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强迫行为和“万能思想”（omnipotence of thoughts）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弗洛伊德曾经指出[128]原始人类的最主要强迫行为在本质上具有魔法性，他说：“如果这些强迫行为没有魔法，它们就是对抗魔法的行为。这些行为计划周密，用来击退任何灾难，与此同时，神经官能症也得以发展。[129]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也有保护程序，它以相应的魔法程序的方式存在。我们可以描述强迫行为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开始，这些强迫行为远离所有性行为，采取种种魔法机制来抵制邪恶念头，最后，强迫行为代替了被禁止的性行为，或者干脆采取一些类似性行为的模仿行为。”从这个描述中，我们看见强迫行为是对抗魔法的行为，它抵制邪恶想法（死亡的念头），[130]它是抵制性行为的盾牌。

我们可以期待这三者已经联合一起的防御行为，它们在那些幻想中存在，它们在罪疚感的补偿行为中存在。我们将看见这个魔法的、邪恶的念头以及防御动作的联合出现。在最后一章中，描述婴儿玩弄自己**的情境完整说明了这三者的联合。

我在第十二章指出，俄狄浦斯冲突和施虐**的幻想在开始阶段与父母之间的**有关，并且与施虐攻击有关，它们因此变成儿童罪疚感最深的来源。我据此得出一个结论：破坏冲动造成的罪疚感主要是针对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这些破坏性冲动引发儿童被禁止的**和其他性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是邪恶的），这种罪疚感来自儿童的破坏本能，而不是来自儿童的力比多和**本能[131]。

根据我的观点，俄狄浦斯冲突和施虐**幻想的开端是在自恋阶段——用弗洛伊德[132]的话来说：“这个主体在他自己的眼中有比较高的心理行为估值，而在我们的眼中却到达了一个过高的心理行为估值。”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儿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他相信他的**和肠道功能的强大，因而相信自己“无所不能”[133]。儿童在幻想中展开对父母的多次攻击，他感觉内疚。但是，儿童相信粪便“无所不能”，这个想法造成他沉重的罪疚感。我认为这是造成神经官能症的原因，以及造成他保持或者退回到“无所不能”的原始想法的原因，当他的罪疚感启动强迫行为防御机制时，他的“无所不能”情感将起到补偿的作用，但是，这种“无所不能”的情感必须用强制和夸张的方式，这时候的“补偿”具备原始破坏性，它建立在“无所不能”的基础上。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很难判断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强迫行为或者保护行为是否遵循相似的行为规则（或者相异规则）。这些行为被非常小的物品替代（有些替代微不足道），所以，这些行为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早期的分析完整证实了一个事实：不论细节的数量和质量是否不同，补偿机制最终建立在相似（或相异）的规则上。如果儿童保持施虐幻想的“无所不能”的强烈情感，他将不得不坚信“无所不能”的创造性，它帮助儿童做出补偿。儿童和成年人的精神分析非常清晰地表明：这个情感因素在促进或抑制建设性的反应行为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主体“无所不能”包括他做出补偿的能力，这种能力很重要，他破坏性的“无所不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必须记住儿童的反应形成阶段在自我发展阶段和客体关系阶段进入，而客体关系要预先假定一个更高级的现实关系，因此，“无所不能”的情感虽然夸张，它却是补偿修复的必要条件。儿童相信自己能做出补偿的想法，在最开始就将受到阻碍。

在有些分析中，我发现这种阻碍效果是两种“无所不能”的情感所造成。这两种情感与破坏性相联系，而且那些与补偿有关的情感被强化。如果病人的原始施虐和“无所不能”的情感曾经无比强大，相应地，他的反应趋势也很强大。他的补偿修复趋势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杂合幻想为基础，他各种破坏力量的杂合有某种独一无二、无比奇特的效果，因此补偿修复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同凡响的，甚至有震天撼地的效果，而此效果本身就是他完成建构趋势的巨大阻碍（虽然我的两个病人毫无疑问拥有非凡的创造天赋）。但是这个阻碍还需要以下几个因素的进一步补充和强化，与这些各式各样幻想一起的是儿童强烈的怀疑心理，他怀疑他是否拥有必需的、这种强度的“无所不能”的能力，结果，他试图在他的破坏行动中否决这种能力。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积极使用他的“无所不能”。这个表现证实了他曾经消极对待他的“无所不能”，因此他必须避免这两种态度的矛盾冲突。他希望拿出确切的证据表示他建构性的“无所不能”完全抵消了其反面效果。在对两个成年人的分析中，我记得他们有这种“有或者无”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来自这些冲突的趋势，导致他们的工作能力受到严重抑制，在几个儿童病人的身上，这种态度严重抑制了他们的人格升华过程。

