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理解，持续不断地为了无法获得的完美而不断奋斗是如何最终让我们身心俱疲，我理解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伟大的苦行者，他们在灵魂中就明白生活是毫无价值的。在那些写满字的纸上，我失去了什么？以前，我会说“一切”。现在我会说“什么都没有”，或者说“不多”，又或者“一些奇怪的东西”。

对我自己来说，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客观现实。可在这个期间，我看不出来，我是找到了自我，还是迷失了自我。

我的房子可能着火吗？我所有的手稿，我整个一生的全部表达，会被烧成灰烬吗？以前仅仅是想到这样的大灾祸，我都会吓得直哆嗦。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知道这个意识是不是恐怖，是不是让我惊讶），我才不关心它们会不会被烧毁。我灵魂之中什么样的秘密源泉干涸了？

我后来认识到，一年又一年疲倦枯燥的时间，将我灵魂里的深渊填满了同样枯燥和深刻的疲倦。我睡着了，我的灵魂的所有特权（愉快地做梦带来的渴望，热情地做梦带来的情感，做反梦带来的焦虑），都和我一起睡着了。

……有些事情是我无法定义的，除了实实在在对生活的厌恶。

像唯心主义者一样思考，像唯物主义者一样行动。这并非荒唐的信条，这是所有人类的自发信条。

如果宗教演化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人类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人类会受到理想之物的吸引，这个理想之物越是高尚，所具有的普通人的特点越少，对人类文明生活的现实（如果它十分进步）就越是有吸引力，因此，这个理想之物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时代传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文明的人类敞开怀抱，接受鼓吹纯洁的宗教，接受鼓吹平等的宗教，接受鼓吹和平的宗教。可正常的人类生育子女，会歧视，会不停地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社会，身为无神论者的普通人与身为有神论者的普通人过着同样的生活，即便看起来他们的行为方式应该不一样。没有任何论点或理论可以影响供我们呼吸的大气。占星术是另一个世界，就和梦一样。如果我们选择相信占星术，那么占星术就是我们给予想象力领域里的一种形式起的名字。以占星术为题材的小说和论文就是拥有不同主题的小说，相比间谍小说和社会小说之间的差异，相比侦探小说和爱情小说之间的差异，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那么大。

可当我阅读卢梭或夏多布里昂或[……]，我恐惧地意识到，我对客观事物的尊重，我对真正[……]的尊重，并没有让我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我确信我的文字客观真实，却给我增添了烦恼，它们似乎不是我写出来的，而是出自一个我从未有过的双胞胎兄弟之手，这虽然有些荒诞，但在我看来却是异常适当，而且此人和我一样，也和我不一样。

说到底，我并不欣赏古希腊人。他们总是给我一种印象，我并不是说他们彻头彻尾的虚伪，而是说他们过度迟钝。相比我们，他们就是孩童，很有魅力，却也是不完善的孩子。即便他们所具有的更为优秀的品质——保留不同的[……]——使得孩子优于成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变复杂了，而这并非对他们完全有好处，因为他们失去了情感和感觉方面孩子所具有的那种自发性，而在情感和感觉方面，没有人能与古希腊人相媲美；他们失去了孩子所有的那种清晰和不能改变的推理方式，而在这个方面，古希腊人是独树一帜的；他们失去了简单直接的利己主义，失去了鲜活又人性化的想象力，失去了精心阐述的现实，正是因为这些，古希腊人在生活、思想和艺术方面才会与众不同。古希腊人的某些贡献似乎和他们编出来的儿童游戏一样，比如通过抽草来推选，或是军队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拥有同样的权利，可以民主参与决策他们发起的每一场战役。

想想吧，我竟然把这些毫无连贯可言的只言片语当作文学作品！想想吧，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竟然相信我自己有能力把所有这些只言片语组织起来，汇编成一部完成的整体作品！如果思想的组织能力足以让这部作品成为现实，如果满足一篇短诗或一篇短文的情感强度就能完成这种组织工作，那么我所渴望的那部作品无疑一定能成形，因为用不着我的帮助，用不着我作为一个关键的媒介，它就能在我心里成形。

如果我能集中关注那些在我在平和意志下可以完成的事情，那么我知道，我可以把我那些未完成的巨著中的片段改写成短文。我可以把几篇完成了的，且表达力强的文章章节组合在一起。我可以把笔记中的许多词句收集在一起，组成不止一本思想集，绝对不会肤浅和陈腐。

