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蕙兰的自传名叫《没有不散的筵席》，书的第一段话是这样的：

中国有一句老话：“人不能抬自己的轿子。”换句话说，就是切勿自吹自擂。在我们中国，有钱有势的人与同等地位的人说话时自称“鄙人”，我的父亲是东南亚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他在同等地位的人中，自称“鄙人”，而他们称我，一个小女孩，为“千金”。[54]

这段话表明黄蕙兰在童年时期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尽管是远离故国的富商家庭，但十分讲究儒家礼仪。而且黄蕙兰有很多妙语，她说当一个西方人解不开绳结的时候，就会不耐烦地拿着剪子、刀子将它割开，而中国人就耐心地解，直到解开为止，这也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区别。

黄蕙兰还谈到与顾维钧的初遇，她说：“我嫁他是顺从母亲的愿望，而他娶我是因为他看到一张漂亮的面庞，此外就没有什么了。”这句话说得云淡风轻，一个是顺从母亲之命，一个是知慕少艾。如果我们能多了解一些真相，就会对这些话有更深入的理解。

黄蕙兰声称由于妈妈的培养，其深谙欧洲社交习俗，爱跳舞、开名车、豪赌，从父亲那里有源源不断的金钱。但事实并非如此，她确实想极力进入欧洲高层社交圈，但未能如愿。她说“爱跳舞、开名车、豪赌”，一位二十几岁的大使夫人，在社交圈当然还是很吸引人的，她说：“我用赌博作为对不幸婚姻的逃避，我只在公开赌场和不相识的人，或者那些把钱不当一回事的军阀们赌，如果是家里请客，我绝对不会跟他们赌，因为赢客人的钱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我父亲家里如果客人们输了，那我有责任补偿他们的损失。”

从时间上推断，黄蕙兰突然迷上赌博，应该不是刚跟顾维钧结婚的时候，而是隔二十年再回到欧洲，或者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事。

外交家和重要人物为我作诗，试图与我调情，我记得在我们新婚后的一次欢迎会上，我大声向我丈夫叫道：“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

这个情景非常有意思，但她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好喝酒，喜欢开快车，喜欢赌博，也结交各路异性，但我还是一个各方面十分谨慎的妻子，避免任何微小的不守妇道的迹象，可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女性，竟还被怀疑有情人，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我不主张离婚，除非妻子要求，中国男人不能遗弃他的合法妻子，除非他的妻子犯了七出之条，我有我的过错，但不属于这些，虽然分离了十八年，我仍自认是顾维钧的夫人，我确信只要我活着，我的儿子们谁也不会离婚。

这就是非常彪悍的顾前夫人对婚姻的宣言。她虽然一直身处中国以外的社交圈，但内心一直认为自己是遵守传统中国道德、信奉儒家礼仪的中国女性。

所谓七出，一是无子，没有养育后代；二是**佚，有婚外情；三是不事舅姑，对公公婆婆不孝；四是口舌，好搬弄是非；五是盗窃；六是妒忌，认为妻子的凶悍嫉妒会造成家庭不和；七是恶疾，有传染病。

当然，自传中的这些都是黄蕙兰的一面之词，我们虽然不能尽信，但也大致能了解到她的为人。

一个是富而不贵，一个是贵而不富，两人的婚姻原以为是天作之合，但事实上并非那么幸福美满，也会遇到新的麻烦，所以我们才看到黄蕙兰在书的前言里的那些抱怨。最终，两人结婚三十年后又离了。

关于婚后的生活，黄蕙兰说：“以前我会通宵跳舞，从不怕参加没有任何熟人的晚会，因为我善于结识朋友，能找到各样的舞伴，不论在哪里，我都担任着国际社交界的角色，我认识那些伟人和接近伟人的人，有时只结识那些仅能讨人喜欢的人。”

妈妈带我到英国后，我就开始过社交仕女的生活，如果我们留在爪哇，我作为一个未婚中国女孩生活会受限制，并且没有寻欢作乐的机会。但在英国就不同了……我在伦敦最受欢迎的服装师那里买衣服……那位服装师是埃莉诺·格林的姐妹，埃莉诺著的书当时被认为是“性书”……服装师开的价贵得离奇，也许因为我未经世故可欺，她才乱开价。

我从未学过西方所谓的“交际舞”，但我能与舞伴步调一致，所以不久人人都知道我的舞跳得极好。当时，艾琳·卡斯尔是交际舞的大师，并且树立了跳舞时服装打扮的榜样，所以我剪掉我当时拖到足踝的长发，像卡斯尔夫人那样头发短短的。我精力充沛。我用妈妈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和司机，开到福克斯通、布赖顿或当时其他流行的跳舞场所，我的伴侣在那里等着。我每场舞必跳，黎明才乘车回家，兴奋得忘了疲劳。这是我的家庭教师琼斯小姐读过《闲谈者》所向往的那种生活，这样的生活和代表三宝垄社会精华的那种乏味的荷兰社交集会差别太大了。我爱惜每一分钟。

我们当时即将跨入摩登女郎的年代，而我恰好神奇般地适应这个年代。我具有合适的身材，娇小，胸部不高，并且充满活力。如果你能想象一位中国摩登女郎的模样，那就是我。此外，父亲的亚洲糖王的声誉并无损于我的名气，英国上层社会的朋友一定将我，糖王的女儿，当成偿清他们家族城堡抵押债款的一种潜在希望。

所幸，黄蕙兰剪去长发后的照片我们今天还能看到，那是她在青涩少女时代的最后一张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