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是佩索阿生活的新阶段。他不仅放弃了他在20世纪初发起的先锋运动——未来主义、感觉主义和交叉主义，而后面两种都是他想出来的，还放弃了他长期以来创立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兴趣（他确实创立并经营过一些，却从未取得过巨大成功）。感觉好像他时日无多了，开始带着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来描写他自己（即便是特伊夫男爵在临死前，“我的灵魂得到了感情的澄明，我的智慧得到了思想的启迪，这让我拥有了文字的力量”）。他将讽刺变成了揭露内心自我的工具，而不是隐藏的工具。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去将他的全部作品都联合起来，说得文雅一点，他“放松他自己”，更加直接地表现出他觉得他会成为的人。

1932年，佩索阿就那些异名者，写信给他未来的传记作家若昂·加斯帕·西莫兹，称“现在假装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已经太迟了，所以很荒唐”。[19]可这种假装出来的独立早就已经开始崩溃了，不仅仅是在佩索阿计划出版他/他们的作品方面，还在他以他们的名义写作方面。“诗人是骗子。”佩索阿在他的签名诗《自我心理志》中这样写道，可诈骗变成了一个形式工具（使用异名者），同时诗人变得越来越开放、**，即便是当他是“另一个人”，也是如此。特伊夫男爵、不安的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烟草店》（写于1928年1月）的阿尔瓦罗·德·坎普斯，几乎是手拉着手，走进了佩索阿戏剧化生活的舞台，构成了他创作过程中最深刻、最具自我剖析特点的一段时期。也是在这段时期，那些半异名者，比如处在全新内省情绪下的坎普斯，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别人”。这些面具——至少是这三个面具——已经和创造它们的人别无二致了。

佩索阿在1929年重新开始了他在爱情方面的唯一联络，只为了在几个月后将之扼杀，使用那三个“似我的他人”表达他在这个他生活中未经开发的部分有何感受，并且尝试去发现这些感受。坎普斯回想起各种女人，特别是那个他可能娶的金发英国女人，而助理会计员只被爱过一次，却没有回馈给对方爱，还觉得这段经历“最大的感觉就是倦怠——这种倦怠比任何乏味都难受”（《不安之书》第235篇）。他通过各种原理来证明他的纯洁偏好是正确的。他曾这样说：“压抑的爱，比爱的真实体验更能体现出爱的本性。”（第271篇），他还说，爱只是幻想，因为当我们爱着别人的时候，“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即我们的自我”（第112篇）。可在另一段（第113篇）中，他说观察爱要比体验爱美好，他把这个理论称为“叽里咕噜的话，纷繁复杂，充斥在我满是智慧的耳边，让我几乎忘记，我在内心里是个胆小鬼，对生活没有一点天资。”

尽管男爵在一定程度上指责他的社会地位毁掉了“他的机会，让他无法娶一个简单的女孩子，和她在一起，我应该会很快乐，”（和《烟草店》的讲述者一样，他有没有娶那个洗衣妇的女儿？）可有一点很明显，男爵面对异性的更大问题要更加直接、更多地涉及到性欲。他那栋庄园里的女仆都可以供他引诱，甚至可能急于受到引诱，可对她们的主人来说，她们不是太厉害了，就是太软弱了，要不就是太活泼，相貌平平，要不就是有其他不足。以“不由自主会害羞的男爵”这个身份，佩索阿毫无保留地承认，他自己在性方面十分笨拙，而且经验不足。

有一点让特伊夫男爵很沮丧，那就是他创作不出完整的文学作品，或是用《教育》第二副标题中更为华丽的辞藻来说：“不可能创造出卓越艺术。”事实上，这种挫败感与性方面的挫败感并无不同，这一点可以从男爵最长的散文片段中推断出来（“想想吧，我……”，第34页）。在几段中，这位失败的作家抱怨他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创造出与他的才智相匹配的作品，在这之后，他还批评“三位伟大的悲剧诗人”，即贾科莫·莱奥帕尔迪、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和安特罗·德·肯塔尔，说他们“总喜欢将他们自己的悲剧扩大到普遍范围”，而他们的不幸不过是他们在性方面的失望而已。在最后一段中，他再次说起了他自己的悲剧，即写不出他理想中的书，而且，他带着比莱奥帕尔迪等三人更高贵的尊严，说他更喜欢私下里承受痛苦，“没有任何空谈或社会学的因素”。无须参考弗洛伊德，我们就能得出结论：佩索阿在文学作品中升华了他的性本能，他本人也这样说过。当这样的努力没有产生他期待的效果，他产生了一种挫败感，类似于男人（或是类似于女人在性方面的挫败，不过一涉及到异性问题，佩索阿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男性一样是性别沙文主义者。）未能在性方面征服对方时体会到的挫败。

