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有一位与顾维钧同样出名的人物，其经历甚至比顾维钧更曲折传奇。顾维钧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政坛，而这位是从学界转向政界，从一个历史学家转而成为中国驻苏联、美国大使，这个人就是蒋廷黻。

蒋廷黻是湖南人，在长沙的明德学堂求学后转入益智学堂，他后来在清华大学担任文学院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在美国读完中学后，进入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担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胡适一起创立了《独立评论》杂志，更重要的是在1930年代初就出版了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国近代史》，时隔七八十年，他的这本书仍然是今人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本简明扼要、颇有帮助的著作。

1935年，蒋廷黻离开清华大学，进入国民政府，成为行政院的政务处长，第二年又担任驻苏联大使，后来在1945年又担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1961年，又改任驻美国“大使”。

在蒋廷黻之前，驻美国“大使”就是顾维钧，为什么不再让他继续担任？据说，黄蕙兰通过顾维钧的下属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说他搞婚外恋，有损国格，不宜再担任驻美“大使”。可真要说个人婚姻、名声不好等方面的影响，接任的蒋廷黻比顾维钧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黄蕙兰在谈到顾维钧出轨的时候，特别记录了当时外交界的很多怪现象，她有一句非常严酷的批评：“在我看来，中国男子比其他任何民族的男子更耽于色欲。”

她还举例说：我们夫妻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位大使，比顾维钧大一些，他总是把情妇安排作为他夫人的护士，外出时也带上，终于这个女人有了两个孩子，于是被收房，而这两位女士谁也不觉得难堪，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许多其他中国官员也把自己的情妇带到所驻国，列入人员名册，给他们以秘书或管家的名义，有时某个情妇施加压力，这位官员索性就让他妻子离开，尽管他的妻子是在国务院注册的正牌夫人。然后，他会在一家中餐馆设宴，当众把情妇作为夫人向大家引荐，而她以后就算是正式夫人了。

虽然每个国家的外交官可能都有对待爱情和婚姻不太严肃的地方，但像中国外交官这样公然恣意妄为地处理家庭和婚变情况的，在当时确实比较罕见和骇人听闻。所以，黄蕙兰才愤然讲出“中国男子比其他任何民族的男子更耽于色欲”这句话。

在传记中黄蕙兰提到：外交界的这种做法曾遭到蒋廷黻夫人的抵制。这位女士受过良好教育，英语流畅，但既不年轻也不漂亮，她一无朋友，二无财产，年轻时她曾出资供丈夫上学，后来丈夫抛弃了她，收了一个管家做夫人。她眼见丈夫无可挽回，就背上一块标语牌站在联合国大厦前向公众宣示，她丈夫犯了重婚罪。她的照片被登在纽约各家报纸上，她在大楼门前等待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向他递交申诉信，诉说自己受到的伤害。叶公超客客气气把信收掉，回到华盛顿中国使馆就嘲笑这位可怜的夫人，说她肩扛标语牌的样子实在太荒唐。黄蕙兰说：“我却不觉得可笑，但也不知道能够为她做些什么。”

这就是黄蕙兰描述的蒋廷黻的婚姻变故。蒋廷黻的原配叫唐玉瑞，和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在抗战胜利前，蒋廷黻在重庆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中国代表，同时也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署长，联合国给了很多物资救济中国、帮助中国。中国拿了这批物资后要发放、监督、核查，回头向联合国报告，这两个职位让蒋廷黻一个人担任，当然是便于工作，但权力也过大了，所以当时蒋廷黻油水很大。在国难期间参加打桥牌、跳舞这些娱乐活动，从中认识了一位叫沈恩钦的女士，她的老公叫沈维泰。

沈维泰是蒋廷黻在清华的学生，虽然没有直接上过课，但当时蒋廷黻在清华担任教授、主任。沈维泰也是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职员，任新闻处处长。蒋廷黻特别喜欢打牌，所以他们夫妻经常陪上司打牌，一来二去，蒋廷黻就跟这位沈夫人好上了。这也难怪蒋夫人唐玉瑞要去联合国抗议了。

与前后两位蒋夫人都认识的清华同事、重庆著名教授蒲薛凤在回忆录里说：抗战初期，从长沙的临时大学前往云南西南联大的时候，我在香港见到了沈恩钦。这位女士亭亭玉立，容貌秀丽，顾盼生姿，早就知道她在南京的交际场中是很著名的一位女性。后在重庆又见到了沈恩钦。而这时候沈恩钦已经跟蒋廷黻产生了不伦之恋，因为根本不避嫌，所以跟顾维钧还有一定的区别。

当时，媒体也专门对唐玉瑞的行为讽刺地评论道：

中国驻联合国机构首席代表蒋廷黻之夫人唐玉瑞女士，因遭乃夫遗弃，今日要求罗斯福夫人主持之联合国委员会主持公道。蒋夫人曾向美国最高法院控告乃夫通奸之罪，但被驳回，理由为蒋氏享有外交特权。夫人今日要求人权委员会稍缓讨论全世界人权，且看看联合国代表的家务。夫人指出，蒋氏逃避家庭责任，使伊失去妻子的权力并失去合法的保护。

最终这事怎么解决的？当时蒋经国正好从苏联回国，由他来聚众谈判，让唐玉瑞和蒋廷黻离了婚，而蒋廷黻当时年纪也不小了，因为这事导致他精神非常不好，本来想完成的回忆录也没能写完，就逝世了。

