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湘西的小伙，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方式非常直接，他有一句话，后来很多人都引用过：“我不但想得到你的灵魂，还想得到你的身体。”他对这句话应该有很深的体会，因为他在另一部小说《落寞一生》里说：“女人在身边是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

作为本章最浓墨重彩的内容，有必要先把这场旷日持久的“追女行动”简单介绍一下。

当时沈从文29岁，张兆和20岁，二人所在的中国公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成立于1906年，1922年升格为大学。那时候张兆和是学生，沈从文是老师。当时，知道沈从文穷追张兆和这件事的人，除了张兆和的同学王华莲，还有校长胡适和沈从文的好友徐志摩。

从1929年沈从文到学校任教，到1933年9月9日两人最终结婚，沈从文追求张兆和，花了三年九个月的时间。其中的转折出现在1930年的夏天，根据张兆和在当年7月4日这天的日记记录，王华莲向张小姐汇报了此前沈从文委托她向张兆和转交情书的一些情况。当时，张兆和并没有在学校，还在家中。

前天，就是7月2号，沈先生来找我，要跟我聊天，主要是聊你的事情……

王华莲明白，沈从文想通过她去影响张兆和。同样是20岁的女性，作为闺蜜，总是要维护自己的女朋友，所以她说自己先细细筹划了一下，才去应对沈从文。而沈从文当时的表现也特别有意思，他先拿着一张纸跟王华莲见面，王后来转述说：“手按着一张纸，一方面叮嘱我不许告诉别人，一方面又说，我有一件事要问你，可是我说不出口，请你看这个。”也就是说，沈从文居然为这一次的碰面写了一个问题提纲！那究竟在这张纸上写了什么呢？“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最近张兆和跟你说过什么话没有？她告诉你，她同谁好过没有？她告诉你，关于谁爱她的事情没有？因为我相信你是忠实于你的朋友，所以这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情，我拿来和你商量。问你这件事情的理由，是我爱她，并且因为这件事情，我要离开此地了。我本来不必让我以外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现在已经为胡先生（胡适）知道了，而且我知道，或者你还更早知道这个事情，并且我认为，你也有知道这件事情的理由，所以我现在来跟你说，我非常相信你。我想从你这边了解一点，关于她的事情。”

接下来，沈从文开始不断讲述自己对张兆和的爱慕之情，并再三强调：“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不能让别的人明白。昨天我到了校长家里，说我要离开这个学校，校长劝我不要离开，他说要我还是要好好留在这儿，如果是张兆和的家庭反对，那么他会去帮忙解决。他将为我这个事情帮忙，尽一切努力让我留在这儿，谈到自己，我因为爱着她，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都不能做，我只想远走高飞，一方面她可以安静读书，一方面我可以免得苦恼，甚至我还想当真去打一仗死了，省得纠葛永远不清，但是这竟是小孩子的气话，我现在是不会去干的。现在我要等候两年，尽我的人事。”

这里的“等候两年”，不是说要在学校等张兆和，大概是说自己真要去捐躯疆场的话，估计还要等两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张兆和最可信托的朋友。所以请你转告她，因为恐怕让她难过，将来我就不写信给她了，可是她要是有机会把她的意思说明白一点，不要我爱她而告诉我，希望我能爱她也告诉我。好让我决定，我是留在这儿，还是去别的地方，我想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处置”。这便是沈从文写在纸上的问题提纲。王华莲看完之后，沈从文就跟她聊天。

沈从文：“我很相信你，知道你忠于朋友，也愿意帮忙，所以才把不肯告诉人的话来跟你说，跟你商量。”

针对这句话，王华莲就对张兆和讲：“兆和，沈先生这句话一点不错，但是我是要忠于朋友，但是不能忠于对我的朋友产生野心，也许这是不利的野心的其他的人。”

一开始，王华莲就站定了自己的立场，作为张兆和的闺蜜，肯定会为她着想，不会为沈从文着想。说起来，闺蜜也是世界上一种奇怪的动物，像沈从文这样洞悉人性的小说家，居然也昏了头，要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去找她的闺蜜。对于年轻人来说，你要谈恋爱，最好别去找闺蜜，闺蜜是不会帮你的，而且闺蜜往往会起到反作用。可怜沈先生当时不知道这个道理。王华莲倒是把立场摆得很正，表示自己肯定会忠于张兆和。

