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之在回忆录里透露的关于王映霞与戴笠间的种种风流事，说到底只是孤证，没有其他人就这些事情提出类似的证据或文字，但只要经过对考察周边各种人或事，以及各种关系加以逻辑推理，我们如果能得出一个符合孤证所指的方向，那么这个孤证十有八九就是成立的。

抛开汪静之的回忆录，从逻辑的立场来分析，只有从戴笠的本人的情况入手，来进行考察。

如何考察？只有从戴笠与王映霞在生活中的交集谈起——杭州的那一段是汪静之说的，可以抛弃，但到重庆后，这段时间二人处在同一座城市长达数年，最有可能发生某种联系。再加上这段时间王映霞先后辗转国民政府妇女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工作，这种经历可非同一般，要知道当时一些知名人物在重庆谋生都非常困难，何况位卑言轻的王映霞。一种解释是：她是郁达夫的前妻，郁达夫在印尼遇难，政府为了体恤烈属，所以待遇优厚；另一种解释就是：有贵人相助。基于此，汪静之就揣测这一切是戴笠给她安排的。

看似还算合理，但实际情况是，当时戴笠另有一段更著名的绯闻，也就是人所共知的与电影明星——影后胡蝶，二人在重庆同居。这件事最先是由戴笠在军统的手下沈醉爆料的。

关于胡蝶无需多说，只讲她如何到的重庆。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原本在上海的胡蝶逃难到了香港，本打算在那里定居，拍几部电影维持生计，没想到1941年底香港也沦陷了，经过半年的周折，胡蝶再度离开香港到了重庆。据胡蝶自己在回忆录里透露，离开香港是因为日本人想让她拍电影，她不愿意拍，偷偷跑了。可是经过考证，这里面另有隐情。

胡蝶曾有一位日本朋友，叫和久田幸助，二人关系非常要好，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还有来往。这位和久田幸助也写过回忆录，他对胡蝶离开重庆却有另一番说辞。当时，一位从东京到香港来视察的日本军官打算请胡蝶吃饭，就让司机去接她，胡蝶最初也是答应去的。一行人在路上遭到日本宪兵队的盘查，估计宪兵太忠于职守了，明知这是长官的车，还要强行检查，让小车停在九龙油麻地渡船码头，这么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同时让胡蝶走下车罚站，还一边予以各种辱骂。事后，和久田幸助答应胡蝶一定要帮她把这个宪兵找出来，狠狠处罚，但已是惊弓之鸟的胡蝶彻底害怕了，找准机会逃到了重庆。

彼时，胡蝶已经与粤剧大家潘有声结婚七八年了。到了重庆后，潘有声就被任命了一个驻外的职位，这个职位是谁帮忙安排的呢？按沈醉的说法，就是戴笠。戴笠的初衷当然是瞄准了胡蝶，通过这种所谓的恩惠，逼胡蝶委身于己。为此，戴笠还专门为胡蝶修造了公馆，金屋藏娇，与之同居。后来戴笠还跟胡蝶约定，抗战胜利后，胡蝶离婚，然后两人结婚。不幸的是，戴笠在抗战胜利半年后因空难去世。

关于这一段，皆出自沈醉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在文中他的老上司戴笠俨然就是一个色鬼，不仅霸占胡蝶这样的女明星，手下人的妻子或女儿也逃不过他的魔爪，甚至自己培养的女特务，也和他有一腿，最后还分配给下属做小妾。

但到19世纪80年代后，沈醉对回忆录做了一些修改，其中有一段关于胡蝶与戴笠的。原版说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很懂得明哲保身，自从老婆被戴笠占有后，他在美人和金钱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决定宁可牺牲老婆，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发一笔横财，他知道如不这样，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手枪穿几个窟窿。于是，戴笠答应给他一个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的头衔，让他放手去做投机走私的生意，他便长期住在昆明，很少到重庆和胡蝶会面，正好成全了戴笠。

沈醉1960年代初稿出版时，胡蝶和潘有声尚在人世。到1980年代，该书再版，沈醉就删掉了这段。

而在胡蝶的回忆录里，尽管对自己离开香港的说法有一些含混不实的叙述，却也多少可以理解，这种迫于**威不得不在沦陷区低头的做法，其实非常无奈和尴尬，所以她对这段经历不愿详细去讲。于个人而言，那是一段屈辱的生活。而国土恢复之后，这段屈辱的生活如果真讲出来，必定又得不到舆论的理解和同情，反而会成为一个污点。所以，胡蝶在回忆录提到这一节的时候，说自己拒绝跟日本人合作拍电影而逃离香港，这显然比她说去赴日本军官的宴会受到辱骂、愤而离开香港要好得多。

