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您母亲和父亲的葬礼上，您的两次致辞都不是泛泛带过的致辞，而是非常真诚，很为人所称道。

母亲去世时，葬礼的主持人本来应该是我父亲，但他因为身体不适而无法致辞，最后决定由我来做。起初，我内心有些回避，后来我想起了母亲曾经说过的：“只要有心，就算笨拙也能传达。就算不会好好跟人打招呼，只要心意传达到了就好。”于是我在葬礼的两三天前下定了决心。值得庆幸的是，后来许多人告诉我：“对你的致辞深怀同感。”“你的致辞让我想到了自己。”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记者：许多参加葬礼的人被树木女士保存在相册中的那封来自裕也先生的情书所感动。

发现那封情书时，起初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我最终决定在葬礼上介绍这封情书。我想与大家分享这个惊喜，毕竟每个人都会好奇：“他们究竟是一对什么样的夫妻？”从这点上来说，我很高兴能够稍微刻画一下他们两人年轻时的关系。

母亲曾说：“不用为我举行盛大的葬礼，入土的时候让人在寺庙里念一念经就行了。”父亲却正好相反，说：“要给我在青山殡仪馆举行盛大的告别仪式。要让田边昭知［165］来当葬礼委员会的主席，让谁谁谁来宣读悼词。”（笑）。不过最后母亲的葬礼也办得很盛大，因为就算悄悄举办，媒体也是要来拍的，不如专为媒体设一个空间，反而可以避免混乱。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其实参加追悼会的人，以及在电视和各种媒体上观看追悼会的人，都是某人的孩子，或是某人的父母。这就是为什么相比其他陌生人的去世，我母亲的去世应当像她生前所希望的那样“让人们看到”，这样就能传递给那些在生活中并不直接与她相识的人。

母亲常说：“我们这种职业，必须暴露私生活和其他一切才能生存下去。虽然有很多羞耻感，但是当你体会到羞耻时，不应该试图掩盖，而应该思考如何看待它。将自己暴露在人前，意味着你自己也必须好好看看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庆幸我生活在演艺圈。”

为了母亲的葬礼，我不得不经历这些，感觉自己像是在摸索着前进，边想着我应该怎么面对，边和那些见证了母亲一生的人一起哀悼她，并一同通过电视和文字报道来重新审视母亲的死。我问自己：“她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人们仍然会对她说过的话、对她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呢？她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让人产生共鸣的地方？”我觉得她是一个如此特别的人，实在太特别了，也许正是那种不协调感让人觉得有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