然而，我的骄傲不允许我满足于不理想的事。我从来不允许我自己半途而废，接受没有用我的全部性格和全部野心去完成的作品。如果我感觉我的心不能接受那种合成的作品，我就会控制我的骄傲，将之视为一种疯狂。可缺陷并不在我的心里，因为我的心一向都很擅长合成和组织。问题在于我那冷漠的意志是否愿意付出完成一部作品所需的巨大努力。

按照这样的标准，或许没有哪个地方能产生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对此我心知肚明。我意识到，如果所有伟大的智者都小心谨慎地只想把事做完美，或至少（因为根本就没有完美）一定要合乎他们的完整人格，那他们早就和我一样放弃了。

只有那些比聪明人更固执的人，比理性的人更冲动的人，才能在这个世界的真实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按照卡莱尔的话说，所谓作品片段，就是诗人或人的遗留。但强烈的骄傲，比如杀了我或即将杀了我的那种骄傲，不会屈从于未来的耻辱，届时，畸形和残缺不全的肢体占据和限制了灵魂，将灵魂不可避免的不完整表现出来。

只要是与灵魂的尊严有关的，我就看不到在禁欲主义者和普通人之间有任何折中过程或媒介物。如果你是个干实事的人，那么就去干吧；如果你是个半途而废的人，那就半途而废吧。无情地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带着决绝的心去放弃。不流一滴眼泪地去放弃，不要自怜自艾，在放弃时至少要维持高贵。蔑视你自己，但要保持尊严。

在全世界面前哭泣，哭泣得越美，这个世界就会越向这个哭泣者开放，他的耻辱就越公开。如果一个人没有坚持拿着剑完成作为士兵的最后职责，那么在全世界面前哭泣，则是毁灭他内心世界的终极耻辱。在这个名叫生活的凭直觉的群体中，我们都是士兵，我们要么按照理性法则生活，要么就无法无天。快乐是狗狗的专享，只有女人能发牢骚，男人只有恐惧和静默。看着壁炉里的火焰吞噬掉我的作品，我比任何时候都能体会到这一点。

软弱的人经历了不幸，总喜欢将他们自己的悲剧扩大到普遍范围，这很邪恶，而且因为荒唐，所以显得更不光彩。

我对这个现实的意识始终让我没有经历伟大的悲观主义诗人的完整情感——我意识到，这很不公平。当我看到了他们的生平经历，我就更加不抱幻想了。上世纪伟大的三位悲剧诗人分别是莱奥帕尔迪、维尼和安特罗·德·肯塔尔，他们变得让我难以忍受。他们的悲观是以性为基础，这一点我是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出来的，并且在他们的生活故事中得到了验证，这让我感觉很恶心。我意识到，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两性关系，是一件多么大的悲剧，特别是对像前面三位诗人那么敏感的人。莱奥帕尔迪和肯塔尔就是这样，又或者像维尼那样，没能像希望的那样，有这样的关系和频率。可这些是私事，因此不能也不应该被写成诗进行出版，让所有人去读。它们属于一个人的隐私，并不适合用来当作大众文学材料，因为不管是没有性关系，还是对性关系不满意，都不代表典型或普遍的人类体验。

即便如此，如果这些诗人直接吟咏他们那些更低劣的麻烦（这些麻烦确实很低劣，却可以用来写诗），如果他们扒光他们的灵魂，而不是穿一件带衬垫的泳衣，那么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的纯粹暴力就会产生一些令人钦佩的哀伤。通过将一切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社会嘲讽，而不管是对是错，这些奚落都依附于这些与情感有关的陈词滥调。如果一个人是个胆小鬼，那么他或可以避而不谈（这是个比较聪明的方法），或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个胆小鬼。”第一种情况的优势在于维持了尊严，第二种贵在坦率，无论哪种方式，他都算不上诙谐，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什么都没说，也就没有可笑的对象。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就没什么可发掘的，因为他自己暴露了自己是个胆小鬼。可这个胆小鬼或是觉得有必要证明他并不胆小，或是证实胆小鬼多得是，或是用一种含含糊糊、比喻性的方法承认他的脆弱，这样既什么都没揭露，也什么都没隐藏，那么这个人在大众看来就很可笑，对智者来说就很令人生气。我觉得那些悲剧诗人就是这样的人，那些将自己的悲伤公诸于众的人也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知道可以通过**来治愈待莱奥帕尔迪的无神论，那么我要如何认真对，或是对它产生怜悯？对于安特罗·德·肯塔尔的渴望、悲伤和绝望，如果我知道这都来自于他那颗孤独的心，而他的心从未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找到它的互补物（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无所谓），那么，我要如何真诚地尊重和回应？对于维尼笔下的悲剧女性，对于他那惩戒性和狂暴的“森孙的愤怒”，如果在那首诗的怒火中，我识别出了批评家法盖所说的“没有几个人爱或爱得很贫乏，由于那个缘故而非常痛苦”，如果我发现这不过是个戴绿帽子的男人把普通的折磨用高级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我该如何对维尼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

