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他本人使我们无法相信他创造的假冒生活里没有真实生活的痕迹，那么我们自然想知道，在他生活的现实生活中是否有任何真实之处，或是在“他自己暂时和有形的表现”中，是否存在任何真实之处。这句话是他写在给阿妮卡阿姨的照片上的。那么，一切都是虚假的吗？包括这个极其传统的特伊夫男爵，他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只是一个思想陈腐的禁欲主义者，一个思想陈腐又充满怨恨的人，一个思想陈腐的自杀者？正好相反，再也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男爵所涉及的真理就是普希金在说下面这话时所暗示的：“我为小说留下了无数热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不是特伊夫男爵，而是把他想象出来的诗人，或许我们都是禁欲主义者。我们是这个即将走到尽头的千年的居民，一直以来别人都教我们，不是我们梦到蝴蝶，而是蝴蝶梦到了我们；我们再也不是断尾求生的蜥蜴，然后按照自然法则，等着尾巴长出来，我们必须是断掉的尾巴，一边**，一边等待蜥蜴回来，而这，根本不是自然法则。[13]

1999年7月

事后调查

理查德·齐尼思

我把自己对确定的思考转移到了特伊夫男爵身上，对于这方面的思考，疯子总比别人多得多。

——费尔南多·佩索阿[14]

如果人类知道如何思考生命的奥秘，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去感知那成千上万个错综复杂的事物，这些事物在窥探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付诸行动——他们甚至不想活下去。他们会惊恐地杀死自己，就像为了逃避第二天上断头台而自杀的人一样。

——贝尔纳多·索阿雷斯[15]

特伊夫男爵十分恐惧。或者说，一个心怀恐惧的佩索阿创造出了男爵，以求自保。他把他所有无可缓和的清醒认知都转移到了那个可怜的贵族身上，男爵忍无可忍，因为他太清醒了，因为他的角色并不要求他去忍受。特伊夫男爵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自杀的那一天。

佩索阿有好几十个他我，他称之为“异名”，是他驱魔和拯救的工具。他们之所以会存在，就是为了拯救他，因为他觉得无力应付生活，生活侵犯了他在美学和道德方面的感受，或是生活让他觉得十分厌烦。可特伊夫男爵继承了他的创造者所具有的一个最危险的特质：极端理性。“我的理智始终控制着我的情绪。”男爵坦白道，可他又有这样的结论，“不可能按照理**。”他的理智让他觉得自杀是理性的出路。也可能是一直忠于文学的佩索阿这么觉得。

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是《不安之书》名义上的创作者，如果不把他归类为异名者，而是半异名者，因为他的个性（佩索阿在1935年这样写道）“与我的个性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有些残缺不全”[16]，那么，同样的标签或许可以贴在特伊夫男爵身上，他甚至在肉体上都是残缺不全的。左腿截肢的痛苦经历可谓这个贵族禁欲主义者的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刻，他做手术时并没有接受全身麻醉，但这无疑具有象征意义。“一切都是象征”（摘自阿尔瓦罗·德·坎普斯的一首诗），这句话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或许不是一个有效的原则，可根据佩索阿所说，这句话适当地描绘了宇宙的特征。

佩索阿在一段文章中比较了他这两个“残缺不全”的异名，作为他的异名作品集的引言：

助理会计员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和特伊夫男爵都是和我相像却与我无关的人物，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风格，相同的语法，同样字字推敲。换句话说，或好或坏，他们的作风就是我的作风。我拿他们作对比，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种现象的两个例子，即不能适应现实生活，而且受到共同原因的驱动。可尽管特伊夫男爵和贝尔纳多·索阿雷斯都是葡萄牙人，他们的风格却不尽相同。贵族男爵很理智，缺乏想象，有一点——该怎么说呢？——呆板和狷介，而那个中产阶级则很灵活，爱好音乐和美术，对建筑则没什么研究。贵族思维清晰，作品明白，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但不能控制感觉；会计员既控制不了情感，也控制不了感觉，他的思想取决于他的感觉。

