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郁达夫的《毁家诗纪》说了不少，突然冷不丁跳出一个悬案：除了许绍棣，王映霞是不是与当时著名的特工之王戴笠也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在展开解析前，有一个话题似乎必须得说一说，那就是郁达夫与王映霞是如何相识的？他们一起度过13年的时光，为什么到头来会发生冲突、导致婚变？为什么又是许绍棣，又是戴笠，王映霞就真的那么博爱吗？

最开始，郁达夫和王映霞是在1927年的1月认识的，两人在香港《星岛日报》刊登离婚启示，则是1940年5月。相识的时候，郁达夫与王映霞年纪虽然不是特别悬殊，但毕竟郁达夫当时已经与孙荃结婚七年，与几个孩子住在北京。已婚人士和未婚人士在婚姻之内进行交往，不管是在今天还是民国，都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但郁达夫与王映霞硬是打破了传统，两人从认识到定情，也只有50天的时间。

不过在王映霞决定与郁达夫在一起的时候，提了一个条件，即你一定要离了婚再说。郁达夫最开始是答应的，后来又反悔了，他本人在日记里讲到过这种矛盾的心态：“对于王女士的私情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或者说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但我在无意识的中间，也在思念北京的儿女，而目前问题尚未解决的两个女性，人生的矛盾，真是厉害。”

而对于解决方案，郁达夫在纠结再三后，最终还是选择既要得到王映霞，也不愿与自己的发妻离婚，他有一段日记是这样写的：“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孙荃）的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但映霞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

看上去，郁达夫是在很直接地描述自己的矛盾和困惑，但他的行为也非常坚决：既不与老婆离婚，也要与王映霞在一起。因此他在1927年3月26日的日记中非常直白地说：“我一边抱拥了映霞，在享受完美的恋爱的滋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独演了。”

郁达夫的这一番姿态等于将皮球踢到了王映霞那边。王映霞最开始坚决要求郁达夫离了婚才能跟自己在一起，但架不住郁达夫的坚持以及对对方的迷恋，后来她自己动摇了，条件就改为：即使不能离婚，也不能回阜阳与孙荃同居，因为那时候孙荃从北京回到了阜阳老家。

王映霞认为，如果郁达夫继续同孙荃保持夫妻关系，自己就将被置于小妾的地位，这是坚决不能容忍的。晚年有学者采访王映霞，问她，“当时没有坚持让郁达夫办理离婚，是否出于同情心？”王映霞回答：“人皆有恻隐之心，我开始是坚决要他同孙荃离婚的，后来和他的感情深了，也不忍逼得太厉害，只能这样了，只要他答应不再与孙荃保持同居关系，不管怎么说，孙荃曾经是他的发妻，又有儿女，而且不久又要生孩子了。”确实在不久之后，孙荃就生了第二个女儿。所以从一开始，王映霞就比较被动，而且处于守势，她要求的条件并没有达到。

除此之外，影响郁、王二人在一起的，就是婚礼这件事。用今天的话说，如果王映霞要和郁达夫结婚，就算是犯了重婚罪；另一点，如果不能举行婚礼，王映霞就只能算郁达夫的妾，她就只能住进郁家，听孙荃的管教，让郁达夫“两头大”（男主到妻那边，则妻为大；在妾一边，就妾为大），就是当时郁、王、孙三人面临的局面。这样做虽然名义上不行，但现实中还能将就过得下去。

不过，尽管如此，郁达夫又一次让王映霞失望了。1927年6月5日，两人在杭州请了40多个亲朋好友吃订婚宴，并同时宣布两人将于明年春节到日本旅行结婚，并发放请柬，请亲友们届时可以到东京参加他们的婚礼。排场可谓不小，虽然郁达夫当时的名气已经非常大了，同时他也挥霍比较大，没什么积蓄，虽说要到日本旅行结婚，但因经济上的原因根本无法兑现。但大话说出去了，怎么办呢？王映霞倒也通情达理，两人就在杭州火车北站附近租了一家小旅馆，潜伏了一个多月。

王映霞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日日痴坐在洞房。只能从窗户外偶尔吹进来的几阵春风里，知道春天是已经来到了。然后装作从日本回来，再办了一桌酒席，请大家吃一顿真正的结婚酒。

这真是心酸的浪漫。

婚后，两人最大的矛盾是郁达夫除了不能离婚，不能明媒正娶王映霞，甚至王映霞婚前给他约法三章的另外两条，他也没能做到。一是戒酒戒烟，因为郁达夫好交际，酗酒、抽烟，十分不利于健康。在三十年代之后，郁达夫小说的创作数量明显减少，以游记、散文、诗歌居多，相较而言，散文诗歌的稿费要少很多，郁达夫的收入锐减。对于他而言，写小说对人的精力要求很高，郁达夫酗酒抽烟，身体已大不如前，他不敢再接写小说的活儿。

