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唐代帝王有成就勋章，那么唐玄宗李隆基一生则如同“三级跳”。自从公元710年，25岁的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作发动“唐隆政变”，将自己的父亲李旦推上皇位后，李隆基就像是“开了挂”，摘取的勋章一块比一块闪耀。

713年，太平公主策划了“先天政变”，已经登基的李隆基不顾太上皇李旦反对，果断逼死太平公主，得到“杀伐果断”勋章。

李隆基又提拔了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能臣，组建了靠谱的团队，开创了“开元盛世”，喜提“慧眼识人”“盛世大佬”等勋章。

然而，老年李隆基的“画风”却越来越奇怪。他宠信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人，对他们丝毫不加控制和防范；又与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杨贵妃，谈了一场奢侈挥霍的“旷世虐恋”，连续打上了“挥金如土”“旷工达人”“宠信奸臣”等烙印。

“作”着“作”着，就酿成了一场大乱。755年，安禄山及史思明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起兵造反，史称“安史之乱”。虽然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但李隆基却因此失去皇位，成了“太上皇”，曾经光辉万丈的盛唐，也渐渐走向衰败。

历数李隆基前期与后期的功勋和槽点，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便出现了：到底是什么令曾经领导力“爆表”的李隆基变成昏庸腐化、沉迷美色，丢下都城仓皇逃跑的“昏君”呢？莫非—

表面上看，唐朝由盛转衰，似乎是安史之乱导致的，而安史之乱，又似乎是李隆基“作”出来的。

但其实，盛唐的危机，是经济、军事、政策以及李隆基个人性格等原因综合导致的，安史之乱只是撬开了大唐盛世镶玉嵌珠的外壳，引爆了其中暗藏的火药。

从经济方面讲，开元盛世时，土地制度是均田制。

所谓“均田”，就是国家将田地按人头分给农民耕种，而农民需要按时缴纳粮税，并且承担徭役，在农民死后，这些田地按比例交公，比例大概是下图这样的。

在初唐时，国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动**，有大量荒废田地等待开垦，所以均田制的效果十分显著。农民分到了地，自然愿意垦荒耕种，而国家也得以发展农业，增加税收。所以，唐代的经济很快复苏了。

不仅如此，均田制的青葱秧苗还托起了初唐的重要兵制—府兵制。前文提过，均田制下的农民需要服徭役。这些平时种地、定期训练、战时上阵的兵士，就叫作“府兵”。

虽然均田制好处多多，却并非“可持续发展”。

首先，这一制度存在“人多田少”的问题。分下去十分地，农民死后只还回八分，还不算各种“花式”瞒报，国有土地必然会越来越少。可随着经济上升，人口却不断增长。

因此，落实到每个农民的田地经常不足数。

其次，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由于均田制税收是按人头来算的，即使分不到足够的田地，也需要缴纳同样的粮食，有的农民过不下去了，不得不出卖永业田；再加上地主阶级还有各种灰色手段，巧取豪夺之下，自然兼并了不少田地。

第三，大量农民逃亡。赋税压力大，还得服徭役，再加上府兵制相当于“一条龙自费”，不少农民受不了双重压力，干脆弃田逃亡。

为了整治土地兼并，增加税收，李隆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检田括户”行动。整治农业的官员被称为“劝农使”，劝农使深入各地调查，查出隐匿的田地，分给农民，找出未登记人口，重新入籍。原有的乱象得以平复，为开元盛世打下了经济基础。

检田括户虽然有效，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均田制的弊端；再加上唐玄宗年老时疏于朝政，均田制走向崩溃。经济下行，几乎是必然的。

均田制的问题，也影响了唐玄宗时代的军事制度。唐高宗以来，边疆战争便十分频繁，常常出现士兵久戍不归的情况。

由于府兵制以均田农民为主体，休番期种田的劳动力回不来，但税还是要照常交，农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723年，也就是唐玄宗当政第十一年，兵员流失严重的府兵制，不仅无法满足战争需求，甚至连京城卫戍部队都凑不齐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玄宗直接搞了个新玩法—

长从宿卫，就是从关内地区直接招募流民，作为守护京城的部队。这些兵士不再需要在打仗的间隙种田，更不用“自费一条龙”，国家还管吃、管装备。从本质上说，长从宿卫就是一种募兵制。