这就是蒋廷黻的故事，也是黄惠兰自我代入的充满情感、充满控诉的一段故事。那黄蕙兰和顾维钧最终又是因为什么分手的呢？

早在顾维钧担任驻法国大使的时候，黄蕙兰就发现丈夫不对劲儿了。结婚这么多年，她对顾维钧有一个评论：“他存在一个可笑的弱点，喜爱明显而笨拙的谄媚，听了能使他兴奋得脸红而痴痴地傻笑，在中国的时候尽管有些年长的妇女暗示我，但我总觉得顾维钧不至深深陷入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为他对自己的形象估计得非常高。但在巴黎我发觉我太天真了。”

有一天顾维钧招待使馆的人员茶叙，转而玩起扑克，黄蕙兰就先去睡觉，但他们在小客厅里一直打到深夜。第二天早上，黄蕙兰埋怨他们吵得自己睡不好，顾维钧就反唇相讥，说你在北京时通宵达旦的舞会也经常让我无法入睡。几天之后，黄蕙兰从外面回到使馆官邸，看到那对夫妇又和顾维钧在客厅里打牌，她没有跟他们打招呼。过了一会儿，那位丈夫回家了，妻子却留下来陪顾维钧继续玩扑克。第二天一早，顾维钧埋怨黄蕙兰对那对夫妇不讲礼貌。这时黄蕙兰一针见血地对他说，难道我应该欢迎你的情人？顾维钧非常愤怒，否认那位女士是自己的情人。

又有一次，他们一起外出到歌剧院看演出，黄蕙兰在日记里写道：“我真是烦恼而又不幸，看着这位风流大使，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带，满面笑容地跟那位女士交流，她穿着一件廉价的外套，我穿着我的貂皮斗篷，摄影记者纷纷来给顾维钧和我照相，不理睬那对夫妇。”

这可能稍微让黄蕙兰心里好受一点。当时民国政府的另外一位大佬孔祥熙也在欧洲，她和孔祥熙及其夫人宋蔼龄关系不错，把困惑给两位讲了。最后，身为部长的孔祥熙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这对夫妇调回国内，这样就接触不到顾维钧了。

虽然黄蕙兰没有在回忆录里点出这对夫妇的名字，但我们根据未来事情的发展还是知道了真相。

那位女士也是一位名媛，叫严幼韵，祖籍宁波，生于天津，家庭、学业都在上海，是复旦大学理科的第一位女学生。严幼韵的父亲在上海开有一绸缎庄，非常富有。严幼韵于1929年和来自浙江湖州的才子杨光泩结婚。杨光泩的履历也非常好，清华毕业，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回国后进入外交界，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在伦敦和巴黎工作。但有一点，在这期间顾维钧和严幼韵是否逾越了正常朋友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不像蒋廷黻，人证都有了。

抗战期间，杨光泩被调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担任总领事，后被日军抓捕杀害。

十几年后，顾维钧在华盛顿任职时与在联合国工作的严幼韵再度相逢，这时两人经常在一起。黄蕙兰讲，在美国时顾维钧在华盛顿办公，但联合国驻地在纽约，每到周末顾维钧就会离开华盛顿，去纽约度周末，直到下一个周二才回来。

顾维钧一直要求和黄蕙兰离婚，但黄蕙兰没有答应，直到1956年顾维钧突然被黑手陷害。顾维钧的下属周书楷与其亡妻的侄女有婚约，深得信任，但他暗中向台北写信说顾维钧不适合再担任驻美“大使”。

因为这件事，顾维钧回到了台湾，而黄蕙兰不愿去台湾。不久，顾维钧又被推荐出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这时他已与黄蕙兰完全分居，坚持了两年多的黄蕙兰于1959年终于答应了离婚。同年，顾维钧与相爱多年的地下夫人严幼韵结了婚。

黄蕙兰晚年总结与顾维钧的夫妻生活，首先她不认为自己离了婚，尽管有法律上的手续。她说，按照中国的传统，“七出”自己一条都没犯，丈夫没权力、没资格跟她离婚。其次，包括顾维钧亡妻的子女都与她关系非常好，一直保持着往来。用她自己的话说，虽然我们在法律上离了婚，但我没有让家散掉。最后，黄蕙兰也检讨了自己的问题，虽然离婚的主要原因是顾维钧的外遇，但她也觉得自己太独立自我，对顾维钧过于冷淡。

晚年的黄蕙兰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有什么样的婚姻，虽然她男性朋友很多，但她认为自己一生恪守了妇道；虽然她很现代、前卫，支持女权运动，但她骨子里又坚持着中国女性的优良传统，没有做对不起顾家的任何事，甚至她认为在家庭中就应该让男性有主人的感觉和地位，而女性愿意主动配合，才能使一个家庭和谐、完整。

离婚后黄蕙兰搬到了纽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了《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本回忆录。在离婚很久之后，黄蕙兰写了一段话，作为回忆录的开端：

我不论选择什么地方度过我的余生，我知道儿女们会支持我，尊敬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看到西方儿女们忽略他们的父母，将他们撇在退休村或养老院……我对自己的家庭地位感到满足，这是因为我始终以保持家庭完整作为主妇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