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儿童对想象客体的情感依附不仅仅是仇恨和焦虑的情感，而且还是正面积极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从真正客体中抽离情感。不论这种与客体的情感关系是太消极还是太积极，儿童都不能完全把吮吸想象或者补偿想象投射在儿童的客体上，其结果是儿童不得不适应糟糕的现实和接受自己与客体关系被破坏的事实。

[33]我将在以后讨论这些客体关系。

[34]比如，我不认为芬妮切尔（Fenichel）区分“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性器先驱”（pregenital precursors of the Oedipus Complex）和“俄狄浦斯情结”本身有什么道理。他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性器阶段》中做过这样的分析。

[35]我参加了1929年在牛津举行的一次精神分析大会。在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自我发展中表征形成的重要性》。我表达了如下的观点：“只是在俄狄浦斯冲突的后期，对力比多冲突的防御才出现；在更早期几个阶段，防御直指对抗破坏冲动。”（《克莱因文集Ⅰ》）在同一次会议上，恩斯特·琼斯在他的论文《恐惧、犯罪和仇恨》（1929）中，强调了侵犯行为在罪疚感上升中的重要性。

[36]《本能和本能的变迁》（1915），p.139.

[37]同上，p.138.

[38]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弗洛伊德说得更入门三分：它（侵犯）形成了人们之间每一种情感关系和爱（也许除了唯一的一个例外，亦即母亲与她的儿子的情感关系。）我自己的观点是俄狄浦斯冲突从原始施虐开始，这似乎对于我来说补充了弗洛伊德的言论：既然俄狄浦斯冲突解释了为什么恨应该是客体关系的基础。

这个关系决定了所有未来客体关系的根本决定性意义，在施虐趋势到达最高程度时，儿童对母亲的**客体感受到的模糊不清的情绪，在经历口腔挫败和俄狄浦斯情感爆发时增强，最后，这种情绪发展为完全施虐行为。

[39]《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7页。

[40]作者显然从记忆中引用的语言，尽管引用的确切说法在所提之处无法找到；但是这个引用完全正确。见《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7页。——译注e《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6页。

[41]自我和本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29页。

[42]《外行分析的问题》（1927），《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223页。

[43]在她的论文《匮乏和罪责》（1929）中，苏珊·艾萨卡（Susan Isaacs）指出弗洛伊德的“最初认同”在超我的形成中比我们曾经知道的充当更重要的作用。

[44]亚伯拉罕（Abraham）写道：“就身体已经被内射的部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阴茎等同于女性的**……”（《从精神错乱看力比多发展的简要研究》）（1924），《论文选》，p.490.

[45]参见多次在精神分析文献《有牙齿的**》中提到的幻想。

[46]在下一章中，尤其是在第十一章中，我将努力说明儿童内射（不真实存在）幻想既有好图像又有坏图像；并且，随着儿童对现实的逐步适应，以及超我形成的向前发展，那些图像越来越接近他们代表的真实客体。在这一章中，我只打算就儿童的施虐趋势描述一幅发展的图形，并解释儿童早期超我形成和焦虑情境两者之间的关系。

[47]在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我曾这样描述：“我们似乎并不清楚为什么四周岁的儿童往往会在头脑中树立起一个关于父母的非真实的幻想图像，这些图像中充满了对父母进行吞噬、切割、嘴咬。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一周岁儿童的焦虑由俄狄浦斯冲突的发端引起，这种焦虑以一种被吞没和被破坏的形式出现。随后，儿童通过吞没和切割的方式破坏力比多，但是，内射客体把俄狄浦斯倾向唤醒，儿童因此期待被惩罚，并且害怕这个犯错行为会带来惩罚，他的超我将变成某个客体，它会嘴咬、吞没和切割。

[48]参考弗洛伊德的《图腾和禁忌》（1913）.

[49]自我将让客体和破坏冲动这两个敌人相互对决，这样做会让自我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同时，威严的父亲保护个体并抵抗破坏冲动。因为个体对父亲权力的崇拜，而个体也可以在发育中获得同等权力。在幼儿精神分析中，我们发现男童和女童不仅害怕他们的父亲，而且对父亲的权力有无尽的崇拜，这是一种很深而又原始的情感。我们必须记住，随着儿童的成长，超我担任的角色虽然是严厉的父亲，但是绝对不是不仁慈的父亲。弗洛伊德在《论幽默》（1928）这篇论文中，说道：“最后，如果超我通过幽默的方式安慰自我，并且保护自我不受苦难，这种方式与父母的作用不相矛盾。”《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66页。

[50]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中，弗洛伊德说儿童的自我在俄狄浦斯情结被阉割后转移，“父亲或者父母双亲的权威内射到自我，在那里，权威构成超我的核心，这个核心接管了父亲的严厉并且渗透他禁止**的禁令，因此保证自我力比多客体贯注的重复发生。”（《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6页，第177页）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我们了解到，这个禁令没有完全限定超我与自我的关系：“你应该像你的父亲一样——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做到那些你父亲所做的所有事情，有些事情是他的特权。”自我的理想的双面性在于自我理想的客体压制了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在那个革命性的时刻它才赢得了自己的存在。要注意的是，压制俄狄浦斯情结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儿童的父母，特别是他的父亲被看作是实现他的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所以，他婴儿期的自我强化是为了去除父亲这个障碍。通过在儿童内部树立相同障碍以强化这个压制，自我从父亲处借来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且父亲出借的力量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推动力。超我保持了父亲的人格特征，而俄狄浦斯情结越有力，自我就越快臣服于压抑（在权威力量、宗教教义、学校教育和广泛阅读的影响下），更厉害的是，占据上风的超我以有意或者无意犯罪的方式在后来战胜自我。我因此假设，超我以这种方式掌控力量的根源是一种强迫式的人格，它以绝对命令的方式展现出来。（《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34页，第35页）

