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对各种迫害者的恐惧不仅是肛门施虐的起源，而且是许多大便迫害工具和口腔施虐的起源。我认为，在儿童性理论中，他的母亲在每一次**中都吞入阴茎，而他的父亲提供很多次的阴茎。儿童对性的认识导致儿童惧怕很多迫害者。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认为，这些多重的迫害者是儿童自己口腔施虐攻击父亲阴茎所产生的投射结果，父亲阴茎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焦虑的新客体（对比梅里特的论文《文化背景下精神病发病机制的研究》，1930）。

[78]对比我的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我认为，我的观点与亚伯拉罕的观点完全一致，亚伯拉罕认为妄想狂的力比多退回到更早期的肛门期，而我也觉得施虐期的高发期由口腔施虐开始，并且，在更早肛门期的下降时终止（这个阶段在前面已经描述过）。我认为施虐是妄想狂的根本特征，施虐期占据更早肛门期的控制地位。我认为，这里描述的内容补充了亚伯拉罕的观点，解释了在前面提到的施虐期中，各种施虐手段联合使用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尿道施虐趋势的重要性与口腔施虐的重要性同时得到强调，它们同时也提供了构成那些幻想的许多素材，所以，属于更早肛门施虐期的施虐趋势通过这些幻想得以充分表达。

[79]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曾经描述过两个病例。在这两个病例中，迫害幻想和迫害所指都与这种焦虑情境相关（对比《迫害念头和幻想的心理探究》1939）。

[80]儿童对那些表征身体器官的客体具有破坏欲望，从而引发对那些客体器官的恐惧。这种恐惧与力比多功能密不可分，它们把身体器官和其他事物等同起来，因此，这些事物变成了焦虑客体，这种恐惧导致儿童不断放弃这些客体，并且，他继续寻找新的客体。这就是象征主义的由来。[对比我的论文，《象征在自我发展形成中的重要性》，1930（《克莱因文集Ⅰ》）]。

[81]费伦齐（Ferenczi）已经表明，儿童在外部世界的每一件物体上寻找自己身体器官的对应物，他试图重新发现外部世界，找出外部世界的物体与自己身体器官的一致性。象征主义从这里开始。根据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象征的理论》，1916），愉悦的原则使得个体与各种事物之间可以相互比较（如果他们唤起类似相同的兴趣）。这个观点强调力比多功能的重要性，它是儿童认同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象征主义得以发展的原因。

[82]参考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Ⅰ》）。

[83]在《口腔性格形成补充解释》中，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已经指出挫败感是激发个体发展的因素。

[84]对比我的两篇论文，《早期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和《俄狄浦斯冲突的几个早期阶段》（1928）[两篇都收在《克莱因文集Ⅰ》]。

[85]在他的论文《儿子诞生于父亲的死亡》（1923）中，骆伊姆（Roheim）评论说儿子们通过吞噬掉原始父亲的尸体，他们把他当作母亲一样的角色——提供食物营养。骆伊姆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们把他们仅对母亲的爱转移给了父亲，并且他们对父亲的态度，曾经是纯粹否定态度，现在获得了一些肯定的成分。

[86]对比弗洛伊德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一文。我们将在第十二章密切关注这些发展过程，讨论男孩性发展的过程。

[87]下面的例子来自现场观察，它解释了从喜欢到厌恶的转变过程。男童断奶后的几个月中，他表现出更喜欢鱼类食物，只要是鱼他都喜欢。在男童一岁时，他常常饶有兴趣地看着母亲在厨房杀鱼和烹制鱼。不过，很快他发展出对鱼食的厌恶情绪，这种情绪蔓延，他开始不喜欢看见鱼，最后发展为对所有鱼的害怕。许多早期的精神分析表明，攻击鱼、蛇、蜥蜴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攻击父亲的阴茎的表征，这些分析的经验帮助我们理解儿童的行为。母亲剖杀鱼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男童对父亲阴茎的施虐冲动，但是这也让他害怕他的父亲，或者，我们说得更确切一点，他害怕父亲的阴茎。

[88]在《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第490页）中，亚伯拉罕（Abraham）说：关于内射身体部位需要注意的一点，阴茎常常被等同于女性的**，而其他部位，比如手指、足、毛发、大便和臀部可以代表**和阴茎，不过它们不重要。

[89]在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完整个性的心理分析》（1927）中，他曾经指出，本我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贿赂了超我，并且本我和超我之间的“默契”使得本我可以执行被禁止的行动。

[90]在费伦齐（Ferenczi）的《接受不愉快思想的问题》（1926）中，他评论说，外部世界的知识与内心现实的知识达成了一致。

[91]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他说：“虽然是这样，为将来考虑，我们还是要牢记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压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力比多的性器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并且自我必须自保，转向其他的防御方法，避免力比多在其他结构层次……”（《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25页）

[92]，这个句子表述不清，应该从上一个句子的意思来理解：客体由于本能的排挤和压抑，客体的仇恨得以减少。——译注

[93]基科（Jekels）在他的论文《怜悯和同情心理》（9130）中，他表示个体对客体的情感和个体与超我的情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94]参考我的论文《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艾尔拉·夏普表示（Ella Sharpe），在升华过程中，儿童投射他的内射父母至外部客体上。儿童从父母获得施虐和修复趋势的满足，在与父母的联系中，儿童获得魔法般的无所不能的情感。

[95]同时参考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就这个主题的贡献：《恐惧、罪疚和仇恨》（1929）。