另一条是改变男女关系混乱的生活作风问题，不要再去嫖，去妓院喝花酒。郁达夫也没当回事，在福州的时候，他居然让王映霞女扮男装，陪他一起去逛妓院，去看看那里的排场和风光。可想而知，王映霞不在他身边的时候，郁达夫要做多少荒唐事。

如此既不能完成婚前的承诺，又不能老老实实地赚钱养家，作为一位家庭妇女，日子一长难免要生一些埋怨，但总归还是可以忍。但在1932年，郁达夫又一次违背了诺言，他在2月10日这天突然取走了家中唯一的一张五百元存折，独自到阜阳与孙荃相会。获知这个消息后，王映霞当时就崩溃了，这比到妓院嫖娼更不可原谅。

后来，王映霞在80岁的时候，回忆起往事，仍然愤懑难平：他就是欺侮我过去没有男人，没有嫁过人，私下没有老家（前夫），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将来我一定要找机会报复。我对于他回阜阳这件事，是终生日夜难忘。他越对我好，我越对他冷淡，这就是他对我怀疑的起点和症结。

因此，这才有了郁达夫从阜阳回来后，王映霞立即让他写“版权转让书”，即让郁达夫把所有著作的版权都转给自己，不仅仅是双方签约，而且还有正式的律师和出版社的经理出席，四个人签名盖章，一式三份。从那以后，夫妻生活中只要郁达夫一提到“回阜阳”这个事情，王映霞就恨：“我心中是希望他一字不提的，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不易忘记，把我们母子三人丢在上海这个贫穷的家中，我一想起就会恨之入骨。”

我们要注意这个时间点，是1932年2月10日，这正是过农历新年的时候，郁达夫把母子三人扔在上海，自己拿走了家中仅有的现金，跑回阜阳与前妻同居。王映霞为了这件事恨了郁达夫一生，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是早知道，再也好不了了，但当时却不得不继续生活下去，为的是息事宁人，”她对来访者说，“这你一定不容易懂得，我也不希望别人懂得，让此情覆于东流江水吧。”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王映霞对郁达夫就再没有了爱情。

后来郁达夫虽然为此道了歉，但他也无力为自己的错事进行偿还，还是因为挥霍太过，快掏空了。到了1938年，王映霞给在福州的郁达夫写信：“在这12年中，你假如能够节省一些买书、买烟、买酒的钱，恐怕我们一家在安全的地方，也能过上一两年的好生活。十年来，向你种种衷心的劝告，都等于零，请想想看，是不是无形中旨在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自己没有明白自己的短处，不忘成家立业的短处，还能怪着别人吗？假如我有女儿，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事生产的文人结婚。”

到了晚年，王映霞又再度说起这封信，“我感觉到他对于家庭和夫妻生活已经厌倦，再没有初恋时那种**。”郁达夫从小离家，特别是到日本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人过活，自由惯了，这种毫无家庭观念、不把妻子孩子放在心上的人，最好不要成家。

正因为有这么一个铺垫，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正如王映霞自己所说：“他越对我好，我越对他冷淡。”

比如他们在金华去往南昌的火车上，王映霞只与同学李家映谈笑风生，却对郁达夫不理不睬。郁达夫问她们：“这样津津有味，谈了些什么？”王映霞哪壶不开提哪壶，直接回答说：“我们正打算给许绍棣介绍女朋友。”

此外，在家里吃饭也是这样。王映霞在婚前曾对郁达夫有过警告，让他不要酗酒，除非特殊情况，比如郁达夫的二哥到家里来，王映霞才让郁达夫喝酒，而且只能喝一斤黄酒，一旦这个量到了，她就下令吃饭，谁都不许再喝酒。这件事后来被郁达夫的二哥传到阜阳老家，让郁达夫很没面子。

这样的事情，在二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天天都要发生，所以郁达夫再想挽回这段婚姻生活，其实已经不可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发生了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精神恋爱”，不过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分开之后，也仅仅是写信，信的内容，也只是王映霞要为许绍棣介绍女朋友孙多慈。

既然是写信，总是免不了寒暄，在从文言转为白话文的阶段，大家在描述这种情感的时候，下笔总是比较重，所以一些客套的话，看上去也非常的热烈。郁达夫何尝不懂这些，但嫉妒已经深深扎根，让他一直怀疑：老婆对自己这么冷淡，跟许绍棣又这么热情，他们会有什么关系？

后来，他因为王映霞介绍许绍棣与孙多慈相识这件事，与孙的老师徐悲鸿见了一面，他题了一首诗，徐悲鸿就为他画了一幅梅花：“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

国恨是什么？日本侵华的事实；家恨是什么？徐悲鸿本来与孙多慈相恋，但孙多慈最终嫁给了许绍棣，而郁达夫又拼命想挽回与许绍棣发生“精神恋爱”的王映霞。

以上的林林总总，才是王映霞不断与许绍棣、戴笠发生纠葛，与郁达夫离婚后再嫁、一直到老都不后悔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