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被发现后，李士群、汪精卫觉得这电报只能是唐生明发出的，尽管如此笃定，但还是要有证人才好。这时正好抓住了军统上海区的负责人陈恭澍，他们就想让陈恭澍和唐生明当面对质。

我们今天看到了唐生明和陈恭澍的回忆录，两人都描述了对质的场景，只是说法有出入。

我们先来看陈恭澍的回忆，他说一天早上被提到李士群家里。李士群办事有一个风格，不喜欢在办公室里谈论重要的事情，一般都在自己家里进行。76号特工总部离他在愚园路的住宅并不远，所以陈恭澍很快就到了他家。去的时候还是早上，李士群和一些人还在用早餐。

陈恭澍坐下后发现，根本没人正眼看他，他觉得很奇怪。在场的人多是南京伪政府的头目，陈恭澍注意到其中有个湖南口音的，长得浓眉大眼，身材粗壮，颇具气概，他心想这应该就是唐老四唐生明。陈恭澍在军统的地位比较低，以前没见过唐生明。

这些人先后告辞，唐生明也走了，就剩下李士群和陈恭澍聊天。李士群跟他讲，你给我们的打击太大，迫使我们一定要彻底破坏你们的组织。先不讲政治立场，就算为保障我们所在区人民群众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也要阻止你们。

李士群接着说，你我都是亡命之徒，境遇差不了多少，所以将心比心，每次碰到像你老兄这样的亲信，我的处理原则都是对事不对人，特务工作只要达到政治目的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杀人。接下来就是希望陈恭澍跟自己好好合作。但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关于唐生明的事情。

这就是那天早上陈恭澍在李士群的寓所经历的事情，关键点是他和唐生明只在早餐桌上匆匆一面，招呼都没打，明显互不认识。

唐生明的回忆录里怎么讲的呢？有天夜里，李士群突然打电话让他连夜赶往上海。唐生明问什么事，李士群说你来了就明白了。天亮的时候，唐生明到了上海，由李士群的亲信专车接到家里。当时，在办公室看到了张素贞，正与李士群聊着天。唐生明内心虽然着急，但表面若无其事，先跟李士群开玩笑。李士群见到唐生明后没有寒暄，直接告诉他陈恭澍被捕了，上海军统分部已被摧毁，你也脱离不了嫌疑。

显然，除了被吞掉的那个纸条，李士群手下在文件档案中可能还发现了跟唐生明有关的其他材料。唐生明再三解释，说自己过去与戴笠是朋友，现在我并没有替他工作，只是偶尔跟他有联系。李士群不理他，叫人把陈恭澍带来和他对质。局面立刻紧张起来，大家都感到很不安。陈恭澍被带进来后，唐生明一言不发，听李士群盘问他，结果陈恭澍也不承认二人有关系。

陈恭澍走后，李士群跟唐生明讲，有关系也不要紧，只是希望你平时做这些事不要躲开我，最好也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唐生明的那套江湖做派这次又派上了用场，说哪怕杀了我，我也承认同戴笠是朋友，但你说的那些我确实没做过。李士群也就没有再追查下去。

这就是陈、唐两人回忆录不一致的地方。陈恭澍说根本没有对质的过程，但唐生明却说有。

过了一会儿，李士群又跟唐生明说，虽然我相信你跟戴笠只是朋友关系，给他提一个正常的建议，且对南京这边有好处，但汪先生已经知道了，他打电话让我把你送到南京去，你当面和他聊一聊。

当晚到达南京火车站后，唐生明突然看到几个日本军官来接他，他心想这次完蛋了。唐生明一直害怕与日本人打交道，如果这件事日本人插手，意味着局面将失去掌控，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日本军官的脸色非常好，李士群也陪他一起去了，并通过翻译和日本人聊了几句，然后再三安慰他放心，好好聊聊就行了。

日本军官把唐生明带上汽车，一直开到派遣军总司令部。日军的势力主要分三派：情报机关、作战部队和驻军总部。唐生明先被带到驻军总部的参谋部，几位大佐、中佐在那等着他，让他非常意外的是，这些人都特别客气，热烈地跟他握手，这让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

参谋部的负责人说：“我们很久以来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今天总算碰到了你，所以特别请你来谈一谈。”因为唐生明能给戴笠发电话提建议，证明蒋介石也能看到，这自然会引起汪精卫的重视。而日本人在汪伪政府里安排有不少耳目，在得知消息后就抢先在火车站截走了唐生明。

日本人声称对唐生明做的事会全力支持，南京政府绝不敢为难你，一切我们说了算。唐生明一下蒙了，本以为到南京后会受到汪精卫的责备，却不想中途被日本人拦住，而且还全力支持自己，甚至要给自己新的电台使用。开始他不敢回应，怕是对方给自己下的套。日本人却非常有诚意，就带他去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

河边总参谋长也很客气，说得也更直接，意思是日本人没办法才与汪精卫合作的，现在唐生明能与蒋介石对话，就希望他能从中帮助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河边的态度越说越谦和，还对蒋介石大大恭维了一番，反复强调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绝不会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合作反共。

唐生明问他们为什么会找到自己，为什么发现自己跟重庆有关系一点儿都不生气。河边正三说，你建议重庆方不要在沦陷区杀害日本人的事情让我们认为你非常有见地，如果重庆能够接受，就表明我们双方还是有些事情可以聊一聊的。

