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从文的婚姻，众所周知的是他终生就结过一次婚，妻子是张兆和，然而在他的婚前，却发生过一些粉色的趣事。

郁达夫通过一封公开信强烈刺激了沈从文，促使他发愤进行文学创作，其中就包括一些早期带点儿颜色的小说，当然不是露骨的细节描写，只是通过一些象征手法来表达情色的趣味，比较著名的有《旧梦》《皇军日记》《长夏》《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这些都是表现青年男子的各种性经历，均写在他的婚前。若你觉得早年的沈从文或许曾阅人无数，那未免有些武断，相比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好的郁达夫，沈从文写这些东西主要依靠自己的想象力。若非要寻找写作原型的话，或许只能从他的初恋中寻找。

沈从文曾为回忆那一段初恋，写过一段话：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30]

他为什么这样说？假设当时没有离开湘西，他就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的初恋就在湘西的芷江。

沈从文是凤凰人，祖辈倒是颇有些名望，但之后祖上就没落了。16岁的沈从文被迫出门谋生，去哪儿呢？他本人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幸好当时他有一个舅舅在芷江警察局当局长，于是就投到了舅舅门下，做了一个办事员，后又转到税务局做收税员。那时的芷江虽然是一个县城，但出了不少名门望族，比如三代将门之后的熊希龄。当时，熊希龄的弟弟比较了解沈从文，知道其家世渊源，人也聪明，就想把女儿嫁给他。这似乎成了一种潮流，同时在芷江，还有一些世家大族也想招赘沈从文，大家对这个肯上进、质朴的年轻人非常看好。

假如沈从文就这么去相亲，无论迎娶了以上高门女子中的哪一位，其后半生必定如他日后所写的那样，做了太平绅士，一辈子富贵平安。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沈从文拒绝了所有的婚事介绍，他邂逅了一位马姓女子。

那这位马女士是谁呢？通过后世研究沈从文的文献资料来看，芷江当地有一个团防局，类似民间的武装组织，有一个职员叫马泽淮，本也是破落户子弟，人很聪明，也很英俊，与沈从文非常要好。马泽淮有一个姐姐，叫马泽蕙，是个“脸儿白白的身材高的女孩”，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为认识了马泽蕙，沈从文才铁了心拒绝了很多人对他的婚约。

为了向马泽蕙表达爱慕之意，沈从文“无日无夜作旧诗”，以为“这些诗必成为不朽作品”，请马泽淮带给姐姐看。沈从文那会儿年纪尚小，这种感情其实更多的带有一种朦胧与青涩，是标准的初恋感觉。然而马泽蕙并没有立即答应他，虽然马泽淮总说“他姐姐最欢喜看我的诗”。

此时，沈从文的母亲卖了凤凰的房子，来到沅州与儿子同住。售房款三千元，由沈从文保管。马泽淮建议他拿这些钱去放贷，并任经纪，“今天向我把钱借去，明天即刻还我，后天再借去，大后天又还给我”。操作特别频繁，结果是最后短了一笔一千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的巨款，马泽淮也不再为他传递情诗。沈从文明白了，“我这乡下人吃了亏”。同时“为那一笔巨大数目十分着骇，每天不拘作什么事都无心情。每天想办法处置，却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于是，他离开沅州，去了北京。[31]

关于马泽蕙的下落，据说在沈从文离开后被土匪劫上山做了压寨夫人，后来又被一位黔军的团长赎回，与之成亲，那位团长后来因为一些事被枪毙，万念俱灰的马泽蕙只好到教堂做了修女。所以，这段还算记忆深刻的初恋，对沈从文创作那一类的小说而言，还是有所帮助的。

后来沈从文到了北京，又短暂地去过上海，其间，他对女作家丁玲也表现过一阵儿好感。大约是在1928年，沈从文、丁玲和其男友胡也频齐聚上海，办一份杂志。三个人住在同一个地方，以致引出一段轶闻：一家小报用一种暧昧的笔法讲述了这段过往，说丁玲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出版受到好评后，胡也频从北京南下，接着沈从文也来了，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这下引起了轩然大波，三角恋受到了全国的诋毁。万幸的是，三人都有一颗大心脏，并不以为虑，或许有时候有过矛盾和嫉妒，但总的来说，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

后来，有人证实，“两男一女的同居”不过是一种夸张的传言罢了。在19世纪80年代，沈从文自己也讲过：“他们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可以共饮一碗豆汁，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有了钱，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摆布了岁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三人同趋同步，形影不离。”[32]