“我面对女人很害羞，因此上帝并不存在。”这句话是莱奥帕尔迪作品的核心，那么人们要如何重视这句话？安特罗·德·肯塔尔有一个结论：“我很遗憾没有女人爱我，因此悲伤是很普遍的事。”该如何不去抵制这一点？维尼有这样一个观点：“我爱人，可人不爱我，因此女人都是邪恶、卑鄙、低劣的生物，不像男人一样优秀和高贵。”我要如何接受、而不是发自本能地蔑视这样的观点？原则一旦变成绝对，就会变成虚假，因荒谬而显得缺乏美感。如果一部作品具有完美的尊严和自信，就很少会让公众嘲笑，因为要么作品具有吸引大众的品质，即便他们并不了解这部作品，要么作品本身高出他们一筹，所以他们不会嘲笑自己看不懂的东西。普通人是不会嘲笑《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书的。

心灵若要高贵，就是承认心灵是有限的，承认现实在心灵之外。不管是否沮丧，承认自然规律不会屈从于我们的意志，承认这个世界独立于我们的意志而存在，承认我们自己的悲伤证明不了星星或从我们窗边经过的人的道德情况，在这个承认之中，存在着心灵的真正意图和灵魂的理性尊严。

现在，除了死亡，没什么可以吸引我（而死亡就是虚无），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我飞快地把身体探出窗户，看着夜色沉沉，一群兴高采烈的农场工人回家，几乎虔诚地唱着歌。我明白他们生活得很开心。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我自己即将为我自己挖掘的坟墓边缘，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骄傲，不允许自己意识不到。我受到自身悲伤的折磨，这和世界上的绿树有什么关系，又和这些年轻男女自然而然的欢乐有什么关系？这个让我弥足深陷的寒冬即将告终，与此时因为自然法则而来到这个世界的春天有什么关系，自然法则影响星辰的变化，使得玫瑰盛放，影响我的内心，使我结束我的生命？

如果就因为第十四世特伊夫男爵阿尔瓦罗·科埃尔霍·德·阿斯雅伊德十分遗憾地意识到，他写不出他想要的书，我现在就说春天是悲伤的，花儿是痛苦的，河流很哀伤，农场工人的歌声中夹杂着苦恼和焦虑，那么，在我自己面前，事实上，是在所有人和事面前，我要如何自处？

我告诉自己那个悲剧就是我自己的。我承担这个悲剧，可我会面对面地承担，没有任何空谈或社会学的因素。我承认自己被生活征服，但绝不会在它面前低声下气。

许多人都遇到了悲剧，如果算上那些意外，那么每个人都被悲剧缠身。可有的人不会把他自己的悲剧讲出来，有的人是艺术家，要么将麻烦留给自己，写作或歌唱其它事情，要么带着豪情壮志，从麻烦中吸取很明显的经验。

我感觉我彻底运用了我的理性，这就是我即将自杀的原因。

我是个奴隶，却被迫去做斗剑士，如果我挥舞着宝剑，那就是我的失败；如果我拒绝，那就是我的自由。我赶在最后一名之前，以倒数第二的姿态，庄严地向命运致敬，承认我被征服了，我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征服者。

在凯撒把我们丢进去进行生死决战的竞技场里，死掉的人就是被征服的，杀掉别人的人呢，就是征服者。

斗剑士作为奴隶的命运逼他不得不去到竞技场，我鞠躬，并不惧怕在这个竞技场里被众星环绕的凯撒。我深深鞠躬，没有骄傲，因为一个奴隶没什么可骄傲，也没有快乐，因为一个被迫去送死的人根本笑不出来。我鞠躬，以免让律法失望，而法律早已彻底让我失望。鞠躬完毕后，我将在战斗中不能为我所用的剑插进我的胸膛。

如果被征服的人就是死掉的那个，而征服者就是杀人的那个，那么，我这样做，就是一面承认我被征服了，一面把自己变成了征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