经过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唐生明的情绪波动比较大，但他脑子转得很快，开始慎重考虑如何答复对方。在目前的情况下，既不能否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能立即承认，所以唐明生的回复还是颇有艺术：我在重庆方面认识的朋友的确很多，我愿意先和你们研究一下，然后再去同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

河边正三对这样的答复很满意，接下来又陪唐生明去见了总司令。总司令的意思很明确，你并非为我们工作，只是我们认可的重要人物，汪精卫已经管不了这件事了。然后，参谋长又招待他吃了顿饭，并安排了住处。唐生明借机到李士群家与徐来见了一面，李士群听他讲了经过也放下心来，且表现得更亲热了。

第二天跟汪精卫见面，唐生明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汪精卫对他瞒着自己与重庆保持秘密联系不快，但因为与日本人搭上了线，唐生明也没太在意汪精卫的牢骚，听他抱怨了一通就告辞了。

回家后，唐生明赶紧向重庆报告，说与日军负责人见了面，希望能跟重庆合作。戴笠大喜过望，但唐生明却纠结无比，因为他不想成为一个汉奸，总想给自己留些余地。

日本甚至还专门派了一个大尉松井大佐住到唐生明家，负责联络与保护。松井每天一大早来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离开。时间久了，汪精卫知道了，李士群知道了，很多跟他认识的人也知道了。家里天天有个日本人，不管穿不穿军装，唐生明的身份其实就公开了。尽管蒋介石不让唐生明以他的名义对外活动，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接下来还有一些趣事，松井到唐生明家后，电台可以公开使用了。以前，电台放在郊区某个地方，发电报时就让通讯员或张素贞去那边发。现在直接把电台从郊区搬到了自家三楼。三楼原是叶蓬借给他的洋房，这个区域因在战时电力供应不能长期保障，会轮流停电，从而影响电报发送。唐生明跟松井提到这些后，日军司令部立即命电力公司通宵供电。邻居知道后竟然跟他开玩笑，说沾了你的光，我们在沦陷区还能沾重庆政府的光。其他的煤、米、汽油等各种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困难，有时有钱也买不到，但唐生明具备这层身份后，就有军部特批，不但自食有余，每月还可周济他人。

唐生明成了日占区里对日军最重要的一个中国人。1944年秋，日军攻陷湖南，企图打通通往越南的道路，准备和印度支那半岛以及南洋的日军连成一片。这时唐生明面临一个考验，日军提议他去湖南当省长。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建议，唐生明回复说考虑一下，需要先向重庆报告，蒋介石听后非常赞成。

在这一问题上，日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这样湖南就会成为日军、汪伪政府和重庆政府间的缓冲地带。戴笠在复电中除转达蒋介石的指示，还说可以把湖南、广西的军统情报机关和武装部队交给唐生明，改编成伪军，由他指挥。除了抗日，对于重庆来说，防共、剿共也是重要任务，没有一支武装力量肯定不行。

唐生明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不去，主要原因是什么？

唐生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是湖南人，家在湖南，亲朋好友都在湖南，他们肯定反对我。以前做地下工作，家里人不太清楚，除了了解真相的哥哥，其他亲属均表示反对。如果当了省长，明面上就成了日本人的棋子，出面干坏事的就是自己，不成汉奸才怪呢！

唐生明不答应，三方都继续做他的工作。日本参谋部派人说，不要急于表态，你先去湖南了解下情况，愿意的话我们会立刻通告全国，不愿意再回来。唐生明认为，日本人急于任命他是想诱降蒋介石的一种手法，暗示可以把占领区变相的地还给蒋介石。当时日本本土已受到美军攻击，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军想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事，但又不能草草收场，希望能达成既定利益的合约再走。

而汪精卫已经到了生命尽头，身体条件很不好，后来去日本养病了。陈公博代理他工作的时候，态度也很懈怠，唐生明根本不理他，他的对策就是多方敷衍，一直拖到抗战结束，也拖掉了很多事情。

在这段时间唐生明利用日方给予的特权办过不少事：军统的一些特务被汪伪政府逮捕，他让松井替他保释出来；美国飞机在沦陷区被日军击落，飞行员被活捉，他根据重庆的指示营救了这些飞行员，并让松井告诉军部不要杀害虐待他们。抗战胜利后美军派人到上海接走这批美国人，还特别向他道谢。

唐生明事后回忆说觉得很滑稽，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却像和平时期派驻别国的人员一样得到优厚的待遇和特权，向日方提出交涉，保释被捕人员，公开建立电台，甚至还有专人保护。

唐生明在历史上被称为“福将”，看他的这段感慨，虽说是自嘲，但也确实这么回事。他享受的待遇，比重庆的大多数人还要好。

这就是唐生明在汪伪政府卧底的故事，他在回忆录里他写还了一段关于松井的事情：

松井大尉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才回国的，我在他向我告辞时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他只向我表示想早点回日本去，因为他是长崎人。他告诉我，他一家人都在长崎，被美国人的原子弹炸死了。由于他给我做过不少事，也尽心尽力地保护过我，所以在胜利后第一批遣送日本人的时候，我通知上海港口司令军统大特务谢浩林把他安排进去。动身那天，他还依依不舍地和我以及我的家人告别，带着懊丧的表情走了。[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