他设想中的作品和那些实际跃然纸上的作品之间存在差距，佩索阿一直都会因此而焦虑，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他一方面感觉他失去了热烈而充满活力的青春，正如坎普斯的一首诗所暗示的那样：“自从我最后一次可以写作，已经过去了多久。一首长诗！”（1934年8月9日）另一方面，二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使得佩索阿只能在写有文字的纸片和创作出来的片段中挣扎：一页又一页没有组合起来的《浮士德》，五百多段《不安之书》的段落，这个书名完美地诠释出了该书的组织状态，好几百首完成和未完成的诗，与计划创作的戏剧和短篇故事无关的情景，各种主题的散乱文章片段，数十个多多少少的精心计划，这些都是不完整、模糊且互相矛盾的，他要如何才能出版这些庞大而零碎的产出？

看到其他人的文学作品“洋洋洒洒，完整无缺”，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承认他很嫉妒（第85篇）。和男爵一样，他不停地抱怨（第152、169和231篇）他写出来的东西不完整、不完美，他也说过，如果明天他的作品全部丢失，他一点也不会难过（第118篇）。和特伊夫男爵不一样，索阿雷斯无法放弃他的“药”，即写作，所以虽然他很憎恶，却离不开这种药（第152篇）。可这位爱做梦的助理会计师一向都比我们预计的要精明和实际，这一点可以从另一段中看出（第64篇）：“我为自己不完美的书页哭泣，但如果后人读到它们，我的哭泣一定比我可能达到的完美更令他们感动。因为完美不会让我哭泣，所以也不会让我去写作。我们无法实现完美。”而男爵正相反，他不会承认他哭了，不会承认不完美，总是避免自嘲。他是一个从骨子里骄傲的人，事实证明，他的骄傲是他最大的限制。索阿雷斯只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小人物，“可以想象自己是罗马国王，但英国国王不能，因为他的英国国王身份使他不能想象自己是其他国王。”（第171篇）因为血统的禁锢，特伊夫男爵一定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他发自本能地不相信梦想，因为“当一个梦过于栩栩如生或熟悉，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现实，同样残酷”。在黑色笔记本的一段里，他这样清晰地写道：“我拒绝做梦，觉得这是疯子或女学生的恶习。”

尽管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写过同样的主题（《不安之书》的第278篇也谈及了悲观主义者莱奥帕尔迪、维尼和肯塔尔，在第208、254篇中提到了邪恶存在与否的神学问题），可他与特伊夫男爵的性格截然相反。他是一个颠倒过来的镜像。这位会计员表面上看没有任何贵族气质，却在内心中培养了贵族精神。

一个贵族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从来都不曾是独自一人。这便是为什么规矩和礼仪总是贵族的特权。让我们把自己内化为贵族。让我们把这个贵族从庭园和客厅里弄出来，把他放进我们的灵魂和存在的意识里。让我们带着计划性和为他人着想的姿态，对自己以礼相待。（第428篇）

佩索阿本人与贵族也算扯得上关系，只不过这方面的证据有些模棱两可：他父亲的祖先中有几位地位低下的贵族。在作品中，佩索阿详细描述了他的家族纹章，是他从一本百科全书中临摹下来的，同时还从该书中得知（据推测）他的姓氏起源于德国的贵族。他对君主政体的同情在他的政治文章中最为明显（即便他只是勉强支持葡萄牙共和国），可他对贵族的着迷会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佩索阿自视高人一等，是阶级歧视者，政治倾向并不正确，即便是在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然而，他的日常生活与卑微的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所忍受的生活相差无几。他的外部环境充斥着卑微。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意味着他只要知道和享受一点：“让我们在这庇荫处求得一份心灵的高贵，对生活无欲无求。”（第45篇）相比之下，特伊夫男爵则必须忍受共和国制度下的贵族身份带来的折磨。他的贵族身份没能让他完全避开这个社会，所以他厌恶这个社会，可最糟糕的事情在于，正是他的贵族身份让他变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人。所有人都知道男爵是个害羞的人，永远也没法和女人上床，为了母亲的死深受打击，而且不喜欢决斗或竞技游戏，甚至还可能为此嘲笑他。和那“三位悲观主义者”一样，男爵不愿意把他的个人问题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愿意，所以骄傲的他选择了自杀。