[51]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他说：每一个这样的自我认同在本质上是去性化，或者甚至是性**升华。当这类转变发生时，本能消失也在同时发生，升华之后的性欲不再能阻挡整个合并一起的破坏力，因此它以一种攻击导向和破坏的形式释放。这种本能消失是粗暴残忍的根源，它以理想的状态表现出来，亦即“你应该怎样怎样”的专制命令。（《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54页，第55页）

[52]我的观点与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琼·里维埃（Joan Riviere）以及赛尔（M.N.Searl）这些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主题，他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儿童早期的幻想和力比多的发展在超我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比《儿童精神分析研讨》[1926]一文）；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超我的起源和结构》（1926）一文中，他指出：“完全有理由相信超我的概念是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可以期待所有晦涩难懂的问题，比如俄狄浦斯情结和自恋，以及仇恨和施虐症在此会合。”（p.304）

[53]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我们读到：“然而经验却表明，儿童所发展出来的超我的严厉无法与儿童他自己被对待的严厉相一致，并且自我的原始严厉不是儿童经受的严厉，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代表儿童经受的客体严厉，它代表是儿童个人对客体的攻击性。”（《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29页，第130页）

[54]费尼秋（Fenichel），《识别和认同》（1926）.

[55]参考瑞奇（Reich）《受驱力限制的人格》（1925）.

[56]参见我的论文《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克莱因文集Ⅰ》）。

[57]参见下一章，下一章将更完整地讨论这一点。

[58]参见本书第十章的内容讨论自我发展中焦虑的意义。

[59]《抑制、症状和焦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63页。

[60]同上，第125页。

[61]《力比多发展的简要研究》（1924），第428页。

[62]同上，第433页。

[63]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弗洛伊德如此写道：“而且，运作中的危险情境和随之而至的神经官能症表现的形式之间，有可能存在某种相当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42页）

[64]在他的《本能和本能的变迁》（1915）中，弗洛伊德表示，当客体是愉悦的来源时，自我接受客体，把它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内射此客体（“内射”是费伦齐[Ferenczi]的用词[1909]）；与此同时，自我驱除所有内在的、导致不愉快的内射客体。（《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4，第136页）

[65]西奥多·雷克（Theodor Reik）在他的论文《焦虑与仇恨》中表示焦虑增加仇恨情绪。

[66]如果犯罪行为的确来自早期焦虑的这种类型，我们就可以了解犯罪分子。我们可以改造罪犯的唯一希望似乎只能来自深层的心理特征分析。

[67]参考我的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克莱因文集Ⅰ》）。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曾经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把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切断，逃进他自己的“美好”的内在客体世界中。他停止投射并且不顾一切地以自恋者的态度来爱护和过度补偿他的内在客体，用这种方法，他可以逃避“邪恶”内射客体和外部客体世界。他对它们充满了恐惧。（《文化背景下精神病发病机制的研究》，1930，和《迫害妄想症的心理探究》，1931）。

[68]在他的论文《现实感发展的几个阶段》（1913）中，弗伦齐（Ferenczi）评说：对现实的完全否决是心理反应的最早期形式，精神分析的几个关注点应该放在儿童精神发展对应的几个早期阶段。

[69]根据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的说法，否决焦虑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否决内射客体的存在，因为焦虑产生的影响等同于内射客体带来的影响（《迫害妄想症的心理探究》，1931）。

[70]拉法格在他的《精神分裂症的精神防御机制》（1926）中，提出“精神防御机制”的名称来描述这种心里防御，提醒大家关注精神分裂症。

[71]根据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的说法，僵直性昏迷精神病代表死亡，这种精神病是病人逃避各种各样攻击的一个手段。

[72]对比我的论文《自我发展中标记形成的重要性》（1930），以及另一篇论文《智力制约理论的研究》（1931）[两篇均来自于《克莱因文集Ⅰ》]。在另外一篇论文《呼吸内射》（1931）中，芬妮切尔（Fenichel）描述了一种施虐幻想——粪便作为杀戮工具。大便用作投毒、爆炸；小便用作毒液。根据他的说法，这些幻想导致儿童对毒药粪便的恐惧。我认为芬妮切尔的论文强化了我在上面两篇文章中提到的观点。

[73]参考欧布伊森（Von Ophuijsen）的《论迫害情感的起源》（1920）和斯达克的《迫害妄想中的力比多标记的反面》（1920），根据这两个研究者的理论，妄想狂患者在潜意识中想象，幻想存在一个迫害者，而这个迫害者的干大便代表的是迫害者的阴茎。我发现，儿童在施虐幻想中，他把一件件工具当作迫害者，想象把小便和大便用作投毒和破坏工具，用来专门针对母亲的身体。

[74]骆伊姆（Roheim）在他的《通向内心之路》（1923）中表明，在原始部落中，黑魔法师杀害一个成年男子，并且，魔法般地把粪便或者其他类似粪便的东西塞入到这个男子的体内，达到让这个男子生病的目的。

[75]亚伯拉罕（Abraham）在（《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中已经表明，被仇视的客体等同于大便。另外，请对比骆伊姆（Roheim）《通向内心之路》（1923），以及西梅尔（Simmel）的《医生——疾病游戏，疾病和医学职业》（9126）。

[76]参考我的论文《智力制约理论的研究》（1931，《克莱因文集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