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四军离开汪伪地区，清乡委员会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此时唐生明多在上海，而不是江苏前线，基本已不再过问委员会的事情，多是参加一些仪式、典礼。
这时候，唐生明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工作，蒋介石、戴笠希望他能尽快与日本人接上头，以了解日军的动向和情况。但唐生明并不认识日本人，也不会日语，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他迟迟找不到有效路径，直到一件偶然的事情发生。
1941年冬，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破获了一起大案，把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给一锅端了，从区长陈恭澍到下面的人员抓了一两百人。
陈恭澍也是一个传奇人物，祖籍福建，生于北京，少年时离家出走到广东，参加了黄埔军校，是第五期学员，军统局的老大戴笠还是他的学弟（戴笠是第六期）。陈恭澍在军统局是著名的杀手，办事能力非常强，是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赵理君、沈醉、王天木。
陈恭澍历任天津站站长、北京站站长，现在是上海区区长。他在社会上的公开身份是杀手，主要负责刺杀行动，最著名的是1939年率领十八罗汉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但没有成功。任上海区区长之后，也再次组织刺杀汪精卫，即王亚樵事件。经他组织的刺杀活动有很多，他有一本回忆录，其中有“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天津法租界枪击吉鸿昌、毒杀石友三石立被迫流亡、双管齐下制裁殷汝耕、枪林弹雨狙击王克敏”等记载。
1941年10月29日，上海区的组织被破坏，陈恭澍被逮捕。唐生明的回忆录里没有仔细讲陈恭澍的事情，但陈恭澍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晚年写了回忆录《英雄无名》，其中饱含了很多牢骚和不堪为外人道的隐情。
陈恭澍在回忆录里讲到被捕，首先是为自己辩护，他被抓后并没有死，甚至受到日本的以礼相待，于是有人怀疑他叛变投敌了。在陈恭澍与汪伪合作的同时，他与重庆、军统重新取得联系，获得新的密码、电台后继续为重庆工作。1946年，陈恭澍以汉奸罪被判刑12年，但隔了一年就获得释放，还负责了一个新计划。
至于日军、汪伪为什么不杀他，答案很简单，就是杀掉不如留着用更好，实在没有利用价值了，随时随地都可以解决。这是日本人的惯用手法。对汪精卫和陈璧君而言，肯定希望把陈恭澍立即枪毙，毕竟在河内陈恭澍派人暗杀过他们夫妻。陈恭澍被抓后，陈璧君特地从南京跑到上海，当面痛斥他，甚至要把他带到南京去，但被日本人拒绝了，他们夫妻没办法。
就个人来说，陈恭澍的生死自己还是可以选择的。想活着，就要受制于敌手；选择死，拒不合作就够了。陈恭澍回忆说只怪自己年轻气盛不甘心，认为活着才有机会把输掉的捞回来。这虽算不上苟且偷生，但经历多年后才醒悟当初错过了杀身成仁的大好时机。虽然多活了几十年，但论生命的价值，总不如当年成为烈士之可贵也。
这句话确实很珍贵，很多活过一场的人才明白，选择去死比选择活着继续烈士未竟的事业容易得多。陈恭澍晚年终于发现，尽管他后来为党国做了很多工作，但论生命的价值，如果当年拒不合作，一心求死，立马就成烈士，就不再是无名英雄了。
除了对被捕事件的总结，陈恭澍接下来又发牢骚说：“如今也不妨敞开来说话，我未能从容就死，也使得我的上级主管大失所望。”为什么？因为有部属壮烈牺牲也是一项工作业绩，陈恭澍没死，所以戴笠也失望。
陈恭澍也提到，大家谈事情，格调都飙得很高，那很容易，事到生死抉择的时候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我的处境是既不想死，又不肯辱没自己，还想再做一些有利于工作开展的事。不想死，是人的本能。不肯辱没自己，但不并代表我投敌。虽然话这么说，但毕竟在道德和格调上有了污点，同时又接受李士群的建议与他们合作。若将功补过的话，就只能做些有利于党国的事情。
到底是寻常地去选择，还是做个高尚的烈士？局面微妙复杂，很难在同一维度、同一评判角度讲清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回看这段历史，都会有新的评论。这当然也是做人很难的地方，更何况是成为一个间谍、特工。
陈恭澍被捕后，上海区的各种账本、通讯录都被整理出来搜集线索，审讯人员对他们讲，这些资料我们查起来也比较累，希望你们配合解释一下。其中一个叫齐学兵的书记看到在账本里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即交张素贞转四弟活动费四千元”。如果这张小纸条被发现，唐生明的身份可能就会暴露，于是齐学兵假装纸上有折叠要把它舒展开，悄悄揉成一小团后吃掉了。
当时，在军统上海的秘密文电里，有一份唐生明发给重庆方面的电报，建议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暗杀日军官兵，因为这种做法完全得不偿失。电报中特别举例，当时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日军立刻把这一地区严密封锁，逐步搜捕可疑人员，还杀死了几十个无辜百姓作为报复，让该区居民不能随意出入，居民生活遭到极大影响，因此产生对重庆政府的怨恨和不满，因此希望重庆不要再做这些无意义的工作，以免失掉民心。
唐生明还转告重庆政府，很多在沦陷区外的人认为在沦陷区的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其实日本人和汪伪政府采用了怀柔的政策对待敌占区百姓，并不过分难为他们，甚至尽量保持沦陷前后的生活水平一致。
不幸的是，这份电报被汪伪政府和日军发现了，他们非常重视。这就意味着，在军统上海区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隐藏在上海，重要到可以跟重庆提出这样的建议，且这种建议证明此人肯定是国民党内部的高层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