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记得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那些光彩照人的历史人物，而忘了他们背后的伤感、不安、痛苦、沮丧、尴尬，甚至羞辱的细节和情感，那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未免就过于浅薄了。当然，哪怕理解了这一切，我们也很难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但至少在这一刻，我们会有一些同情心，至少能试着去理解他人，理解自己。这种心灵上的同情，可能比实际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让自己过得好一些更重要。

最近看了一部讲丘吉尔首相的电影《至暗时刻》，电影展现了一个多疑、易怒、不自信的丘吉尔，个人的生活和国家的前途都被他用来放手一搏。可见，哪怕是高高在上的首相，甚至女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因为与工作、家人、亲朋的关系不佳而感到痛苦。这种紧张的关系，也导致黄蕙兰几乎终日不快，就像丘吉尔一样。

如果说我们与历史伟人或名人有什么相通的地方，那无非是生活细节和一些私人情感，在这些方面我们能体会到人生来平等。但出于好奇心和求知欲，我们也可以通过探究他们的细节和情感，来深入了解那些改变世界的时刻，甚至能深入了解人与世界如何相处的有趣教益。

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逝世后，在参加黄蕙兰的姐姐举行的一个社交聚会上，看到了钢琴上黄蕙兰的照片，就表示出了兴趣。那时的黄蕙兰正好在意大利玩得很开心，有不少意大利的追求者，天天跟着她吃喝玩乐。可姐姐和母亲通知她赶紧到巴黎去相亲，而相亲对象是一个鳏夫，由此可知她当时的心情并不愉快。但出于孝心，她还是去了。

到巴黎后的第一天晚上，黄蕙兰就与顾维钧见了面，她在书是这样写的：“顾维钧只有32岁，作为代表团的第二代表，真是非常年轻。而作为中国驻美公使而言，实在是太年轻了。不过，与追求我的英国人和那些我在威尼斯遇到的善于献殷勤的意大利人比起来，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夺目的地方，他留着老式的发型，衣着和我的男性朋友们经常穿着的由英国高级裁缝制成的也相形见绌，后来我才知道他穿的是在美国买的成衣。”

这就是并不富裕的顾维钧在初次见面时给富豪千金黄蕙兰留下的印象。不能说黄蕙兰势利，因为从后来她对顾维钧的印象来看并没有这样的表现，这只是她从审美角度做出的客观评价而已。黄蕙兰的母亲经常表扬顾维钧很帅，但她说我从未觉得他很帅。言外之意，黄蕙兰对这位未来夫婿的颜值打分不高。然而在第一次相见时，她确实觉得自己低估了顾维钧的天才。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使他失去勇气。他不谈自己或他从事的工作，而是让他自己关心我的生活天地。宴会还没有结束，我已经觉得有些陶醉了。我们在一起友好而不感拘束。

当天，两人就约好次日一起郊游。顾维钧用英语告诉她，明天我来接你，我有车。但顾维钧不会跳舞，也不会开车，这也是让黄蕙兰不满意的地方。但因为顾维钧是中国公使，有法国政府给他的配车。两人一起坐车看歌剧的时候，黄蕙兰感受到了顾维钧善于言谈外的另一种魅力。在歌剧院，他们坐的是由政府保留的国事包厢，黄蕙兰知道这个包厢很可贵，因为“不管我爸爸花多少钱也买不到这个包厢的座位，因为这是专门要为人们保留的”。

尽管黄小姐看到顾先生多少有些失望，很难让她下定决心嫁给他，但她内心却一直在方方面面做着比较。黄蕙兰的父亲虽然是印尼首富，但还影响不到中国，所以顾维钧对其家世背景并不了解。但顾维钧的魅力，黄蕙兰的姐姐一清二楚。黄蕙兰的姐夫也出身于印尼名门，在欧洲受的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和优雅的法语，但在她姐姐看来，丈夫是无法和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相提并论的，他没有这些外交家的头脑、姿态和声望。

于是，姐姐决定通过妹妹在这个不完美的社会环境中树立自己的地位，她不可能与自己的丈夫离婚，但她可以尽力为妹妹挑选一个好妹夫。

与此同时，顾维钧发动的攻势也非常猛烈。当时，代表团在巴黎待的时间并不长，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在短时间内跟黄蕙兰确定关系，即便不能订下婚姻，至少也希望这位少女能够接受他的求爱。

除了语言上的攻势，顾维钧也有实际行动，就是带着黄蕙兰领略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的风采，而这个世界让黄蕙兰非常心动，她从来没有奢望过会被邀请到这些地方。歌剧院里的包厢都是作为印尼首富的父亲不能花钱买到的，更何况这些代表世界权力的中心。

黄蕙兰的母亲对顾维钧的印象也特别好，得知顾维钧的两个子女是女儿的牵绊时，黄母便做保证将来会请保姆，不用女儿操心。甚至威逼利诱的手段都用上了，说自己有糖尿病，万一死了，你和你姐夫关系又不好，姐姐你是无法依靠的。至于你老家的父亲，姨太太成群，她们更是对你心怀恨意，父亲也未必能保你周全。最终，黄蕙兰向母亲妥协了。

很快，顾维钧在中国驻法公使馆的一个舞会上宣布了两人订婚的消息。但这个订婚仪式并没有让黄蕙兰感到高兴，第一件事是：黄蕙兰在巴黎订了一件礼服，设计师向她保证这是世上唯一一件，但在舞会上她看到另外一位女士穿着和她一模一样，主角光环被夺，让她非常愤怒、失望。另一件事是：在舞会上她没法跳舞，因为顾维钧不会，也不赞成她跳舞，只是交换了订婚戒指。于是她明白，结婚后将不能再为所欲为，要照顾丈夫的感受，因而心情有些沉重，意识到此后将进入成年世界。订婚仪式，也是她真正的成年礼。

订婚后顾维钧因公去了美国，然后再回欧洲举办婚礼。在美期间，顾维钧和黄蕙兰从未单独相处过。黄蕙兰心想：我和这么一个不解风情的人订婚，是不是太草率了？我们彼此真正了解吗？他最关心的是国家，是世界大事，而不是我个人。他虽然可敬、有才华，但他并不是我想要的丈夫。

更让黄蕙兰伤心的是后面的婚礼。两人的婚礼是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外交界来了很多人，包括几位中国驻外大使，还算正式而隆重，但黄蕙兰的父亲没法过来，顾维钧的家属也没有。而真正让黄蕙兰伤心的是，晚宴后回到旅馆套房，顾维钧连头也没抬一下，他正在忙着办公，口述备忘录，指示四个秘书手持笔记本围着他做记录。黄蕙兰找了把椅子坐下，顾维钧处理完公事才看到她，而讲的第一句话是，让她赶紧收拾行李，他们要连夜赶去日内瓦，国联大会第二天就要召开。

多年以后，黄蕙兰对婚礼的回忆就是非常的疲倦，不是新婚快乐后的疲倦，而是为国事操劳的疲倦。

到了日内瓦，顾维钧立即开会去了，旅馆里只有黄蕙兰和她的母亲，她们一起吃饭、逛街，就像没结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