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赴宴，那宴席上最风光的人自然是顾维钧，如果黄蕙兰没有留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本传记，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知道她的名字。即便有专人研究顾维钧，考察其家史、婚姻，也可能只会发现她只是夫人之一，至于她的家世，再加一句“印尼富商黄仲涵之女”就完事了。
顾维钧有13册回忆录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后还有很多以顾维钧与北洋外交、抗战外交、民国外交为题的专著与论文，以及很多他的朋友、部下、门生、国外同事为了回忆、悼念他，写了很多追忆的文字，其中包括一些顾维钧生平的传记。
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顾维钧以及他对中国的贡献，在世界外交史上的地位。而对黄蕙兰，却只有《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本传记。
关于黄蕙兰，除了吃瓜史学的史观本身促使我去了解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以满足好奇心，另外的动机，就是通过他们的婚姻生活，以表明他们的婚姻自始至终几乎就没有爱情。
顾维钧和黄蕙兰的第一次见面，是由黄蕙兰的母亲和姐姐促成的，她们看中的是顾博士的身份和地位，而顾维钧也希望未来续弦的夫人能在经济上帮助自己，所以，两人见面聊的多是外交生活，比如经常出入的皇宫、总统府、外交晚宴等，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荣耀的场合，代表着人类社交的顶端。顾维钧介绍说这些地方以后可以经常光顾，黄蕙兰自然很感兴趣。可当顾维钧讲到自己的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时，这又让黄蕙兰十分诧异，因为顾维钧既没有说爱不爱她，也没有问黄蕙兰爱不爱自己，就开始了**裸的求婚，所以，他们在开始时的爱情成分就很稀薄。
在自传中，黄蕙兰说在三十六年的婚姻里，很多时候她都在忙完事后于深夜反思，为什么我的丈夫对我没有爱情。显然，顾维钧对黄蕙兰确实没那么深情，且在婚内与其他女性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是不是就此认定顾维钧是个无情、利用黄蕙兰的人呢？
首先，顾维钧在工作上所处的局面十分复杂难解，他既要代表中国与美、英等国保持好关系，又要对抗日、俄等国；在北洋政府期间，顾维钧是“外交系”（那些在英美留学、从事外交工作，后又回到国内政坛的人）成员，他们虽然没有紧密的联系和组织，却几乎垄断了中国外交势力，甚至包括内阁的几个职位。其他派系感到了威胁，就排挤打压顾维钧，这让他处理事务更复杂、更艰难、更危险。在劳心劳力的过程中，顾维钧对家庭、妻子不可能照顾得那么好，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态的身许国家心许你。这算是可以谅解的地方。
还有，顾维钧隐约甚至是提前感受到了黄蕙兰的虚荣心。当时，在英国的顾维钧还只是公使，地位比大使低。简单说，大使相当于派出国的国家元首或领导人的私人代表，而公使只是传递信息的办事员。如果是大使，身份级别比驻地国的首相还要优先，像美国、日本等国大使去晋见英国元首乔治五世，或参加国王举办的舞会、茶会，其社交地位比首相还要高。而公使就不行，在社交上的地位比英国的公爵还要低，这些从座次上也能看出来，所以黄蕙兰对此很不满。
有一次参加某开幕典礼，顾维钧夫妇只能排在最后，时间又长，很是疲惫，回到使馆后黄蕙兰大发脾气，说不愿一辈子当个小小的公使夫人，还问顾维钧何时能当上大使。
顾维钧回复黄蕙兰：“如果你对现在的情况不满意，以后也不可能如意的，因为我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比现在的驻英公使更高，因为中国不强大，就无法派出大使级人员。”
作为公使夫人，在社交上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黄蕙兰就集中精力装修破旧的使馆，让其尽可能的光彩照人。当时，中华民国驻伦敦的使馆沿用的是以前清政府遗留的，已经非常破旧。虽然顾维钧对这一切毫不在意，但黄蕙兰无法忍受，作为使馆的女主人，她化抱怨、遗憾为力量，用来装修这个破旧的老使馆。
虽然装修费用高昂，但钱对黄蕙兰来说最不是问题，她给父亲提到这事，很快就收到了5万元，相当于现在的50万元左右。因为装修所累，黄蕙兰甚至还流了产。
孙中山与顾维钧、黄蕙兰也特别有缘。后来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政府没有好住处，便想租下顾家的房子作为孙中山在北京的行馆。顾维钧没要钱，说孙先生住在我家是荣幸。但孙中山当时身体已经非常差了，到北京后先去协和医院治病，出院后就住在了顾家，直至1925年3月12日逝世。所以，冥冥中好似注定的缘分，在伦敦的使馆里，顾维钧夫妇保留了孙先生遇难处，而北京顾家又成了孙中山的寿终处。
关于出席盛大的场合，顾维钧在伦敦时也没有食言，他们夫妻参加了由国王和王后主持的一次舞会。黄蕙兰对乔治五世的妻子玛丽王后印象特别深，但一来皇室舞会前的仪式过于冗长，二来顾维钧不会跳舞，黄蕙兰也就无法进入舞池，只能旁观，有些无聊的她当时再次怀孕，竟然就在这样一个她梦寐以求的盛会中打起了瞌睡。所以她在回忆中说，这是她生命中的一件憾事。
一个虚荣的人，一生都在追求那种排场，追求所谓闪亮的、决定性时刻，但各方面因缘际会可以实现梦想的时候，反而因为各种原因留下了遗憾。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黄蕙兰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比较前瞻性的深刻认识。顾维钧驻英期间，他们到华盛顿开会讨论山东问题，即日本归还中国在山东各种权力的问题。会议很成功，可在美国使馆发生了一件事，当时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以为政府派的外交官又会丧权辱国，便激烈地冲进使馆，要求顾大使出面讲清楚。
黄蕙兰吓坏了。这时候顾维钧出现了，他非常平静地回答了学生的问题，接着发表了自己的即兴演说，不仅让年轻人平息了怒火，还让他们转而赞成和支持他。
黄蕙兰从来没有见过能够这样平息纷争的时刻，哪怕以前她见过父亲在印尼的商业谈判，在欧洲见过年轻人之间的各种争斗，但从未见过在这么一个混乱、对抗性很强的场合，仅凭一个人的口才就把事情化解了。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如此出色的场面。他如此出色的表现，给我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引以为骄傲。此刻我才真的理解为什么年长的人们佩服他，为什么他如此年轻就担当这样重要的职务。这时我明白……顾维钧和爸爸一样，具有令人不能忽视的天赋。虽说中国的未来对我还是个谜，但是我有一种直觉，他必将在其中担当一个角色。我还明白，不论他想不想要，我定能给他以帮助。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预期，对未来的挑战。
黄蕙兰的自传是请一位作家帮她写的，所以我认为她在当时的感受可能不会如这段感想那么明晰。但这位作家写得非常好，总结出了他们家庭生活中对黄蕙兰来说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既然夫妻在生活中已经找不到爱情，总得有点儿事做，虽然这个丈夫不能给她爱情，但能给她别的东西。
人生是很宽阔、很丰富的，并不仅仅只有爱情。黄蕙兰虽然渴望丈夫的爱情，但她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她非常爱自己的父亲，在自己的丈夫身上发现了跟父亲一样的光芒，这让她很欣慰。而同时，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又是这么一个具有优秀品质、有天赋的人，未来肯定有所成就，甚至是对国家、世界都有重要影响的。因此，完全可以把对没有爱情的遗憾转化为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