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从幼儿园到小学都在国际学校就读，高中时在瑞士留学。

我之所以会去国际学校，并不是为了所谓的英才教育。当时我的父母打算办离婚手续，每天都被媒体记者追着跑，所以当他们想把我送到日本幼儿园时遭到了拒绝，对方说：“这么混乱的状态下我们不能让她入园。”我的父母想，如果去了日本的学校，我的身份就会暴露；如果学校里都是外国人，就没人会对我感兴趣，也没人会认识我，所以他们让我进了国际学校，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笑）。

我的日语很差，以至于我不得不在六年级时转到日本的小学学习半年，然后升入日本的公立初中学习。我进入一所东京都立的高中，当时非常流行“不良”文化，我的高中是在六本木［169］，每个人都会参加派对，狂欢到午夜，每天都想着怎么玩乐。我不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值得开心的，所以我感到非常孤独。

我想：“要是能用原文理解我喜欢的法国电影，那该有多好。”因此想去一个既可以学习英语，又可以学习法语的国家。当我和母亲谈起这件事，她说：“我会付钱，你自己去找，自己去安排吧。”

于是我跑遍了各国的大使馆。

我去了把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法国、加拿大、瑞士的大使馆。其中瑞士大使馆的回应是最好的，所以我选择了一所瑞士的学校，并告诉母亲：“我已经决定好了，请给我钱吧。”她说：“好。”便给了我钱。

母亲是非常守旧的人。她会说出这种话：“等你结婚了，就要服侍对方的家庭。”但她身上也有着与之截然相反的反叛精神。她不惧怕变化，会告诉我：“如果你认定了一条路，就应该坚持走到底，不要管社会上流行什么。”当16岁的女儿忽然说“我想学法语”，一般来说，不会有母亲回答“可以，我会付钱，你去吧”。至少会说“等你高中毕业再说”。但在我家，灵感来了就要付诸行动。

记者：从瑞士高中毕业的那年，您曾和父母一起去欧洲旅行。

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家旅行，是一次让人压力很大的旅行（笑）。我没想到父亲会来。他们在日内瓦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然后我们去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住在怡东酒店，那里曾是电影《魂断威尼斯》的舞台。我们又从威尼斯去了巴黎，不过，我每天都在哭（笑）。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一个人住在巴黎，他想带我们参观充满回忆的住处，还有他以前常去的餐馆。但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有的地方已经消失，找不到了。而且，我父亲几乎每隔5分钟就会开始制造麻烦。

他会说：“我不喜欢这个服务员的态度。”还会用糟糕的英语说：“操，操，操。”我懂英语，所以我会对他说：“别这么说。”他就会说：“他们可没时间讨好你。”父亲是个胆小鬼，一旦认为有人看不起他，他就会用“我是个大人物”的架势来吓唬对方。

父亲确实不会看不起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有点儿被人瞧不起”对他来说是件大事。他总是希望与人建立平等的关系——“我非常尊重你，所以你应该给我同样的尊重”，他总是带着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要求。

他说：“孩子她妈，下次别再搞这种旅行了。”母亲说：“嗯。不会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