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

李书福坐在几十公分厚的合同堆边上，一张张地签字，一直签了半个多小时。当最后一个签完，他扔下笔，一下子趴到桌子上。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没有惊动，知道他需要歇口气。到了需要与杭州总部连线的时间，秘书才叫他一声。李书福抬起头，泪珠扑簌扑簌地流了出来，并喃喃自语。

就在刚刚，吉利终于以18亿美元买下了沃尔沃，这个来自乡村的放牛娃终于娶到“欧洲公主”。当他第一次说出这个念头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痴人说梦。而当梦想成真，李书福回望那一个个的日夜，百感交集。面对一直跟着他的助手们，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

这一幕发生在2010年3月28日。对“痴人”李书福而言，它只是宏大戏剧里的一个激动人心的细节。自己和三个兄弟一起创业，几十年来，始终与一个又一个的“不能”和“不可能”抗争，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

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四兄弟分分合合，恩怨纠葛，有时是貌合神离，有时又是貌离神合，演绎出中国家族企业史的一个别样的标本。

赌徒和放牛娃

台州位于浙江中部，北临宁波，南接温州。境内多山和丘陵，水道纵横交错，风光秀丽，自古就有“走遍苏杭、不如温黄”之说。1963年，李书福就出生在台州黄岩县石曲乡的李家洋村。在那个年代，好看的风光却并不能当饭吃。“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让人口稠密的小村人，为了填饱肚子四处奔走。李书福兄妹五个，个个像张着嘴的小麻雀，嗷嗷待哺。在李书福的记忆里，父亲和哥哥们经常偷偷摸摸捣腾东西，到县外去卖，为了躲避检查，往往是昼伏夜出。

李书福上小学时，到了暑假就帮着村里放牛，一天挣一毛五分钱，一个暑假下来，能挣6块钱。小学免交学费，每学期只收1块两毛钱的书本费。因此，李书福小小年纪，就成了村里孩子们中的“有钱人”。村里能花钱的地方不多，也不敢花，有时候李书福就把小伙伴聚在一起开赌。和别的孩子不同，如果他赢了两块钱，就把两块钱全部押上，如果赢了10块钱，他就10块钱全部押上，对于他来说，要么赢个大的，要么输的精光，从来不会留一点余地。

但李书福并不只是一个勇猛的“赌徒“，还是个聪明的放牛娃。晚上，他在牛棚周边点上牛烟，赶走蚊子，让牛好好休息；白天，他就骑在牛背上，一边让牛吃草，一边看书学习。只有八九岁，个子矮小的他，如何能爬上高高的牛背？李书福捉摸了好久，才解决了这道难题：我先把牛牵到草长势较好的地方，请牛低头进食，然后利用牛的左大腿，在牛行走弯曲时，我一边用手抓住牛的脖子，一边用脚飞快地踩上牛的大腿关节，这样就能很轻松地登上牛背。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也许正是这样的个性，让李书福的一生都在聪明地下注。

1978年，中国正式推行改革开放，正上初中的李书福兴奋不已。“农民可以搞乡镇企业，甚至还允许搞个体，我真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天下还有这样的大好事？”李书福后来回忆道。三年的初中，他用了两年就毕业了，还考上了路桥中学的尖子班。上了高中的他，心思却早已不在学习上，成天想的就是如何做买卖。这让老父亲很生气，为此没少处罚他。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李书福就像出了笼的鸟儿，开始到处扑腾。

他从父亲手里要了几百元，买了一架海鸥牌的手提照相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给人照相。因为照相质量不错，短短几个月，李书福就挣了几百元。随后，李书福业务升级，开了一家照相馆。为了省钱，好多设备都是自己动手做。一个1000多元的反光罩，李书福花几块钱请铁匠敲块铁皮，按上个灯泡就搞定。但照相在当年也属特种行业，需要公安部门批准。李书福的照相馆当然办不了什么手续，因此，隔一段时间就被教育一通甚至罚款。但李书福却是“屡教不改”，小照相馆断断续续维持了两年。这是李书福遇到第一个国家政策带来的“不能”。

一个新的发现，让他的生意开始转向。冲印照片的显影液含有银的成分，加上硫化钠就可以提炼出白银。发现这个秘密的李书福开心坏了，这比冒着风险拍照好多了。他关了照相馆，到处搜罗显影液。“全县的显影液都被我买光了”，李书福曾表示。但显影液的供给总是有限，李书福又发现了另一个“金矿”：从废旧电器里分离铜、银、金。全家人一齐上阵，李家整个变成了一个作坊。这个生意红火了没多久，李家人发现，跟风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198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书福发现一些作坊在做异形铁片。一打听，这是电冰箱上的一个元件，不但利润高，还挺紧俏。那段时间，他总找机会到人家的作坊里去，然后回来捉摸。这东西看着简单，要做好还真不容易，李书福没白没黑的试制，手掌被磨得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肤，见了人都不敢握手。后来总算试制成功了，厂房却又成了难题。原来租用街道的工房被收回，新的厂房一时没有着落。多亏一位同学的家长帮助，李书福借用了路桥中学校办工厂，正式开始生产。但安稳了没多长时间，工厂就被老师“围攻”了。原来，工厂周边就是老师的宿舍，厂里天天“乒乒乓乓”地生产，巨大的噪音让老师们无法入睡。老师们集体罢教，学校只能要求李书福马上搬走。他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废弃自来水厂，却因为私拉电线被举报，电力公司要求检察院抓人。这可把李书福等人吓坏了，只能另寻工厂。“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李书福后来回忆说。