如此来看的话，三人能同游北海、中山公园，能同吃一桌饭，同睡一张床，这种关系可以说非常好。如果从友谊的角度来理解，一对恋人，加上一个闺蜜，或者加上一个男闺蜜，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而愉快的搭配。在纯真的年轻人眼里，这里面绝对不会存在什么“三角恋”。而且到上海之后，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也先后来到他们同居的地方，丁玲、胡也频与沈母住在二楼，沈从文自己住在一楼，当时去拜访他们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如此，则说他们在上海法租界“三个人大被同眠”，才是真正的诋毁。

当然，丁玲个人的生活习惯的确比较开放，她的确与胡也频之外的第三个人发生过三角恋关系，不过那个人是另外一个文学批评家冯雪峰，绝非沈从文。

经历了上海的这段风波后，沈从文又回到北京。1929年8月，他到中国公学当老师，开始追求他的学生张兆和，这一追差不多就近四年，他们于1933年9月9日结婚。曾经有一位文学批评家刘洪涛通过分析沈从文的小说作品，深入到他的情感生活，其中的某些观点颇有见地。在这里，我扼要地阐述一下。

在婚前，沈从文写过一篇《龙朱》，这也是他一生中的佳作，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却又无从恋爱的困惑，侧重展示男子的高贵风逸。

而后，为了追求张兆和，沈从文又写过一部故事集《月下小景》。当时写这部故事集，主要是为了张兆和的弟弟张晓武。张晓武从小喜欢听别人讲故事，所以沈从文就跟未来的小舅子讲，“我给你从佛经里面选取一些故事，写下来，讲给你听”，张晓武非常满意。所以沈从文这么做表面看是为了张晓武，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取悦张兆和。抛开写作的功利性，平心而论，《月下小景》这部故事集，的确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沈从文后来回忆：“《月下小景》写得不坏，用字很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显得人那么的聪明，而且这是我20多岁时候写的。”

当然，沈从文自己说得很隐晦，其实只要仔细体味一下《月下小景》，就会发现收获爱情的喜悦跃然纸上。沈从文一度对比分析过自己的这两部作品，他说：“《月下小景》的写成，像《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张兆和）；写《龙朱》，是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去爱。《龙朱》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

好一番情深义重！

这种情话一说出，现场的感染力可见一斑，尤其对于听到这些情话的女主角张兆和来说，感动是无以言表的。不过，我们还是要清楚，这段话的本质还是带有鸡汤性质的，“自己有了爱，有了幸福，通过写文章的方式，把自己的爱与幸福分享出去，让更多的读者也能感受到爱与幸福”，这番话过于矫情，相信沈从文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种鬼话。

本来，恋爱中说的很多话，有的时候是很扯淡的，为什么呢？以沈从文为例，在婚后他很快就写出了《边城》，《边城》就不是在描写爱与幸福，描写的是爱不可得，以及幸福下面隐藏的那些暗流。跟一个新婚宴尔、觉得自己感情生活美满幸福的人来说，《边城》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写照。

那么沈从文写《边城》是基于一种什么情感呢？按道理，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必须与自己的生活不太一样，这才是一个小说家应有的品质，否则就太过机械了。考虑到沈从文之前的两部作品，都是有感而发，可见他的生活与创作有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假如他为生活感到高兴，他写的东西就高兴；生活圆满，写的作品就比较圆满。

所以，后世对沈从文的《边城》出版后提出猜测：这部书是对风暴的预言，也就是对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而言，会掀起波涛的一种预言。

之前讲述林徽因家的客厅，其中提到过一段沈从文因为婚外恋的关系，特意找林徽因倾诉。因此，这件事不太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曾有人评价《边城》“是在婚姻生活里面，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我们要知道，当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民国的知识界、文化界还是很流行的，大家都相信人类文明的一切，个人生活的一切，都与原始的动力——性有关。尽管精神分析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今天，很多内容已被抛弃，但在当时的文艺界，大家还是很相信弗洛伊德的学说，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把那套学说套用到自己的生活里。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不仅仅与心理或者医学有关，还进入了文学、艺术领域，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包括作家本人，也会受到这种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沈从文之所以要写《边城》，说因为某种受压抑的东西堵在心中，而家庭生活又不能完全综合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朽的，一点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完美的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有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渴望使生命得到平衡，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的人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升中，证实生命的意义。”

话说得非常漂亮。这只是自己的一段奇想，为了逃避平庸的、乏味的生活，而做的一种文学上的挣扎。可是事实上，沈从文确实在这段时间有他的婚外恋，而且持续了很久。至于这里面的详情究竟如何，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我更愿意多讲述一些他与张兆和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