正是因为男爵无法控制他的直接感觉，甚至是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情感都控制不了，所以才会自杀。“强大如思想，”他在那篇唯一注有日期的文章里这样说：“却也不能镇压叛乱的情感。”他可以忍受疼痛，甚至是嘲笑疼痛，却无法忍受屈从于别人的一时兴起而带来的耻辱，就和佩索阿的其他异名一样，对他来说，可以感觉、可以做梦的自我都是外人，是别人，是和自身没关系的人。杀死男爵的，可不仅仅是他那超理性思维所具有的残忍逻辑，还因为他的超理性思维是有限的，而且他拒绝接受这一点，换句话说，他很骄傲。在佩索阿的个人剧场进行表演的所有编剧兼演员中，特伊夫男爵是最清醒和骄傲的，而这些品质都操控在戏剧的制作人手里。

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和特伊夫一样，适应不了生活现实的一面，可他并没有因此绝望。他忠实于他中产阶级的教养，他尽量从他无从选择的单调生活中得到他所能得到的东西。所以，在《不安之书》（第444篇）的一个段落开头，他这样写：“除了生命，一切都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虽然平凡的事一件接一件，比如一缕阳光照射进他的办公室，或是小贩的叫卖声传进了他租来的那个房间的窗户，可生活依旧给这个助理会计员带来了慰藉。他从观察和叙述中得到了很多乐趣，带着渴望的喜欢，甚至是谨慎的热情，这些渺小的事情填满了他的日常生活。他记录季节和天气的变化，描写里斯本的广场、有轨电车和建筑物外观，描述理发师、送报员，杂货商俯身面向一袋土豆，有个女人在银街卖香蕉。可男爵为人冷漠，一根筋，按照佩索阿的话说，他有一点“呆板”，不知道该如何享受简单的事物。他曾经说过，在他宣布放弃做一个伟大作家之后，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中的“渺小情感”依然存在，可这些情感不能让他远离那些业已存在的痛苦。

男爵坚韧地忍受着他的痛苦，可他没能超越这些痛苦，只是用夸耀的华丽辞藻（“只有女人能发牢骚。”他这样写）描述男性在情感上的坚韧和深刻的挫败感，而他们似乎有**的问题。与其说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是个禁欲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个享乐主义者（在《不安之书》的开头段落[17]中，他培养了一种“精致的享乐主义”），他不仅承受痛苦，还对痛苦进行探索和发掘。事实上，为了方便他自己使用，他将两种古希腊哲学融合在一起：“因为禁欲主义毕竟是享乐主义的严格形式，我尝试从我的不幸中寻求一些乐趣。”（第398篇）。特伊夫男爵记录道，他历尽苦涩，全部生活“都是在进行一场在地图上打输的战斗”；索阿雷斯也有同样的观察，可他知道他每战皆失，会学会通过在每一次新的交战前勾画出不可避免的撤退细节来获得愉悦（第193篇）。

索阿雷斯的《情感教育》（写于1910年左右，后来以他为该文的作者）与《自决之书》形成了鲜明对比。索阿雷斯的文章都收录在《不安之书》中，告诉人们，出色的梦想家应该避免痛苦，但不必像“斯多葛派或早期伊壁鸠鲁派那样”，他应该“苦中求乐”，要想做到这一点，有三个办法：（1）强化分析我们的痛苦，直到这种做法可以吸收一切，这样一来，“痛苦除了变成有待分析的模糊物质，什么也不会留下来”；（2）塑造“另一个我们，赋予这个我们以苦难——使这个我们——遭受我们所遭受的一切”；（3）“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焦虑和痛苦上”，“强烈感受到它们”，让“它们带来极大的快乐”。

虽然《自决之书》这个名字似乎昭示着会有理论上的指导或实际的建议，可严格说来，这只是个人叙述，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故事”，由负面教训组成，使人想起贝尔纳多·索阿雷斯、里卡多·雷斯和阿尔瓦罗·德·坎普斯，以及佩索阿本人。在语气、性格、观点和关心的问题这些方面，虽然这些异名者和佩索阿的其他自我体现形式都有所区别，可在贵族男爵和会计员之间，有些特质难以分清楚（就好像索阿雷斯和冈玻斯都是散文作家，只是这一点不那么重要）。当特伊夫男爵写道，“我所属于的这一代人……不仅不再笃信旧有宗教的神明，也不相信现代的非宗教神明，”他借用了一个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应用于各种场合的准则（比如说在第306篇的开头）。还是这个准则是索阿雷斯从贵族男爵那里偷窃来的？事实上，这个准则最早出现在佩索阿在1910年左右所写的传记笔记中，可索阿雷斯和特伊夫都从1928年开始使用这个准则和其他具体的表现形式，在这一年，特伊夫在纸上“诞生”，而索阿雷斯成为了《不安之书》的“作者”。（一开始，《不安之书》的“作者”本来是另一个异名者韦森特·格德斯。索阿雷斯在替代格德斯之前，只是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

