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让我们注意到潜伏期介入的典型的仪式行为，这是儿童努力抗拒**的结果，[161]他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在自我中建立伦理和审美屏障”。由于“自我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反应形成，我们把反应形成视作正常性格形成的一种夸张形式”，[162]强迫性反应和正常儿童人格发展（儿童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分界线在儿童潜伏期并不是明确无误的。

你们要记住，我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早期。但是我之前表示，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孤零零的强迫症症状出现过，一直到进入潜伏期，这些症状并没有结构性地普遍出现过，所以不能形成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超我和自我[163]联合建立共同目标，他们一起完成强迫性特征的系统化，并且伴随超我[164]的巩固和自我的强化。这个共同的目的构成本我和超我制约自我的力量。虽然儿童本能的压制（客体提出的要求）在强迫机制的协助下得以展开，但是压制并不会如愿以偿，除非所有关联因素齐声反对本我。在这个结构综合完整的过程中，自我展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综合[165]完成趋势”。

因此，在潜伏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充分满足儿童自我、超我和客体的需求。一般情况下，成年人拒绝小孩子的打扰，这是因为成年人认为拒绝是对儿童内在需要[166]的最好回应。我们常常在精神分析中经历这样的病例：如果成年人在与儿童相处的情境中产生冲突，成年人认为儿童“太不听话”和“太捣乱”，这时候儿童被迫忍受和进入内心冲突，他的自我觉得：只有通过成年人对自我进行各种友好帮助，它才能完成“压制本我”和“抵抗被禁冲动”的两项任务。儿童需要接受外部客体的禁令，因为这些禁令支持来自内部的禁令。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是为了能够克服焦虑，这种依赖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在潜伏期表现得更强大。确实，我觉得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取决于儿童的客体关系和适应现实的能力，这是他顺利过渡至潜伏期的先决条件。

尽管如此，为了儿童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种克服焦虑的方法不应该占据先导地位和被过多使用。如果儿童的兴趣、成就，以及其他令人心满意足的做法所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为了赢得客体的爱和认可（客体关系是克服焦虑和缓和罪疚感的最显要因素），那么，儿童将来的精神健康没有根植在牢固的土壤中。如果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比较少，儿童的兴趣和成就（通过它们，儿童的焦虑感得以克服和罪疚感得以减轻）都是为了儿童自己本身的缘故，并且儿童从中获得回报和成就，那么，他的焦虑感就会得到更好的调整，最终得到广泛分散，无声无息。一旦儿童的焦虑被减弱，他的力比多满足感就会上升，而这是成功克服焦虑的先决条件。焦虑只能在这时候得到克服：超我和本我达成互相适应状态，而且自我获得足够的力量[167]。

既然潜伏期的客体关系对儿童的支持如此的强大，甚至对正常儿童的精神而言也如此，我们就并不难发现很多这样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这个支持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春期，我们明显可以做到这样的支持，因为儿童对客体的依赖不再那么强烈（如果这种依赖是克服焦虑的主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精神疾病通常都是在后期爆发的原因之一（在青春期或者青春期之后爆发）。如果我们把自我的力量当作一把标尺——这把标尺取决于超我严重程度是否得以减弱，它包含了本能更大的自由范围，它与适应这个发展阶段的目标一致。我们不应该冒着很大的风险，要求儿童在潜伏期去适应教育和现实社会的很多要求。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要求往往都是衡量儿童成功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标准[168]。

弗洛伊德说“青春期的来临翻开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决定性章节”，并且，在这个时期，“早期侵犯冲动将被重新唤醒，但是更多或者更少的力比多冲动（甚至在糟糕的情况中，力比多所有冲动）将不得不跟随退回既定的方向，并且作为侵犯和破坏趋势重新出现。由于性欲乔装打扮成力比多冲动，以及自我做出强大的反应，开展对抗性欲的斗争将从此在伦理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169]。