如果很多异名者是汽车，可以让佩索阿逃离他那黑白的存在，甚至是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让他做一些他“真正”喜欢的事情，那么，其他人物角色的出现则可以证实他的人生的确是黑白的，或是可以发挥这两种功能。阿尔伯特·卡埃罗和里卡多·雷斯的世界里充满田园风情，沉静静谧，但这并不能折射出佩索阿渴望住在乡村（不过他可能愿意去巴西，1919年，里卡多·雷斯在那里避世），却能为他提供一些必要的安宁时刻，可以让他间接感受到平和的心态。阿尔瓦罗·德·坎普斯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佩索阿心中的一个角落，他一直梦想着可以去国外旅行，可以直接接触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可以活得很浮华，做一个颓废的花花公子。可这个梦想只是停留在他心中的某个角落而已。大自然让我们拥有了守信尽职之心，可当佩索阿化身为阿尔瓦罗·德·坎普斯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一颗心，除了在几个情况下，比如他要在他的文学界朋友中假装守信尽职，在和他的爱人欧菲莉亚·奎罗斯面前，他也是这样。[20]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花花公子坎普斯已经退休了。在这之前的几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在周游世界时体会到的所有感觉都是徒然，因为“我感觉自己从未有过情感满足的时候，生活于我而言一向只意味着痛苦，生活太渺小了，我很不快乐。”[21]幻灭，疲惫不堪，所以这位海军工程师回到里斯本，辞职后过上了安静的生活，此时的他只是一个观众，这与他那位创造者的生活只有一点不同：佩索阿没有为过上这种生活费神费力。他通过坎普斯来间接享受疯狂的冒险，还借坎普斯来证明他，佩索阿，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真正旅行，是个正确无比的选择，因为这可以让他和他那个厌世的异名者殊途同归：住在里斯本的一个不可救药的消沉之人。

特伊夫男爵拥有类似的经历。贝尔纳多·索阿雷斯退回到了他那精神化、具有个人特点的贵族身份，而男爵则代表一向令佩索阿心向往之的世袭贵族，至少是在他心中一角保持着这个渴望。他以自己的特征创造了特伊夫男爵：害羞的单身汉，把时间都用来思考和写作。可这个尝试注定失败，也真的失败了，因为不管有没有掩饰和礼节上的需要，佩索阿根本无法遵守贵族生活所该守的规矩。特伊夫男爵作为一个有头衔的贵族，遭遇了悲惨的失败，他充分证明了索阿雷斯所尝试的贵族精神才适合佩索阿。

特伊夫男爵这个异名者还有另一个功能：他是一个警告，是一个提醒，告诉人们，理性仿佛一条死胡同。佩索阿将自己的智慧过度赋予了特伊夫男爵，却没有赋予他索阿雷斯和坎普斯所有的讽刺和自发性这两个特点，他也就没有了救赎的工具。特伊夫“思维清晰”，一刻不停地思考，百折不挠，而且达到了绝对的空白和澄澈的境界，可他并不是个多变的人，不能像那位海军工程师那样去嘲讽：“我开始了解我自己。我并不存在。”[22]尖酸刻薄的会计员则有比喻这个法宝：“我是不曾存在的小镇的荒郊……我是不曾写下的小说里的人物。”（第262篇）不幸的男爵不仅没有令人满意的性经历和完整的文学作品，母亲死了，失去了左腿，还缺少幽默感。

甚至特伊夫男爵的存在不仅仅是个提醒——他的死不仅是由于他极度清醒，还因为清醒带来的骄傲——他还是个牺牲品。佩索阿需要特伊夫男爵，或是需要一些和他一样的异名者，为他的罪孽而死。佩索阿最大的罪孽在于（他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习惯，那就是把一切都分解成再也不能分解的公分母）他是个人，具有这个物种所共有的正常态度和反应。他躲不开骄傲感和虚荣心，他拥有非凡的智力，可他也知道，智力根本不算什么，他不能因此太过看重自己。他知道（正如这篇文章的第一句引语所指出的那样），确定就是疯子的特权，生活短暂又荒唐，绝不能对生活认真。于是他创造出了男爵，将他自己的渴望、骄傲和智慧赋予男爵，并且带着绝称不上无辜的笑容，将他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