一开始，募兵制与府兵制是并行的。在京城防卫采用募兵制，而边防则以府兵制为主。

但随着府兵制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募兵制逐渐推行全国，以此为风口，一个神秘的群体开始“乘风破浪”。

虽然节度使成为正式官职是在唐睿宗时期，但节度使的职能却由来已久。边疆作战需要补给，士兵也需要休整训练，还要防着敌方打突袭战，因此，边境作战有两个硬需求，一是边疆常驻兵将，二是坚固的防御工事。

慢慢地，这些要塞发展成了十大藩镇，而管理这些大藩镇的就是十个节度使。在募兵制推行全国后，各节度使很快便募集到了数十万兵士，称为“长征健儿”。

长征健儿人数众多，又长期在边疆训练、作战，而对比之下，京中守卫则承平日久，这导致大唐军事上出现了“外重内轻”的形势。

对此，唐玄宗也不是毫无应对之策。他牢牢把控着节度使的任免权力，并且定期更换。在唐玄宗一朝前期，任期六年以上的节度使不足十分之一。

后来，唐玄宗又按李林甫的意见，提拔没有势力又擅长作战的蕃人与寒族。

于是，一位关键人物平步青云。

他身为胡人，在朝中没有朋党；他出身寒门，在边疆没有根基。虽然后来他造反、杀人，害唐玄宗逃亡，但在一开始，他看起来只是个莽撞又忠诚的胖子—安禄山！

年老的唐玄宗对安禄山极其宠爱，不仅没有像从前那样将安禄山调离，甚至还令安禄山长期兼任三个藩镇的节度使。

而“安史之乱”的事实证明，没有了严密的预防措施，在权力的**前，个人信任是那样易碎。

均田制崩溃和军事上外重内轻，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形势使然，但前后对比不难发现，盛唐“爆雷”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唐玄宗这个人太重感情了。

生在武周与李氏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李隆基的人生从小就跌宕起伏，这不仅赋予了他缜密又果决的政治头脑，也使得他内心一直在渴望真情。

在青壮年时，他心中有大谋划，尚能冷静理智，将私人情感与国家大事分开。可随着日渐老迈，私欲与国事的界限也在逐渐模糊。

公元737年，由于宠妃武惠妃的构陷，唐玄宗认定包括太子在内的三位皇子谋反，将他们贬为庶民，三人不久便死去。

而武惠妃由于舆论、心理的双重压力，很快也香消玉殒。失去宠妃，“空虚寂寞冷”的唐玄宗将目光投向了一位美人。

740年，唐玄宗下了一道特别的圣旨，“允许”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杨玉环与寿王李瑁的婚姻关系自然解除。

没过几年，杨玉环便摇身一变，成了唐玄宗的贵妃。

由于杨贵妃受宠，杨氏一门鸡犬升天，不仅杨贵妃的姐姐们有封赏，杨玉环的族兄杨国忠，也靠裙带关系成为了当朝宰相。

在这个阶段，唐玄宗的“画风”早已从“知人善任”变成了“任人唯亲”。

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唐廷骨干的能力水平出现了大幅下滑。

“开元盛世”并非唐玄宗一人独自开创，在英明神武的策略背后，是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几代贤相的辅佐。

这些劝谏，特别是“钢铁直臣”张九龄的劝说，令唐玄宗保持居安思危式的清醒，但久而久之，也给了唐玄宗不少心理压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懂得揣摩上意的李林甫。李林甫虽然喜欢揽权，但整体能力不算差，相比杨国忠更高出不少。

李林甫之所以被归入“奸臣”行列，主要在于他与前几任完全相反的工作理念。

①KPI：指关键绩效指标。

这种从进取到守成的转变，既有李林甫闭塞言路、大权独揽的原因，也从侧面反映了唐玄宗晚年自我膨胀，警惕性下降，以及政策上的保守倾向。

这些都为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之间的争斗埋下了重要伏笔。

可以肯定的是，唐玄宗从一代明君变成“出逃霸总”，绝非“精分”而是均田制崩坏、府兵制瓦解，节度使权力膨胀，军事外重内轻，以及在保守策略下日益严重的内斗等各方因素共同造成的。

而对于唐玄宗个人而言，他之所以任由这一切发生，又一次次错失弥补的良机，原因大概是他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