接下来王华莲继续对张兆和说：“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却来向我寻求帮助，岂不是笑话？”可见沈从文一腔深情，托付的人却错了。

接下来，王华莲接着向张兆和转述沈从文的话：“沈先生问我晓不晓得这件事情，我点了点头。他又问，是不是张兆和告诉你的，她说了什么。我说不是，是我在她房里，刚刚遇到茶房送信去，我看见的。沈先生就问是不是最后那一封？”

需要提醒的是，在张兆和日记里曾提到过有三封信，前面两封让张兆和看了之后，感觉非常不好，但第三封却让整件事出现了转机。

可见沈从文孤注一掷，把宝都压到了最后那封信上，这也体现出他作为小说家的素养，前面两封是陷于爱情中的年轻人在那儿胡言乱语，尽管也是真情实感，但并不能打动人。第三封信尽管也流露出真情实感，但更多的是有了很多高明的见解和高尚的情感。

王华莲继续转述：“我回答沈先生的是，不晓得，不知道是最后一封还是什么。沈先生又问你看了没有？我回答你看了。他接着问，‘兆和看了这封信，说了什么？你们对于这件事情，谈了一些什么？’”

因为王华莲这时候也不能立即见到张兆和，所以就跟沈从文拖延，她回答当时很晚了，已经要熄灯睡觉了，来不及多谈什么。接下来沈从文又追问：“在那天收到信之后，你们俩有没有聊什么？”王华莲自然又跟他打马虎眼，说今年不同宿舍，课也没在一块儿上，在张兆和的宿舍或在自己的宿舍都没法密谈，所以一直没有深谈的机会。言下之意就是没有给沈从文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

再往下的话，就比较有意思了。

沈从文问：“兆和就一点都没有谈到关于我的事情或者是信件吗？”

王华莲这时候的回答非常深刻，估计也伤害到了沈从文那颗敏感而弱小的心灵，“因为这种事情，对于兆和尤其多，多了之后，她也不感到如何的稀奇，所以照例的容易忘记。”

意思是张兆和经常接到这样的情书，沈从文的信不过是其中之一。

果然，沈从文开始着急了，“她既不爱我，为什么又不把我的信还给我呢？我已经说明白了，要解决这个纠纷，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的信还给我！”

张兆和在日记里提到了王华莲对这一段的讲述：“……说到这里，沈老师开始哭了，哭完了又说，她（王华莲）怪我（张兆和）却总是沉默，这样一直纠缠下去，对两方都不好。”

然后王华莲就跟沈从文举例，像这样的信，有的时候一年能来几十封，张兆和都置之不理，特别是有一个政府派出留学日本的男子，曾跟张兆和通过两三封信，最终就暴露出要追求的意思，一直纠缠了两年多，张兆和都没有搭理他，到去年，那个人才写了最后一封，沉痛决绝的信，张兆和依然沉默。还有另外一个同乡的某某人，也向张兆和求爱，张兆和的态度照样是不搭理。

王华莲向沈从文举这两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张兆和经常收到这样的情书，沈老师只是其中之一。你向我打听张兆和收到情书有什么反应，第一是我不知道她的反应，她也没跟我细聊；第二是我推测你跟那些人一样，兆和也不会搭理你，兆和是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从不为朋友一言所动，也不为朋友而牺牲，关于这些微妙的事情，她也不肯多说，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如何。不过我想问一句，沈先生现在需要的是她一句话，还是什么。要只是一句话，这句话的回答很容易。回答满意当然就没有话说，你们俩就成了；万一张兆和说出不满意，那么对您有没有妨碍？我知道她个性倔强，会在你特别高兴、自以为得计的时候，偏会给你一个“不”字，她完全像一个小孩子，若是有一件事情逼得她稍微冲动一点，她明明同意也要说不同意了。

王华莲在这里的阐述果真是体察入微，也非常正确，对一位少女来说，一个成年人就这么穷追猛打，肯定有点吃不消。

其实你说沈从文29岁，他完全成熟了吗？也未必见得。但沈先生当时根本没有理解这一切，还是王华莲讲得非常正确：“你现在只要她一句话，而本质上她那句话，她的回答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她就是一个小孩子，她现在答应了，将来也可能变卦，她现在不答应，将来也有可能转好。”

