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南京后，唐生明经受住了考验，在汪精卫、李士群、周佛海、陈璧君等人的试探下最终涉险过关，成为汪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接下来，唐生明参与了汪伪政府很著名的军事运动——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理乡间反对日本、反对汪伪政府的军事力量，比如新四军，一些地方起义的游击队，以及受重庆政府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到了1941年，汪精卫对在江苏、安徽等地攻击自己的这些势力很头疼，便专门成立了清乡委员会。

本来唐生明只想吃喝玩乐，并不愿参与汪伪政府的具体工作，但蒋介石听说其成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后，就下令让他加入清乡委员会，利用日军和伪军去消灭新四军，并保护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

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全名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蒋介石组织第五次剿共战争时红军被迫长征，其中一部分去了陕北，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南方。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军队与各地发展的游击队统编后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新四军。

但成立之后，国共双方因对新四军的领导权、活动范围以及某些战术、战略有不同的看法，因新四军受共产党指挥，并不听命于国民政府，所以蒋介石最终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并派日占区以外的军队对其进行围剿。1941年5月，唐生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了清乡委员会。

而汪精卫也有自己的目标，除了消灭新四军，还要消灭忠义救国军，然后找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把江南地区的防务逐渐从日本人手上接过来。同时，唐生明也察觉，汪精卫让他参加清乡委员会也是在考验自己，不但要打新四军，还要打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这就是汪精卫需要唐生明交出的投名状。

日本人和汪精卫虽然是合作伙伴，但他们的思路也不完全一样。日本更希望汪精卫能组建培训自己的军队，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抽调兵力去其他战区作战。

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亲自出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李士群的一个助手汪曼云担任副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除了清乡委员会，李士群还主持反情报、反间谍工作，组织与日本人交换情报，十分繁忙，所以委员会下设军务、政务、总务和福利四处，皆由其心腹助手负责，唐生明担任的就是军务处处长。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不但没有消灭，还很快发展壮大了，活动范围更广，经常在京沪线袭击敌人，在沿路做了很多抗日反蒋的宣传。当时，汪精卫也很重视政治宣传，像“人人参加，各个有责，拥护和平，反共建国，保障和平，拓展和平，肃清匪共，确立治安，反对拖延抗战”等标语印在火车及各种小物件上，但不是被扯掉，就是被新四军换上“打倒汉奸，打倒日本鬼子，欢迎新四军，共产党万岁，抗战必胜”等标语。

日本和汪伪的特务机关主要由李士群负责，天天派大批特务去搜捕，但只抓了一些所谓外围分子，真正的新四军很难抓到，十分头疼。

怎么办？这时情报工作就要发挥作用。唐生明作为军务处处长，并不直接指挥前线作战，但他有他的长处。搜剿新四军、游击队和两军对垒不一样，得有准确、可信、及时的情报，才能抓到人。李士群固然是特工总部的首领，也是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负责人，但他的情报收集很落后。新四军不好抓，只能在新四军里安插奸细，或是在乡间民众里找愿意通风报信的人。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蒋介石取消了新四军番号，把新四军的动向等情报让戴笠做甄别，挑选一些合适的给唐生明，以便其升职受重用，从而获得更重要、更机密的情报。

唐生明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讲：当时受到打击较多的是以新四军领导为主的地方人民游击队，而并非新四军。其实，唐生明的情报是同时给日军、伪军、忠义救国军的；忠义救国军有两个纵队，唐生明会及时通知他们日军的动向，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以保全自己的力量，但同时也提供了新四军的消息给他们，在方便时进行围剿。但情报传来传去，最后发现收效并不大，新四军总能事先安全转移。

其实，最关键人物是李士群，他在苏联受过培训，最开始加入的是共产党，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受周恩来、李克农、顾顺章等这些老前辈领导，后来又把他送到苏联，参加苏军情报总局的培训，学成归国之后，他到底效忠谁呢？在重要位置的间谍往往处于灰色地带，很难说到底是谁的人，行为也难以判定，有很强的迷惑性。

根据档案解密，李士群第一效忠对象应该是苏联苏军情报总局，接下来是中国共产党，且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更近。所以，新四军总是能安然无恙。

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国共再次分裂。新四军渡江北上，离蒋介石越来越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乡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汪精卫很高兴。

唐生明清乡工作告一段落后，接下来就要完成其他的工作。第一，他立功了，因为拿到重庆给他的情报。另外，重庆也希望他能获取更高级的机密。在汪伪政府里，汪精卫、李士群都与唐生明谈笑风生，重要情报其实他都有所耳闻，能了解、掌握日本人的意图，才显得更重要。

那么，有没有什么契机让唐生明跟日本人接上头呢？当然是有的，因为唐生明在未来立下的大功劳就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