但是，这个机制并不是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我观察到的病人出现了各种混合的临床表现，而不仅仅只是强迫性症状。利用“替代成微小事物”的机制（在他的官能症中“替代”有很大的作用），强迫症的病人可以找到“无所不能”的建构[134]证据（带着小小的成就感），还可以找到完全做出补偿修复的能力，因此，强迫症病人对他建构全能产生怀疑，而这是一个强迫性重复行为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在渴求知识的本能和施虐之间存在紧密的纽带，弗洛伊德说[135]：“我们经常得到一种印象，渴求知识的本能可以代替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中的施虐机制。”从我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看来，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自我发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在这个时期，施虐症到达高峰，这时候，儿童渴求知识的本能被“俄狄浦斯冲突唤醒”所激发，在最开始时，渴求知识的本能被用作口腔施虐趋势[136]的帮凶。我的经验表明，渴求知识的本能的第一个目标是母亲身体内部——儿童首先就把它视作满足吮吸的客体。母亲身体是父母**的场所，这个场所是儿童幻想父亲的阴茎所在和儿童们的处所。同时，由于儿童想要强行进入母亲的身体，夺取母亲身体的内容并且破坏他们，儿童想知道母亲身体里到底有什么，里面的东西长什么样。依靠这个方法，他对母亲身体内容的渴望在许多方面等同于武力进入母亲身体的渴望，前一个渴望是后一个渴望的表征，它们相互强化，因此，渴望知识的本能与施虐的源头联系在一起（当施虐症到达高峰时）。这种联系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们之间的纽带如此紧密，为什么渴求知识的本能在个体身上唤起了罪疚情绪。

我们常常看见儿童被很多问题困扰而且他的智力完全不适合解决很多困境。儿童苛责别人，特别是苛责母亲。这是因为母亲不回答他这些困扰他的问题，母亲的这种态度表明她不再满足儿童的愿望（不像满足儿童吮吸愿望一样）。苛责在儿童性格的形成中和知识渴求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可以回溯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儿童无法听懂成年人谈话内容或者成年人的遣词用句时，儿童习惯性地开始苛责（听不懂某些词句发生在儿童还未开口讲话时）。另外，不论是听不懂内容还是听不懂用词，儿童都非常喜欢在这两种情境下“苛责和发脾气”。在儿童的精神分析中，这种时刻都会表现为“别人为什么听不懂我说话”，这种现象发生在两岁零九个月的病人莉塔[137]身上。儿童同时还会表现得非常生气，他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说出自己的问题，他也不能听懂用语言表述的回答，儿童从未想过或者明白过这些问题。渴望知识的本能触动起源于自我发展的最早期阶段，我认为，儿童对这种触动产生失望的深层原因来自于本能严重受挫[138]。

我们已经看见，针对母亲身体的施虐冲动首先激发了儿童渴求知识的本能，但是，紧紧跟随的焦虑却又进一步助推了那个渴求本能的强烈程度。儿童渴望发现母亲身体内部的秘密和自己身体的秘密，同时儿童害怕前者的身体包含着危险。儿童害怕自己身体的内射危险客体和内部任何情况，他的渴望被种种恐惧强化；知识现在变成把握控制焦虑的手段，这导致儿童迫切希望获得知识，这种心情变成儿童渴求知识的动力，但是也是渴求知识过程被抑制的重要因素。我们在前面部分讨论了渴求知识的本能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139]，在这些病例中，儿童知道了他对母亲身体造成的破坏性攻击（在幻想中）和他可能面对的反击和危险境地，他如此害怕这些事实，他甚至表现极端，索性打断渴求知识的本能。儿童最初非常强烈而又永不满足的愿望是：了解父亲的阴茎、自己的排泄、母亲体内的小孩儿，以及它们的特征、大小和数目。这些愿望都表现为儿童强迫式的揣摩测量、算术加减和口头计数行为。

