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通过一组诗公开发表声明，说自己的妻子与自己的好友发生了外遇，他要离婚。这件事既可以说骇人听闻，又可以说无奇不有。

《毁家诗纪》的第二首是：

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

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

本诗字面上写的是1931年至1937年初发生的国家大事：一是东三省被日军占领，一是西安事变，“景升儿子终豚犬”，这是曹操的评价，说刘表的儿子都是猪狗，这句的杀伤性非常大，骂人不孝乃至于此。骂的这个“儿子”就是张学良，郁达夫认为东北沦陷跟张学良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也是主导者。尽管郁达夫是中国左翼力量的代表人物，但他已经形成了对张学良的一种固有看法，所以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贬低。

尽管诗里没有提到什么私人问题，但如前一首一样，还是在自注中有所透露。郁达夫说，曾经让王映霞到福州来跟他一起住，但住了几个月，王映霞就回到了浙江。在此期间，杭州的家中不时有人传讲王映霞形迹不检，但郁达夫表示自己不信。期间，王映霞还告诉他一件事，许绍棣夫人久病难愈，许情深义重，请医生打了一针，让许夫人“安乐死”。但按照民国的法律，擅自给病人进行“安乐死”，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哪怕家属认可也不行）。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许绍棣。他是浙江临海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来成为国民党浙江党部的宣传部部长，一路升到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之位。许绍棣在近代史上的名气，除了这一“桃色事件”，还有就是被鲁迅骂过——鲁迅说自己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自由同盟”的时候，就因为许绍棣的告发，导致国民党通缉他，不得不在内山书店躲了一个多月，才消此厄难，因此，他就骂许绍棣“阴险无耻”。

按理，近代史上的这些人，一旦被鲁迅骂过，很难有什么好下场。但许绍棣除外，有人评价他在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位置上做得非常好，是一个方正清廉的官员，而且事情也做得非常好，主要功绩是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同时还兼任当时的《民国日报》社长，1949年后到台湾，成为“中央日报”的董事。

按理，许绍棣也算是郁达夫的好友，二人在上海、杭州两地交情匪浅，王映霞也是通过丈夫才认识的许绍棣。这种“朋友妻，不可欺”的江湖逻辑，许绍棣不可能不知道吧？那为何又偏要惹出一段事来呢？

后来，王映霞在自传里也有这么一段回忆，她说：“俗话说：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做难人。我和郁的争吵、出走、最后离异，凡事种种似乎均归之于我与许绍棣相识为导火线。”说明她对这件事的态度跟郁达夫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各有各的证据。那么问题就来了，是否许绍棣这个“中间人”出了什么问题呢？

在《毁家诗纪》的第三首中便有说明：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

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

这首诗根据郁达夫的自注我们可以知道，在上海见了郭沫若后，局势日渐紧张，由于日军占领了海上通道，他只能从陆路进入福建，于农历七月十六夜到了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程之苦，前所未有。到了福建，他将王映霞安排在阜阳的避难处，这里是郁达夫的老家，他给王映霞租了一间房子。但住了不满两个月，王映霞就抱怨生活太苦，随许绍棣去金华、丽水同居了。这是郁达夫注里面的原话，说自己的妻子跟好友去同居了。

接着，郁达夫又写：“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听得从浙江来的朋友讲，说许厅长新接的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一直一笑付之，但我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江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绝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敌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

言下之意，就是欲望能掩盖人的理智，所以“我一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当时的情况是，王映霞离开阜阳之后，确实住到了丽水附近的浙江省政府机关临时办公住宿地点，她带着三个小孩住在楼下，许绍棣因为自己的夫人也去世了，也带着三个小孩避难到这个地方，住在楼上。一个单身父亲，一个单身母亲，都带着三个小孩，互相照应之类的事情，也是人之常情。

在这段时间，有人去福州探望郁达夫，口称：“一座精致、宁静的老式庭院里，只住着郁达夫和一个帮忙的女佣人。”他打听王映霞和子女的消息，郁达夫只是淡淡地说“映霞回杭州去了”，而这位女佣人也帮腔说“太太来福建不久，就说去杭州搬东西，去了几个月没回来”。

显然，郁达夫不愿意谈起此事，那么到底王映霞跟许绍棣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如果没有，那么二人分分合合之下，王映霞为什么还是不愿来福州与郁达夫同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