个时候安禄山已死，他的儿子安庆绪为叛军首脑，盘踞在邺城。

唐肃宗命令九大节度使围攻邺城，但这时李俶被封为太子，留在了东宫，不能出征，唐肃宗又不信任郭子仪，于是就委派了宦官鱼朝恩来前线统驭九大节度使，商讨共伐安庆绪。

可想而知，这些节度使个个都是心高气傲之辈，怎么可能屈居于一介宦官之下？于是将帅们面和心不和，互相扯皮推诿，战事迟迟得不到进展，而恰在这个时候河北的史思明提兵杀来，唐军大溃败，原本大好的形势毁于一旦。

现在我们一般说起平定了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都会说起郭子仪与李光弼，不过很多人没看懂这两人在安史之乱中的真正作用。

郭子仪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代替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他为人宽厚，体恤士卒，在军队中人缘极好，朔方军的将士们不服别人，就服郭子仪。其实平心而论，郭子仪的军事能力只能算二流，可他的存在却能凝聚起朔方军的军心，他忠于大唐，就是朔方军忠于大唐，而朔方军恰恰就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部队。

李光弼与郭子仪相反，他的性格暴躁易怒，和同僚的关系一向不好，后来因为皇帝对他有所猜忌，他自己也跟自己过不去，结果给憋屈死了。不过李光弼的军事指挥才华在当世却无人能出其右，只要没有同僚扯后腿，他完全可以吊打安史叛军的所有将领。

因为邺城战败，唐肃宗没有追究鱼朝恩，反而迁怒于郭子仪，将其罢免，换成了李光弼来统帅军队。可是唐肃宗还是不放心李光弼，就派了仆固怀恩、鱼朝恩等人前去分李光弼之权。

李光弼曾经多次打得史思明怀疑人生，可他的弱项就是不会和同事们相处，有一次他与仆固怀恩就在邙山如何列阵一事，吵了半天都久久不决，而这边唐军还没摆好阵势，就让史思明抓住了机会趁机掩杀，结果唐军惨败，缩回了潼关。

幸好这时史朝义杀了其父史思明，叛军内讧，这才无暇西顾；而同时，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双双驾崩，太子李俶改名李豫，登基为帝，即唐代宗。

唐代宗让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总元帅，仆固怀恩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出征史朝义，三次会战下来，史朝义退往范阳老巢。

这时候，唐代宗作出了一个遗祸后世的决定：只要是现在归降的安史叛将，朝廷都可以既往不咎。

这一策略的好处是，河北的安史叛将纷纷倒向李唐，广德元年（763年），曾经追随过安庆绪的将领李怀仙斩杀了史朝义，将其人头献给了朝廷，这标志着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

但坏处就是唐代宗规定叛将们只要归顺朝廷，就可以继续统帅原有兵马，掌管所治州县，结果河北大地被分为三块，即幽州、魏博、成德三大军区，这就是在中晚唐割据一方的“河朔三镇”。

河朔三镇的三大叛将，虽然在名义上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可在境内依旧我行我素，不但大小官吏可以自行任命，钱粮赋税也从不上交，还放榜招徕叛军余党，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更是公然给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修建祠堂，称他们为“四圣”。

而这，也揭开了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历史大幕，甚至一度影响了后来宋、明等朝代的制度建设，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走向。

就在安史之乱平定的同年，战功卓著的仆固怀恩因被皇帝猜忌，他想到郭子仪、李光弼、来瑱等人的下场，竟然一气之下引回纥大军发动叛乱，整个大唐为之震动。

西方的吐蕃也趁着唐朝的内乱东进，吞并了河西、陇右等地，一度攻进了长安城，势力范围威胁着关中之地，切断了朝廷与西域的联系，安西四镇遂成为唐朝的飞地。

在这时候朝廷内部也纷争不休，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等宦官先后弄权，唐代宗好不容易用宰相元载清除了宦官集团，随即元载又贪污腐败，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大唐依旧中兴无望。

可这时候的唐代宗还没有预料到，这些问题将会陪伴他的王朝很久很久，一直到把大唐卷入深渊之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