随着儿童力比多冲动越来越强烈，他们的破坏性就越来越小，因此超我的特性得以持续不断地改变，超我的影响力被自我感觉为显著的约束力量；并且，随着焦虑的减弱，补偿修复机制的强迫性变弱，修复效果更稳定，更有效，具有更满意的结果。紧随其后的是，性器阶段的反应表现得更清晰。

性器阶段因而具备以下的特征：投射和内射之间发生互动，超我的形成过程和客体的关系发展之间发生互动，这些互动制约着儿童早期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其中，互动特征取得先导地位。

【第十章】早期儿童焦虑情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精神分析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识别和改善焦虑，个体表现出来的精神病症是个体不能改善焦虑的结果。除了对焦虑进行改善，还有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是因精神病症而产生）。这些常规治疗方法对于自我的发展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这一章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方法上。

在发展的初期，自我受制于早期焦虑情境的压力，自我的力量弱小。自我一方面要满足本我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残酷超我的威胁，自我不得不使尽全力去满足双方的要求。弗洛伊德描述自我是一个可怜的小家伙，服侍三个主人，被三处危险威胁[140]，这个描述对于儿童弱小、未成熟的自我来说尤其真实，因为儿童主要的任务是控制自己的焦虑[141]。

在游戏中，正如弗洛伊德在分析一个一岁半[142]的儿童游戏中表明的那样：甚至是年纪非常小的儿童也会努力克服自己的不愉快经历。在这个游戏中，儿童把一个缠线的木卷线筒向外抛掷，它消失了，随后收线，线筒又回来了。儿童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他学会了控制不愉快事件的情境——母亲的身影只是暂时消失。弗洛伊德在儿童游戏中识别出儿童游戏行为普遍重要性的功能，通过游戏，儿童把被动经历转变成主动感受，并且把不愉快变成了愉快，他把当初不愉快的经历加上了一个快乐的结尾。

早期的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在游戏中，儿童不仅克服痛苦的现实，而且，他同时利用痛苦的现实来克服自己本能的恐惧和控制内部的危险（通过投射危险到外部世界）[143]。

自我努力把内在心理历程置换到外部世界并且让心理历程自由发展，自我的这种努力似乎与另外一个神经功能有联系，弗洛伊德在创伤性神经症病人的梦境中识别出这个功能的存在[144]。

置换本能和内部危险到外部世界的做法使得儿童不仅可以更好地克服焦虑，而且使得儿童为改善焦虑可以做更多准备[145]。对于我来说，儿童在游戏中对克服焦虑多次做出的努力，这是儿童“通过发展焦虑的方法来控制刺激”[146]。起源于儿童心理原因的焦虑被置换到外部世界，这个置换伴随自我破坏本能的外部偏向的发生。置换具有增加客体重要性的效果，因为它与那些客体或者它们的替代物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的积极应对趋势同时得到确认[147]，客体因此变成儿童危险的来源。但是，客体如果以友好的样子出现，它们就代表了对改善焦虑的一种支持。

弗洛伊德把“抛掷木线筒”解释为儿童针对母亲进行施虐的报复性冲动行为（母亲抛弃了他）。[148]但是，当儿童又收回线筒时，表征母亲回来的事实。这个游戏似乎表现了被伤害的母亲得以神奇复原的现象[149]，因为我们认为抛掷等同于弑母。

除了投射使得焦虑得到释放以外（它使得内部本能刺激被当作外部刺激），由于置换的发生，内部危险与外部世界得以产生联系，这样就带来很多好处。儿童渴望知识的本能与施虐冲动曾经一起针对母亲身体内部，而害怕危险和侵犯强化了这种本能（这些都在儿童身体内部不断进行，而且没有任何办法对它们进行控制）。通过置换，儿童能够发现外部环境的本质，并且检测自己采取的应对办法是否可行，因此真实的外部危险更容易被解决。现实检测是一项有力的激励措施，它促进儿童发展渴求知识的本能和开展其他行动，所有的行动都帮助儿童保护自己免受危险，哪些行动击退恐惧，哪些行动确保个体对客体做出补偿修复。所有这一切都以相同的方式（它们作为冲动的早期表现）起到克服焦虑的作用，对抗既来自自身内部又来自真实世界和幻想的各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