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汪静之晚年有一部回忆录，于1993年在海外发表，因为当时身在大陆的王映霞还在世。在回忆录里，透露了王映霞当年在武汉曾瞒着出差公干的郁达夫、由汪静之陪着去医院打胎。汪静之猜测这件事跟戴笠有关。

抗战胜利后，戴笠又几次帮王映霞的再婚夫“找工作”，还送给王一座宅院，如此总总，让人不得不心生疑虑：戴笠与王映霞之间的关系是否属实。若要理清这一段，就有必要从二人的相识说起。

根据戴笠的年谱，他最先是认识郁达夫的。1933年4月，戴笠时任军统二处处长，局长是陈立夫。而这一年，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刚从上海迁居到杭州，营造了一间“风雨茅庐”。戴笠的年谱上讲，到当年7月，郁达夫宴请杭州警察局局长，把戴笠也叫去作陪。另据郁达夫本人的日记，1936年他在福州时，戴笠还叫人送酒给他。以上表示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而正是在此期间的1932年春节，郁达夫带走了家里的存款，回阜阳跟原配妻子孙荃过年，将王映霞母女三人丢在杭州家里。而且一直到后来王映霞与他分手，郁达夫也没有和孙荃离婚，这让王映霞一辈子都记恨这件事。不管怎样，在戴笠现身的这几年，正好也是郁达夫、王映霞关系很尴尬的时候，这里面或许就有些问题。

据王映霞本人说，自己不太喜欢交际应酬，与郁达夫热衷社交恰好相反。但在当年杭州的社交聚会上，不少友人却对王映霞的印象非常深刻，据当时在杭州留学的一位日本学者介绍，王映霞不论打扮还是做派，都非常有交际明星的气质，喝酒也很豪爽，交谈也非常入流。因此，汪静之才会说：“凡是郁达夫认识的朋友，王映霞都特别热情的接待，都愿意与他们好好的交际。”

那么有证据证明，戴笠也是王映霞非常愿意热情接待的对象吗？

据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秘书蒋受谦回忆（他与郁达夫相识，大约也在杭州参加过郁家的宴会）：戴笠跟郁家的关系非常好，可以用“不速之客”来形容，不用打电话，不用预约，直接就可以上门，吃饭的时候还给佣人小费，非常大方。然而当时的情况是，郁达夫自己家境并不太好，他是请不起佣人的，唯一能充当佣人角色的，不就是王映霞吗？这就是说，戴笠给王映霞看赏，等于是给郁家补贴家用。

当时戴笠37岁，除了军统二处处长这样一个身份，他还是浙江警官学校的特派政治员，所以他一旦到杭州的话，多半是为了公务，因公出差，而且出手还特别大气，这对爱慕虚荣的王映霞来说（汪静之观点），不是很大的**吗？

郁达夫作为当时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围绕在他身边的肯定不乏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但也没必要谈虎色变，好像这帮人结交郁达夫的目的，就是为了拐走人家的妻室。古语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就是说像纣王那样的人，虽然我们现在对他的评价不高，但看看历史上对他的描述，确实又太突破我们的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了。

言下之意：穿凿附会之辞有时会干扰我们的思想。比如戴笠，史上对他的评价是两极的，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坏事做尽，但与他同事过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遵守传统道德的男子，就像外界评价许绍棣一样，有人说他方正清廉，鲁迅则骂他无耻。当然，这仅仅是一句题外话，不加赘述。

通过在杭州的走动，戴笠与王映霞应该说经常见面，也就加深了彼此的印象。到了后来，随着时局不堪，国民政府搬迁到了重庆，上层人物纷纷西迁。这时候大约是1940年，王映霞终于宣布与郁达夫离婚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能叫离婚。只是王映霞自己在几家重要的报纸上发表启事，说郁达夫：“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新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有意思的是，二人没有结婚证书，但却有一个离婚协议书，相当于结束同居生活。

1940年7月，王映霞从新加坡辗转来到重庆，先是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做保育员，次年的夏天，来到军事委员会做秘书，很快又调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的科员。1942年的春天与钟贤道结了婚。钟贤道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元老王正廷的学生，当时在重庆华中行业局任职，二人的婚姻，正是王正廷做的媒，婚礼也办得很隆重，据说当时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了新闻纪录片。著名的诗人、作家施蛰存，还特意为婚礼赋诗一首，最后一句是：“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这其实就带点讽刺意味了，山中无意采蘼芜，意思是数落王映霞忘记前夫。对于二婚，王映霞自己曾说过一段话：“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可以用生命、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绝不发生第二次痛苦了。”

在王映霞看来，她既不要名士，又不要大官，她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世、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而钟贤道正好是这种人。

到了1980年，钟贤道逝世了，王映霞则于2000年过世。她总结自己的婚姻说：钟贤道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插了这么一段关于王映霞二婚的往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说一下戴笠与王映霞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