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完郁达夫《毁家诗纪》前四首，第五首和第六首可以跳过，因为这两首都是他应郭沫若之邀，担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外宣处处长后，去中原抗日前线劳军时所做，并无多余的情感泄露。只是在这期间，王映霞留在武汉，让郁达夫好生不快，他在自注中说：“映霞日日邮电去溧水，促许君来武汉，我已不知其中经过。”

他说王映霞几乎每天都要发电报或写信给许绍棣，让他也来武汉。至于王映霞因为什么事情写信给许绍棣，郁达夫当时并不完全知道，或许偷看了王映霞的信件，或许只是猜测。只不过后来他从一封许绍棣的来信中明白了，“许君又新恋一未婚之女士，与映霞似渐渐有了疏远之意”，这就是前文讲的，王映霞为许绍棣介绍孙多慈。郁达夫就武断地认为：正是因为许绍棣有了新对象，所以他才对王映霞产生了厌倦。正是这种消息的不对等，导致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猜忌之心越来越重。

接下来再来看第七首：

清溪曾载紫云回，照影惊鸿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

伤心王谢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后杯。

省识三郎肠断意，马嵬风雨葬花魁。

这首诗的背景大约是1938年的秋天，郁达夫在巡视了前线后，又转道浙江。当时对于郁达夫来说，国仇家恨聚集在一起，因此这首诗流露出的情绪比较低沉。再加上回到浙江金华，无异于故地重游，大有“二度沈园”之感，沈园就是陆游与表妹唐婉相恋的故事，郁达夫在这里开始了咏怀古迹。

接下来，就有了第八首：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昴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郁达夫经过几个月在外的奔波公干后回到武汉，很快就与王映霞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事恰好被汪静之看到，他那时正要动身前往广州，前来向郁达夫告别，一推门就看见夫妻俩吵个不休。据这个四处惹事的汪诗人回忆：“达夫一见我，就指着映霞一边哭一边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居然和人家睡觉。”

汪静之吓坏了，连说：“这事声张出去，被‘杀人魔王’听到，咱们都活不了！”还不停帮王映霞掩饰，说这是“没有的事”，让郁达夫不要听信谣言。郁达夫则反驳说：“哪里是谣言？许绍棣的亲笔信在我手里！”

这句话最后让汪静之如释重负，反而放心了，原来之前他并不知道王映霞与许绍棣有过这么一段故事，他所说的杀人魔王可不是许绍棣，而是他听其他人讲过的戴笠。想到这里，他就劝郁达夫：“你别这么哭，我从来没见到一个男人像这样号啕大哭。”解劝了两句后，汪静之就告辞了。在这里，却又透露了一个信息：戴笠难道也和王映霞有关系？

在汪静之的回忆录里，他提到过这一节。在武汉的这段日子，他经常去郁达夫家串门。有一天到了那里，发现郁达夫不在，自个儿想坐一会儿就走，突然发现郁达夫的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原因，郁飞告诉他：“昨夜妈妈没有回来。”汪静之很好奇，问去哪儿了，小孩不知道，再问家里王映霞的母亲，老太太只记得一部小汽车把女儿接走了。

又过了一天，八卦的汪静之再度来到郁达夫家，这一次王映霞在家，还主动请他喝茶。汪静之正要开口询问前天的事，王映霞就立马与他谈起戴笠家的花园洋房，富丽堂皇，非常漂亮，一边说一边露出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就明白了王映霞没有回家的原因。

后来，汪静之还说自己曾在武汉陪王映霞打过一次胎。为什么要让汪静之陪她去打胎呢？用王映霞自己的话说是：抗战逃难期间，女人怀孕不方便，而郁达夫既不愿意她去打胎，当时又正好在外面巡视，所以我就找到汪静之夫妇，请汪家把汪静之“借”来一用，冒充医院所要求随行的“男性家属”。

深夜未归，瞒着丈夫打胎，这两件事一混搭，让汪静之产生了联想。他当时就考虑，要不要告诉郁达夫，他本来与郁达夫关系不错，按理应该说出真相。但又怕郁达夫一气之下，把这事声张开来，免不了就要遭戴笠的毒手，所以汪静之最终选择了沉默。

在汪静之的回忆录里，还记载了在1946年夏，彼时郁达夫已在印尼苏门答腊遇害，王映霞从南洋归来再婚。汪静之那时正在上海，听妻子的一位同学，同时也是王映霞的同学说，王映霞从南洋回到重庆后与人再婚，并请戴笠帮忙让她丈夫做了运输汽车队的队长，在滇缅路做运输工作，顺便也做一些走私生意，发了大财。抗战胜利后，戴笠又让王映霞的丈夫做了铁路运输宜昌站的站长，接下来接收上海，戴笠利用自己的权力，送给了王映霞一座洋房，当时这些都是属于日伪的资产，由政府方面统一接收再分配，大多可以暗箱操作。

八卦完这些，那位王映霞的前同学，斩钉截铁地断言：“王映霞一直就是戴笠的姘头！”

说到底，这么大一个秘密，在戴笠1946年故去后，汪静之本可以公布于众，但据他自己说，担心王映霞受到其他牵连，因此保持了沉默。直到多年以后风平浪静时，才通过回忆录讲出来。

以上就是《毁家诗纪》中插入的一件大事。汪静之所言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我们不好评判，但无风不起浪，我们感兴趣的是：戴笠是不是插足了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家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