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欧洲旅行后，我们一家一起返回日本。当回程的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时，我告诉坐在身旁的父亲：“我会和本木雅弘结婚。”我已经告诉过母亲，但她说：“你也要好好向你父亲当面报告。”只是整个旅行过程都磕磕绊绊的，我只好在飞机着陆前才告诉他。父亲很慌张：“哦？什么？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回答：“这不是一直来不及说嘛。”

真是的，当时的场景简直像喜剧电影一样。

母亲说：“应该让你爸爸站起来，告诉他‘是爸爸给我介绍的本木先生’。”没错，确实是父亲介绍的。我们家的传统是在每年的父亲节与父亲见一次面，可是在我15岁那年，父亲没能遵守承诺。第二天，我接到喝醉的父亲打来的电话，他没说：“昨晚很抱歉。”只说：“我在六本木喝酒。”就这样把我叫到了六本木的寿司店。

我到了那里，发现是我父亲策划的一部名为《鱼来二噁英》［170］的影片的团队成员在聚会，本木先生也在其中。明明是父亲把我叫到那里的，他却说“你去那边坐着”（笑）。父亲大致为我们做了介绍：“这是本木。”“这是也哉子。”第二年，本木是奥斯卡颁奖典礼直播节目的记者，他经纪公司的总经理问我：“也哉子，你喜欢电影吧？能说英语吧？你想做兼职吗？”我说：“是的！我想！”于是我也去了。

当时我们两人一起走了红毯。那是1992年，《沉默的羔羊》被评为那一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没想到后来我们又因为《入殓师》一起走了红毯。

我在瑞士留学，分开时我们交换了地址。后来我们开始通信。第二年，本木来瑞士的学校看我。

因此，我们交往的契机绝对是我父亲。母亲建议我：“你如果告诉他，是父亲您介绍我们认识的，他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于是我就这样说了（笑）。

我以为结婚这件事会遭到反对，就像出国留学一样。因为我当时才19岁，刚刚考上大学。当我告诉母亲“本木说他想结婚”时，她犹豫了一会儿，问：“你不能找个圈外人吗？”可当我说：“我是您唯一的女儿，本木说他可以入籍［171］到内田家。”她说：“是吗，那可真是太好了！”转而变得非常赞成这桩婚事。

还有，本木家连续16代都是农民。母亲说：“他们几百年来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种植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大米和蔬菜，他竟是这些人的后代？雅弘有这么好的基因。”这是母亲最喜欢他的地方。她折服于农民随大自然的节律重复日常生活的精神力量——那份耐心、谦逊和伟大。

这么一来，母亲也不再动摇了。当我问：“大学怎么办？”她说：“想学习的话随时都可以学。”通常情况下，身为母亲不会这样说吧？因为我好不容易才被大学录取。但我母亲的想法是：“如果你在人生的这个时间碰巧遇到一个人，他说，‘我想和你结婚’，你没有理由不接受。”

她说：“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精力，所以要趁年轻。你以后还可以尽情学习和工作。”听到她这样说，我又一次觉得：“这个人可真是脱离常理。”每当我说一些我以为她会反对的事，结果她都会鼓励我：“不是挺好的吗？”因为我一直被这样鼓励，显得我的担心像是白费力气……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在十字头结束的年纪进入一个新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现在也总是有意识地在找平衡。当我把事情交给母亲处理，最终总是朝着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这不禁令我感到不安。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边想“妈妈是这样说的，但这样做真的对吗”，一边做调整。

我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人类总有一个心理——父母管得越严，孩子就越想跳出规则。所以，她只会说：“只要你不给别人添麻烦，想做什么都可以。”

从我还在幼儿园起，她就允许我拿菜刀，就算手被割伤，她的反应也很平淡。有一次，她突然把我的手推进火里。“烫吧？”她说，“你看，你知道烫了，就不会再碰它。”她还会让我在没有扶手的楼梯上探出身体，说：“看，这样会掉下去。”她让我通过身体的感觉来学习。当我在街上差点绊倒时，她不会说：“危险。”她会任我摔倒，蹭破膝盖，只对我说一句：“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你要走慢一点。”这些我模仿不了，做父母的人没有相当的觉悟是做不到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