“老天给你关了一扇门，他就会给你开一扇窗。”就在李家人四处碰壁时，石曲乡的工办主任给他们带来一个消息：乡里想要发展乡镇企业，他们的厂可以搬过去。这真是喜从天降。李书福立即租用了村里的一个仓库。那几天，天天下暴雨，道路泥泞不堪，李书福和工人们顾不了那么多，将沉重的设备装上几十辆小推车，一步一滑地搬迁，汗水雨水湿透了全身，每向前挪动一米，都要使尽全力。

厂子终算安顿下来，在乡里的帮助下，还戴上一顶乡镇企业的红帽子：黄岩县石曲电冰箱配件厂。李书福也终于第一次领到了营业执照。有了合法身份，李书福兄弟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大哥李书芳当厂子，能说会道的李书福跑销售。

李家兄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他不知道的是，他们企业成立的这一年，被后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柳传志、王石、张瑞敏都在一年起步。中国人对提高生活水平的热情巨增，家中的大件由“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过渡到”新三件“（冰箱、电视、洗衣机）。海尔、澳柯玛、扬子等家电生产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李书福的产品畅销上海、青岛等地，第一年，他们的销售额就超过900万元。随着配件销路越来越好，李书福又捉摸着自己造冰箱。和大伙一说，几乎都投反对票，理由很简单：咱们做个配件还行，造冰箱一没技术二没资金，不靠谱。面对大伙满脸的“不可能”，李书福的赌劲上来了：“人家能造，咱也能造。”他拉上技术员一起研究，一年后，电冰箱还真研究成功了。1987年，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开始投产。让李家兄弟们高兴的是，那一年他们就实现销售4000万元，第二年直接超过1亿元。冰箱厂也成为台州市最大民营企业。

正当四兄弟生意蒸蒸日上时，中国经济却在1989年经历了一次“倒春寒”。此前的一年，中国物价开始松绑，随之而来的是一轮物价暴涨。从5月份开始，肉的价格涨了70%，其他商品也迅速跟进。全国出现了一波抢购风潮，有媒体报道这样写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吴晓波 激**三十年）面对失控的市场，国家开始一次大规模的整治行动。整治对象之一就是国营体系外的民营家电企业，而冰箱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此时的杭州已经有大小不一的电冰箱厂66家，在国家定点生产之外的企业年产规模达到10万台。李书福的工厂很快感受到风向变化，查税、停发执照，禁止做广告，一波波袭来。9月底，时代风潮人物“傻子”年广久第二次进了监狱。一时间，民营企业一个个惶恐不已。四川的刘永好兄弟、山东的王廷江，都找到当地政府，要求将企业交出去。北极花冰箱厂作为非定点企业，正处于风暴口之中。李书福兄弟几次碰头开会，商议怎么办，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放弃工厂。把工厂捐给当地乡政府后，四兄弟只能各寻出路。老三李书福来的更绝：带上积蓄，到深圳一所大学读书。

这场“倒春寒”很快过去。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李书福当时不交厂，也许会成为中国未来的家电大王。但对李书福来说，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想过去的事，因为，他在深圳又发现了新的商机。作为开放前沿的深圳，镁铝曲板等装潢材料已经大行其道。李书福发现，这种材料多是进口，价格高，市场大。他立即赶回台州找哥几个商议。此时，大哥李书芳开办了工艺品厂，老四李书通办了一家铝合金厂。因此，李书福说动二哥李胥兵和自己一起干。两兄弟齐心协力，一边试制产品，购买设备，一边与乡政府谈判，将自己的工厂一点点购买回来。新产品一上市就一炮打响，不但在国内畅销，还出口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深圳之行还让李书福冲进了房地产行业。从1988年开始，海南的地产业热得烫手。根据统计数据，1991年时，海南的平均房价是1400元，而到了1993年，这个数字是7500元，有些房子甚至到了1万元。打着滚上涨的房价吸引了无数冒险家。最高峰时，600万人口的海南，有2万家房地产公司。一向嗅觉灵敏的李书福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1992年，他带着几千万元杀到海南。但此时的海南房价已是强弩之末。泡沫破裂让李书福血本无归。这个惨痛的教训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只能做实业。

造车梦

1993年，李书福的装潢材料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他却萌生造摩托车的想法。原因有二：装潢材料跟风者越来越多，竞争变得激烈；摩托车门槛高，一般人做了不了。