儿童建立新的原则和新的理想父亲的形象，以及对自己要求的提高，目的都是为了与他原初的客体分离。虽然，他可以聚集对父亲的积极情感，也可能与父亲产生一些情感冲突，但是，他对父亲的情感不断加深。这个做法与父亲的分裂意象保持一致，崇高而又备受钦佩的父亲被儿童喜欢和爱戴，而“坏”父亲常常指生活中的父亲或者一个替代对象，比如校长，他唤起的是这个阶段普遍仇恨的情感。男孩在这样的情感关系中，他确定自己是与父亲棋逢对手的，不会被父亲比下去。男孩在对父亲的钦佩中，满足于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和助人为乐的父亲，并与父亲产生认同感。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儿童相信他有建构能力和性能力。

正是在此处，他的活动和成就开始进入。通过体力或者智力取得的那些成就（它们都需要勇气、力量、开创精神和其他因素）表明，他非常害怕的阉割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并不是性无能。他的成就还满足他的反应趋势并减轻他的罪疚感，他的成就向他表明他的建构能力超过了他的破坏趋势，他的成就还代表对他客体的补偿修复，这些都极大增加他的满足感[170]。在潜伏期，当儿童各项活动的成就得到外界的赞许，活动成就与自我达成和谐，他的焦虑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减轻；而在青春期，他的焦虑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减轻的这些成就一定来自儿童学业上取得的成就。

我们必须简短梳理一下女孩子在青春期处理焦虑情境的方法。在这个年纪，她常常保留潜伏期的目标和这个阶段克服焦虑的模式，她保留的时间比男孩子要长，通常的情况是：青春期的女孩子克服焦虑的方式具有鲜明的男性特征。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为什么女孩子建立女性位置比男孩子建立男性位置要更困难，女孩子对她自己和对别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她的标准和理想具有更小范围的抽象原则，她的抽象原则与她钦佩的人有更多的相关性。她“悦人”的渴望延伸至精神成就，甚至在精神成就达到更高层次时，这种渴望仍然发挥作用。她对待学习的态度就是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只要男性特质没有明显的涉入），她的学习活动和身体活动很大程度上都与她的某些焦虑情境有关。一个美好的身体和一份完美的作业提供给正在成长的女孩一些证据——就像她需要一个孩子的证据，表明她的身体内部没有被破坏，孩子没有从她的体内取出。作为一个成年女人，她与她的孩子的关系常常代替她和工作的关系，这对她处理焦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生养一个孩子，看着他成长，这些经历恰恰是童年照看洋娃娃的经历，再一次证明有自己的孩子不是危险的事情，孩子让她的罪疚感得以减轻[171]。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大大小小危险的情境都被估算过，如果事情顺利，就会持续缓解她幼年早期的恐惧。同样的，她与家的关系（相当于她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对于克服焦虑的女性模式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并且，还与她早期焦虑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曾经目睹，小女孩与母亲的竞争在幻想中以及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她渴望代替母亲，变成家里的女主人。男孩和女孩都有的焦虑情境（尤其是女孩）是害怕从家里被赶走，变得无家可归[172]，他们在家里心满意足的部分原因是焦虑感被缓解。女人保持正常稳定状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她的孩子们、她的工作、她的各种活动、对她个人和家的关心和爱护，这些都是驳斥焦虑感的因素[173]。她相信，她与男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男人对她的身体的“完美如初”的渴慕决定，因此，她的自恋对克服焦虑起到很大的作用。与男性克服焦虑模式相比，女性克服焦虑的模式更多取决于男性的爱和赞许以及其他客体，但是，男性从他的恋爱关系中获得焦虑缓解，并帮助满足他的性需要。

克服焦虑的正常过程似乎有几个因素调节，有些方法与数量因素有关，比如施虐和焦虑的程度，自我承受焦虑的能力。如果这些互相影响的因素达到一个最佳组合状态，儿童能够改善很严重的焦虑症，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取得满意发展和最高水平。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和爱的能力都具备特定条件，这些条件与能力关系密切[174]。有些病例，尤其是在青春期的病例，克服焦虑的条件是个体克服困境，尤其是导致强烈恐惧感的困境；在另外一些危险情境中，出于害怕心理，儿童往往会尽量避免极端情境，在这两个极端情境中，我们认为存在一个获得克服焦虑的正常动力，它并不是太直接，也不与焦虑密切相关，因此是更为分散的动力。

