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蕙兰外语好，地位尊贵，可谓当时北平的第一夫人，参与社交，组织聚会，与不少军阀打过交道。接下来，聊聊黄蕙兰对当时在北平的几位著名军阀的观感第一位是张作霖。首先，黄蕙兰对军阀有一个整体评价，即军阀的权力非常大，是一方的领袖，有自己的军队，实际上是所管辖地区的军事独裁者，这些人往往出身微贱，多是从士兵、土匪、普通役兵做起。但他们凶恶、残酷，终于成为军队的领袖。其间最著名、最有实力的就是张作霖，控制了东北三省。

但张作霖不喜欢跟女人打交道，瞧不起女性，所以黄蕙兰就要克服这些困难与他处好关系，等于是在帮丈夫顾维钧的忙。虽然北洋政府的文官表面上管理着国家、政府的运作，可一旦军阀胡来，政客们往往也束手无策，所以黄蕙兰若能从中处理好关系的话，至少对丈夫的事业也是一个帮助。

黄蕙兰在回忆中说张作霖是一个相貌平平的矮胖子，留着浓密的胡须，异常狂妄自大。抵京后，张作霖就去天坛祭天。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祭天，而张作霖又不是中国政府的元首，按说是没有资格祭天的，在古代这被称为僭越。离开天坛时，张作霖仿照过去的皇帝，在路上洒满了黄沙。他的姨太太睡的床装有精致的黄金做的脚轮，室内的地板铺满了金钱。张夫人（即张学良的母亲）死后，张作霖并没有续弦，而是以最典型的旧世中国人的态度对待妇女，认为妇女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最多算半个。

有一次，黄蕙兰和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参加晚宴，张作霖的手下看到她们没有节目单，就站起来拿了份节目单给她们。张作霖知晓后对手下破口大骂，意思是没必要对娘儿们这么好。

当然，北京的军阀并非都像张作霖这样粗蛮无礼，歧视女性。有次顾维钧宴请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吴俊升带着礼物过来，是四条白熊地毯，熊皮已经很珍贵，更何况是白熊皮的地毯。每张地毯都能铺满一间面积不小的房间。后来，黄蕙兰的纽约寓所，还铺着一张熊皮地毯，其他的三条她送给了别人。不过，黄蕙兰在自传里很虚伪地提到：“我不赞成杀生，但这些地毯的确美丽，我对这些礼物甚为欣赏，便向来人道谢收下。”

吴俊升后来又来讨论公务，临走问候夫人，见黄蕙兰不在，便问夫人去哪儿了，顾维钧说到天坛骑马去了。因为黄蕙兰从小受到的是西化教育，马术也是西方贵族生活的一部分，而当时的中国女性会骑马的很少。吴俊升作为军人，听后又惊又喜，觉得顾夫人真是厉害，便准备再送一份大礼。几天之后，黄蕙兰在外面兜风回来，坐车回到家门口时，看见自己的门房非常惊恐地向她汇报，请她先不要开车进去，因为吴督军送来一份重礼——东北战马80匹，它们正在院子里兜圈子，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怕汽车惊到它们。

当然，后来黄蕙兰将这些战马都送给了军队，但由此可见吴督军的憨厚。虽然战马不能接收，跟她骑的马品种也不一样，但吴俊升的这份心意还是让她很感动。

另外一位军阀是冯玉祥。吴俊升不太喜欢冯玉祥，因为在社交场合他的表现非常粗鲁。有一次，美国前总统的遗孀西奥多·罗斯福夫人访问中国，顾家为罗斯福夫人举办宴会。彼时冯玉祥在北京权力很大，刚把清室驱逐出故宫，可谓如日中天。那时候张作霖的东北军阀已经离开北京，局势很乱，这时最有势力的就是冯玉祥。宴会有统一的着装要求：男的要白领带佩戴勋章，女士们要穿夺目的长袍，戴上贵重的首饰。而冯玉祥不仅迟到，还穿了一身皱巴巴的旧军装，脚踏沾满尘土的军靴，像刚刚挖过壕沟似的。在富丽堂皇的宴会上，绝大部分人都用英语交谈，而冯玉祥只会说中国话。作为女主人，黄蕙兰看到冯玉祥着装不雅，既迟到又无礼，就想捉弄他一番，不帮他做翻译，让他一个人自讨没趣。

另一位大军阀是山东的张宗昌。在所有军阀里，黄蕙兰跟张宗昌的交情最好。张宗昌恶名昭著，在认识他之前，黄蕙兰曾说：传说张大帅体力如象，脑子如猪，脾气如虎，平时都是一问三不知，不知自己有多少钱，有多少兵，有几房姨太太。张宗昌喜欢赌博，黄蕙兰曾参与过他的赌局，有时一局下来能输三五万大洋，而且当场结算，所以成麻袋的银圆就在顾宅支付。但黄蕙兰说自己输赢不大，一个星期从未输过一千元以上。

黄蕙兰称张宗昌“三不知”，在回忆中她说：“三不知”很喜欢我，就好比一个大的猛兽也会喜欢一只小鸟，为保护我不受伤害而尽其所能。

黄蕙兰对张宗昌也很尊重，每逢请他到家吃饭，总要用鱼翅、燕窝来招待，还特地摆出那套价值五万美元、从比利时购买的水晶玻璃餐具来款待。而走的时候，黄蕙兰也会带上她的京巴狗。她当时在北京的府邸养了特意从英国运来的纯种京巴，不知怎么回事，这事被媒体捅了出来，说顾夫人骄奢**逸，养的狗有专门的房子，还有专人打理；而北京城里很多人受冻挨饿，高官夫人却根本不管民间疾苦，对她抨击得十分猛烈。

迫于舆论压力，黄蕙兰不得不把小狗崽送人或紧急处理，最后就留下两只，她去张宗昌家做客时就会带上。那时候，张宗昌不仅对顾夫人好，还对仆人讲，你们先别管给顾太太上菜，首先要保证照顾好她的小狗。按常理，我们很难理解张宗昌这样的心态。当然，你可以说里面有暧昧的成分，但黄蕙兰没有在她的自传里明说。

黄蕙兰在北京的交际以张宗昌结尾，她说：

他是个可笑的人物，他也有点恃强凌弱的勇气。他的结局也是突然的凶死。当局面转恶，他来找我丈夫，请维钧为他弄一张护照以便出国，维钧给他办了。然而张宗昌在火车站被枪杀了。我听到这消息感到伤悲，不过这样结果也许对他更好些。他从一个码头苦力出身，从来不回头想想。我很难想象他能安然度过他的退休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