但是除了这些实在不愿说出的往事，其他一些事情，胡蝶还是要为自己讨个公道的，比如面对沈醉的造谣，她写道：“我和有声虽然辛苦，但也享受着夫唱妇随、同甘共苦、怡然自得的日子，现在回忆起那段日子，也仍然是辛酸中含着甜蜜的。有声是个爱护家庭的人，对我对子女恪尽为夫为父的职责。”事实上也是如此，抗战结束后，夫妻两人就带着儿女去上海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香港。直到潘有声去世，胡蝶一直都陪伴在他身边。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就对沈醉的回忆录提出了强烈质疑，特别是其中关于戴笠与胡蝶关系的描写。

沈醉的说法是：胡蝶与戴笠开始有关系始于1942年，到了1943年，戴笠就与胡蝶一直秘密住在他的城乡公馆里。然而，真正的史实是：1942年胡蝶尚在香港，下半年辗转到了广东曲江，11月底才来到重庆；1944年又参加主旋律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外出，到当年秋天才返回重庆。所以，戴笠与胡蝶二人在重庆单独相处的时间不过1943年一年以及1944年10月到1945年秋天，这两段时间（抗战胜利后不久胡蝶就去了上海），满打满算，最多两年不到。沈醉作为戴笠身边的人，说二人同居了好几年，显然出入太大。

至于胡蝶本人对此的回忆，显然是看过沈醉所说后才写的。不过她很高明，并没有针锋相对地为自己辩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胡蝶说这段话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她与潘有声本也是二婚，潘有声其人，也不是大富大贵、有权有势的人，以胡蝶在全国的名气，在电影界的地位，如果真是贪慕虚荣，完全可以嫁到一个达官贵人。由此可见，依照胡蝶在婚姻上的这种选择，证明了她不可能会迫于强权，与戴笠有什么关系。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正在北京拍电影，回到上海后，读到了彼时的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她写了一首打油诗：赵氏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这首诗是在讽刺张学良，东北被日本人占去，原本驻防东北的张学良，不思进取，但马君武偏偏把胡蝶也给带了进去，这让她非常生气，立即在《申报》上发表抗议，而且她在电影公司的诸多同事，也集体联名发表启示，以证明她的清白。晚年的时候，胡蝶短暂去过台湾，有人曾介绍她与张学良见面，被胡蝶婉言谢绝，说“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彼时，如果能与张学良这种有权势的人沾上些关系，不管是否属实，一些觊觎名位之辈反而会很高兴。而且这件事，当事人之一的张学良本人也没有出面辟谣，对于一般女性来说，她们更不会主动申请辟谣，但遇上的是胡蝶，她做出了最激烈的应对，可见其性格的刚烈。

再回到沈醉回忆录里针对胡蝶的不实说法，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因为他当时是战犯，按照惯例，这种回忆录只有对他以前共事过的国民党人骂得越狠，他自己的问题才会被很好地谅解，所以在回忆录里，他很可能虚构了不少内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针对胡蝶和戴笠，沈醉还把话题指向话剧演员白杨、电影演员陈云商，声称二人都与戴笠有关系。“文革”期间，白杨就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八年。

20世纪80年代沈醉重新修订回忆录时，可能是良心发现，删去了一些东西。其实，他如果不造谣戴笠与胡蝶的事，外界就完全没人知道。所谓“无风不起浪”，戴笠在近代史上的评价很复杂，他权力太大，又身在体制内，难免树敌众多，这些敌人应该是乐于传播此类花边新闻的。另外，蒋介石自与宋美龄结婚后，对婚姻与家庭有着非常正的价值观，同时也提倡“新生活运动”，对手下也应该有这方面的要求，像戴笠这样担任要职的人，如果在价值观上跟他不契合，他如何肯重用？

现在查遍浩如烟海的史实资料，只有沈醉一人直截了当地揭露了戴笠的生活问题，再没有第二个人“原创”出这样的故事，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正如汪静之揣测戴笠与王映霞的关系，也只有他单方面的说辞，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说法，他这样做的动机，也许只是单纯地同情郁达夫，不像沈醉写戴笠与胡蝶，为的是政治目的。

之前我们提到，白杨因为沈醉在回忆录里的污蔑，在“文革”中遭到审查，可王映霞并没有，她唯一一次被调查是在1952年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幸亏她昔日只是“口头入党”，没有相关证件，所以在短暂拘留就被放了出来。试想，如果她真与戴笠有关，就算躲得过19世纪50年代的审查，也逃不过十年浩劫。

基于此，我们相信，王映霞与戴笠并没有感情纠葛。所有的揣测可以加以想象，但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因为人的情感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很微妙的东西，特别是历史人物的情感，确定它，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