面对小孩子，最需要的就是耐性，当然这个道理她没总结出来，或者也不方便给沈从文讲，因为要论讲道理，就成了给沈老师上课了，这样关系就弄反了。

沈从文陷入了无限的苦恼：“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回答，要不你把信还给我。”按沈从文的想法，“你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都得给我一句话，像这样的沉默，使我的心悬在空中特别难过。反倒不如告诉我，让我掉下来，跌碎了也好，假使她说爱我，我能为她而努力，做更伟大的一些事情。”

王华莲对此的回答是：“我也觉得沈先生再努力一点的好，事业能成功，就是爱的成功，也就是一切的成功。”

同样一个20岁的女孩子，突然讲出这么一句世故的话，让沈老师有点诧异，所以王华莲就观察，觉得沈从文的神色对这句话颇不以为然。大概他以为他的小说算是成功了，算是很伟大了，如今却有小孩子劝他更努力一点，更成功一点，沈从文有点不以为然，但又无法回避王华莲的话，所以他就说：“现在当然说不到生活上的问题，她现在还没有感到生活的需要，假使她需要我爱的话，我能使自己更加伟大一点。因为到这个时候，两人估计有点互相不太理解对方的意思。”

最后一部分，就是王华莲对整件事的评价：“你尽快来上海，我们见面再聊。沈先生现在把这样一个事情，来托我来帮忙。万一被他知道，我不但不替他帮忙，反而为你设法来解脱这件事情，他岂不会从怨你而转为恨我，我现在不顾利害的来替他解决事情，正如他所说的，我是忠于朋友，忠于兆和你，所以我这封长信给你看完了，还是希望你把这封信全部还给我……”

最末一段，王华莲还附上了自己的重要意见。因为沈从文当时还说了一些语带恐吓的话，想让王华莲转述给张兆和，可能沈先生以为这样的恐吓能够帮助爱的滋长：

“兆和你怕不怕？你若因为害怕而爱他，或者不为条件地爱他，也行。如果你退缩了而爱他，或者往前走一步而爱他，我觉得都可以。如果你坚决不爱他，而且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爱他，那你来，我替你解决！”

看王华莲这番话的语气，估计沈从文并没有如何“恐吓”张兆和。况且张兆和虽然很年轻，但却相当有见地，在她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说：“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本质的关系，无非是利用，那些所谓的爱，都不过是利用。”

正因为这句话说得过于老练，体现出了一种早熟，然张氏四姐妹的其他三位，都要专门找张兆和谈话，生怕她出事。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在民国初年的一个大家庭里出生成长的小孩，有的是正房所生，有的是偏房哺育，小孩得到的宠爱是不对等的，因此他们会比其他家庭的孩子更冷静，甚至带有一丝无情，以及对世界的冷漠，所以张兆和才有此感。仔细想想，对待家人都能够生出这样的联想，更遑论作为外人，以谈情说爱为追求的沈从文了。

在张兆和的日记里，她曾这样写道：“我只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徊悱恻赞美着的爱！以我的一双肉眼，我在我环境中翻看着，偶然在父母、姊妹、朋友间，是感到了刹那间类似所谓爱的存在。但那只是刹那的，犹如电光之一闪，爱的一现之后，又是雨暴风狂雷鸣霾布的愁惨可怖的世界了。我一直怀疑着这“爱”字的存在……”[33]

通过这段日记我们可大致揣测出张兆和内心的真实想法，追求者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其他几十位通过写情书来向她求爱的人，她都不是太在乎，因为究其内心来说，她不知道什么叫爱，她对“爱”有恐惧感。至于沈从文，他自己的恋爱经历也不多，除了在芷江的初恋，到头来还被马氏姐弟合谋诈取了钱财，其他的都是白纸。所以，在他面对一个情窦未开的少女时，可能用力过猛，适得其反。

但能把责任都推给张兆和吗？即便不是出身于那样的大家庭，有的人天性就很悲观，不敢向这个世界敞开，不敢向这个世界呈现自己。就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存在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