在这一章里，我尽力表明所有个人的活动和升华都是为了克服焦虑和减轻罪疚感，所有活动和兴趣的动机（除了满足他的侵犯冲动以外）都是个体想要对客体做出补偿和修复自己身体和性器官的愿望。我们也看见[175]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儿童“无所不能”的感觉用在破坏冲动上，当他的反应形成启动时，这种消极的、破坏的“全能”心理让他无比信任他的破坏能力。施虐全能心理越强大，积极全能心里就越强大，其目的是为了他能够满足超我提出补偿修复的要求。如果补偿修复需要更强大的建构全能，比如，补偿父母、补偿兄弟、补偿姐妹等等，它们就都被置换到其他客体甚至是整个外部世界。那么，他一生是否有成就，他的自我是否发展和**是否成功[176]，他是否更为拘谨压抑，这些都取决于他自我的力量和他适应现实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调整他的想象力）。

总结一下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已经就这个复杂的过程发表了我的看法。这个过程包含了个体所有的能量，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努力克服婴儿期的焦虑，这个过程的成功意味着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的至关重要性。一个正常人从多方面自我确信，确信自己不焦虑、不内疚——这个过程持续不断，对各方面都确信无疑，包括他参加的各种活动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的社会关系和**的满意。这让他把原初的焦虑情境抛之脑后，弱化并且彻底改善焦虑对他造成的影响。其实，这个机制往往应用在平常的行为上，这是正常人克服小小焦虑的方法，用来处理日常生活的难题[177]。

最后，我必须检验这一章中关于改善焦虑的正常方法的描述，并与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述进行比较[178]。在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他评论道：“因此，随着个体变得成熟，焦虑的某些决定因素消失。”这个陈述由他下文限定，在上面的引言之后，他又说：“还有，这些焦虑情境的某些部分凭着改头换面却侥幸逃脱，它们依旧出现在每日的情境中，影响到后期的发展。”我关于改善焦虑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正常人通过什么方式摆脱焦虑情境，以及用什么方式改善焦虑。精神分析观察使我强烈倾向于相信：即使一般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焦虑，焦虑却不可能完全消失。就意图和目的来说，确实，这些焦虑情境不会对个人构成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在特定的场景中还会再现。如果一个正常人处于严厉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如果他突然生病或者人生失败，我们可以看见他最深层次焦虑情境的直接影响。那么，问题来了，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可能受制于神经官能症，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原初焦虑情境。

弗洛伊德的论述证实了这个观点。在上文提到的段落里，他说：“神经官能症患者对危险做出的反应要比正常人的反应强烈许多倍。长大成人并不能保证他不回到原来的创伤性焦虑情景，完全有可能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焦虑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他的精神和智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不能处理超出他极限的焦虑。”

【第十一章】早期焦虑情境对女童性发展的影响

心理分析观察揭示出的女性心理内容比男性心理要少得多。由于最先发现阉割恐惧是引起男性神经官能症的主要原因，分析师也自然着手研究女性身上的类似病因。由于男性和女性心理学之间的相似性，分析师在这种方式下获得的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倒也合乎情理，但它们并没有真实反映两性心理学之间的差异。弗洛伊德很早就在一篇文章中充分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道：“……另外，是否真的百分百确定阉割恐惧是引起抑制（或防御）的唯一原因呢？如果我们能把女性神经官能症考虑进来，我们就必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在女性身上证实阉割情结（The Castration Complex）的存在，但我们很难在阉割已经发生的事实上再提出阉割焦虑。”[179]

当我们想着对阉割焦虑认知的每一次进步在人类心理学和神经官能症治疗上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时，我们就应预计到，了解女孩身上相对应的焦虑形式会完善我们对女孩的健康治疗，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女孩的性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