根据手稿，可知男爵最早的作品是一份二十九页的散文片段，写在一个黑色小笔记本里。男爵好像用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完成了这些片段，尽管没有一页上有日期，可关于男爵自杀的“新闻报道”，一开始的日期是1928年7月12日，不过随后佩索阿将之改成了“1920年”。一位诗人还给特伊夫男爵的作品加上了引言，而引言的日期是1928年8月6日。

正是在这个笔记本中的段落里，佩索阿大致描绘出了男爵的生平：童年在孤独中度过，说明他是独子；上过大学，肯定拥有学历；与母亲很亲近，她在男爵长大成人后就去世了；在距离里斯本不远的庄园里过着富足的生活；去国外旅行，至少去过巴黎，在那里，他时常和法国贵族为伍；难以与女人发生性关系，自杀前不久，他的左腿截肢了。他于1920年7月11日自杀（《每日新闻报》第二天就报道了这起悲剧）。也是在这个黑色笔记本中，佩索阿刻画了，或者说尝试刻画了“特伊夫男爵的唯一手稿”，同时他还不知道是否要给这个新异名者起这个名字（无疑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在特伊夫男爵写在活页上的十八段作品中，有一段里记有日期：1930年3月27日。另一段里有这位贵族的全名：第十四世特伊夫男爵阿尔瓦罗·科埃尔霍·德·阿斯雅伊德。笔记本上出现了同样的名字，不过是被设计成了第二十世特伊夫男爵，而不是第十四世。

如果特伊夫男爵这个人物在1928年夏天就已成形，那么早在十五年前，他的戏剧性结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被构思好了。在构成佩索阿档案文件的不同的笔记本、数千张活页和各种纸片中，有一个信封，上面的邮戳是1912年，作者在上面写道：“在旅馆房间的抽屉中发现的手稿。”根据一张活页（就是那张名为《自决之书》的活页）的记述（记述内容转录在本书的前面（第一页））所示，这详细道出了佩索阿发现特伊夫男爵最后和唯一手稿的情形。特伊夫的“子宫”，也就是那个黑色笔记本包含了一份单独的备忘录“在抽屉中发现的手稿”，后面的圆括号里有这样一句有意思的话：“玛利亚·阿德莱德的**。”根据那部佩索阿一直未能完成的杜撰故事，是不是男爵在旅馆房间里写完了他的《自决之书》（也可能没写完），在那里，他引诱了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孩，然后回到了他位于马西埃拉的庄园，自杀身亡？在悲剧结局之前，他是不是因此有过一时的满意？

在特伊夫男爵那个黑色笔记本的二十九页片段开头，他提及了性问题给他带来的困扰：“第二章。为什么男爵没有**更多女孩？”前几年，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佩索阿的个人笔记中，那些信手拈来的文字中更是如此。亨利·摩尔是他的灵魂沟通者中最饶舌的一个，经常承诺有一个美女很快会进入他的生活，治疗他的“纯真之身”。[18]

所有异名者的“差异”都逃不出他们的创造者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的界限，所以他们自然都是不屈不挠的单身汉，并不经常与女性有关系，即便有，也是很抽象的，藏在心底。莉蒂亚和里卡多·雷斯的其他女友都是无形的，是不会说话的谈话者；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阿尔伯特·卡埃罗的唯一真爱叫什么名字；而双性恋海军工程师的座右铭是“用每一种方式去感受每一件事”，当他的爱人在另一个国家或是遥不可及的过去，他对爱人的感觉才最强烈。这些异名者并不经常抱怨缺少恋爱上的征服。如果他们很孤独，那是因为他们最好这样。

爱，不管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个理论，一向都在佩索阿的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可只有在1928年，通过特伊夫男爵，他笔下的爱才有了血肉，打个比喻说，爱变成了一个问题，一个与性有关且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么晚，而且是佩索阿40岁那一年？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我们了解他这个异名者（佩索阿的最薄弱伪装）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