[96]费尼秋（Fenichel）在他的论文《认同》（1926）一书中也采纳了这个观点。

[97]第十章将深入讨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对自我发展的影响和自我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98]这个句子的文字表述是：差异越小，生殖阶段主导下的意象就与真实客体关系越紧密，幻想产生焦虑的意象（属于最早的发展时期）退回到不重要地位的越多，个体心理平衡就越稳定，并且早期焦虑情境获得成功改善的机会就越多。——译注

[99]同样，参考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Ⅰ》）。

[100]读者可以回想三个病例：厄娜（第三章），埃贡的（第四章）和伊尔莎（第五章）。

[101]儿童相信，那些想象中的乐于助人的人物的确存在，比如仙女和圣诞老人帮助儿童隐藏和克服对“坏”意象的恐惧感。

[102]《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6页。

[103]亚伯拉罕（Abraham）接下来说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儿童的对动物的仇恨可能是因为动物对孩子的苛责。亚伯拉罕曾经拿了一本图画书给他的一个亲戚的孩子，这个孩子还不到一岁半，他给他翻看书上的图片并且大声朗读文字。在书的某页，有一张猪的图片，这张图片上的猪告诉儿童“要爱清洁”（书页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和图片显然让这个男孩很不悦，因为他想要很快翻过这一页，而且，当亚伯拉罕翻回到这一页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看这个图片。后来，亚伯兰罕了解到虽然这个男孩非常喜欢这个图画书，他却不能忍受这本书上那个猪的图片。在跟我讲这个故事时，亚伯拉汗补充道：“他的超我那时那刻一定是一头猪。”

[104]《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6页。

[105]同上，《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5页。

[106]同上。

[107]同上。

[108]同上，第105页。

[109]我认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理论性，更是其临床疗效，在治疗时，儿童的神经官能症刚发作，需要决定被吞噬的想象是否是情感贯注的退化，还是这个想象保留了后期有所修饰的原始行为，因为我们关注的不但是想象本身的内容，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想法本身带来的焦虑。我们需要识别神经官能症焦虑和精神病的区别，否则无法对焦虑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

[110]参考鲁斯·马克·布朗斯威克（Ruth Mack-Brunswick）的研究《对弗洛伊德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展史的补充》（1928）。

[111]我对成年人的精神分析强化补充了这些发现结果。

[112]在上一个引证的文章中，弗洛伊德似乎保留了这个可能性：施虐冲动的防御在“狼人”病例中还可能起到作用（虽然这个作用不明显）。

[113]关于这一点，对比第六章的相关内容。

[114]第三章讨论了一个偏执狂症状的病例，我试图确立女性同性恋缘由的相似理论，读者也可能记得第四章中与埃贡有关的分析，我将在第十四章回到这个话题。洛埃伊姆（Roheim）在人类学研究资料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比他的论文《弗洛伊德大众心理学中和个体分析中的团体心理分析》）。

[115]对比鲁斯·马克·布朗斯威克（Ruth Mack-Brunswick），没有具体引用内容。

[11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43页，第44页。

[117]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仅仅只是自我采取的治疗手段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克服这种早期婴儿精神焦虑。自我采取了别的治疗手段，这些将在第十二章中讨论。

[118]我将在第十章考虑这些变化。在第十章中，我尽力证明在潜伏期，儿童的神经官能症帮助满足自我、超我和本我的要求。而在更早的阶段，当自我还不成熟时，自我还不能采用此方法控制焦虑。

[119]见第六章的内容。——译注

[120]参见莉塔（第三章）这个病人，当她来接受分析时，她才两岁零九个月，她已经有明显的强迫性症状，最明显的症状是复杂的就寝仪式、极度秩序感和洁癖，后者在她的许多生活习惯中有表现，它们暴露了她的强迫性的性格特征，这个特点体现在她所有性格中；另外，这些习惯时间长久，她的就寝仪式习惯在她刚两岁时就开始了，她一直这样，厄娜（第三章）来接受分析时，她六岁，她的某些强迫性症状也追溯到她两岁结束的时候。在这种非常严重的病例中，神经官能症在很早时就表现出许多类似成年人的强迫型神经官能症症状。

[121]《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页，第14页。

[122]同上，第128页。

[123]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性器阶段唤起的罪疚感与“保持清洁”伴随的退回有关，此观点没有纳入这种严厉的罪疚情绪，也没有考虑焦虑情绪与前性器阶段发展趋势的紧密联系。这种早期“保持清洁训练”给成年人的永久印象及其影响儿童终身心里发展的方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中看见——它们均指向儿童早期“保持清洁”的做法，以及由此导致的罪疚情绪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费伦齐（Ferenzi）在《性习惯的精神分析》（1925）中委婉表示，这两者之间有更加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存在某个超我生理前导，他把此前导称之为“括约肌道德”（sphincter morality）。

[124]各种反应的形成和罪疚感进入时期是在自我形成的早期——最早是儿童进入一周岁时（亚伯拉罕[Abraham]在一两篇文章里支持了这个观点）。在他的《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中，他说：“在伴随同类相残的性目标的自恋阶段，本能抑制的第一证据以病态焦虑的形式出现，克服同类相残冲动的过程与罪疚感紧密相连，罪疚感作为第三阶段的典型抑制现象进入前场显目位置。”（第496页）

[125]在他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病例的解释》（1909）中，弗洛伊德评论：“从另外一方面看来，强制行为是一种尝试，它弥补怀疑并且改善抑制无法忍受的条件（怀疑是抑制的证据）。”（《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0，第243页）

[126]在德语版的《无害性》一书中，对比脚注[127]——译注

[127]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他的论文《恐惧、罪疚和仇恨》（1929）一文中，曾经指出“无害”这个词表明“不伤害”。

[128]《图腾和禁忌》（191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3，第87页）。

[129]同上，第87页和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