还在海南清理自己那乱如麻的地产时，李书福就给大哥打电话，说要造摩托车。李书芳有些犹豫，毕竟装潢材料厂正红火，干吗还要再折腾？但听了李书福的一通分析，他还是决定支持。

当时的中国摩托车市场上，除了嘉陵等几个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基本上是日本本田等进口车的天下，后来崛起的力帆、隆鑫等企业还在摸索阶段。不过，李书福要造摩托车仍然面临着政策的限制。为了解决这个“不能”，他到国家机械部去做工作，但人家连门都没让进。“我只能隔着门，跟里面一个扫地的人对话，但人家听我说是私营企业，想要申请生产摩托车，直接把我奚落了一通，将我赶走了。”李书福后来回忆说。但这并没阻挡住李书福造车的脚步。李书福惯常做法是，直线走不通，就绕个圏，先干起来再说。回到杭州，他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国有摩托车厂，花钱向他们购买许可证，生产一辆就交几百元。直到1998年，他们得到机械部的允许，兼并了一个负债累累的国营企业，才让自己有了名分。

最初他们选定的是跨式摩托，但市场反应并不强烈。一次，一个员工骑着一辆进口的踏板摩托外出，不小心发生车祸，车被撞散了架。去帮着处理事故的李书福等人发现，这东西也没什么太复杂的呀，要不咱也自己造。回来后，兄弟几个加上技术人员开始研究。1994年，他们的第一辆踏板车正式问市。当时一辆日本、台湾的同类车售价1.7万元以上，而李氏兄弟的车，只卖8888元。这种小巧优雅的摩托车一上市，就大受欢迎。1995年，销售6万辆，1996年，销售20万辆，完全取代了日本、台湾，成为国内踏板摩托行业的龙头。“仿制”加低价一直是李书福的杀手锏，而这个武器在以后的日子依然屡试不爽，且威力巨大。

“我要造汽车”，1996年，吉利集团正式成立，李书福又向兄弟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家人和董事会对此的评价也惊人的一致：异想天开。面对反对和质疑，李书福表现出他的“大无畏”精神，并说出了被后人广为流传那句论断：“汽车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

就在两年前，李书福就拼装过汽车。他拆解了一辆奔驰车，又到一汽取经。回来后，将摩托车公司里几个有经验的修理工找来，一起研究，几个月后，吉利一号经过“杂交”正式出厂，它的外形像奔驰，发动机、底盘均采用红旗的。李书福不但郑重其事地开了发布会，还开着这辆车在台州招摇过市。一些市民好奇地询问这辆“豪华”轿车的价格。但好景不长，吉利一号很快毛病百出，先是外壳凹陷，后来传动不灵。李书福这才明白，原来奔驰还真不是几天就能造出来的。然而，这个挫折不仅没有让李书福气馁，反而更坚定了他的造车梦。他三番五次地做家人和董事会的工作，甚至不惜以分家单干向威胁。大哥李书芳召集大伙商量，最后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最多给1个亿，让李书福去试试，干成了最好，干不成就认倒霉。

大家的反对是有理由的。如果站在那个时间节点，看看中国的汽车行业，99.9%的人都不会看好李书福。

1994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发展汽车行业。当时轿车生产主要集中在“三大三小”等国有企业之中。所谓三大是：一汽、二汽、上汽，三小则是北京、天津、广州轿车生产点。但排在前两位的一汽、上汽自主品牌都已陷入困境。1991年，上海牌轿车在桑塔纳等车的挤压下，已经停产，一汽的红旗轿车几乎在市面看不到踪影。称霸中国汽车市场的是奥迪和桑塔纳等合资车。一辆五缸的奥迪售价是39万元，一辆桑塔纳2000的售价是19.5万元。即使小型车天津夏利、奥拓，价格也都在9万元左右。而中国这一年的平均工资是4538元。老百姓想买辆夏利，不吃不喝得攒20年，至于桑塔纳和奥迪，那只能梦里见了。

除了壁垒森严的市场环境，李书福进入汽车行业还有三道槛：资金、技术、牌照。国家当时设定，进入汽车业投资额不低于15亿元，桑塔纳成功投产各方共投入了10多亿元 ；中国几大国有轿车企业自主研发举步维艰，只能与外方合资，用市场换技术；至于牌照，只有国企才能进入生产名录。回头看一下李书福手里的牌：资金只有1个亿（对外宣称5亿元）、全公司只有几个人接触过汽车修理、民营企业，怎么看，造车都是天方夜谭。因此，一头扎进汽车业的李书福得到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汽车疯子”。

有了上次在豪华轿车上的教训，李书福这次学乖了。他将自己的眼光转向了低价车。对标的是夏利。他买来几辆夏利车拆解，研究它的发动机、底盘、外壳。

在开发设计的同时，他着手建设汽车生产线。1996年，吉利以扩大摩托车生产规模为由，向临海市申请了800亩沼泽地，每亩500元。当时这个地块没水、没电、没通信，周边除了开发区的两栋楼，什么建筑物都没有。他告诉自己的助手安聪慧，要在这个地方建汽车生产线，安聪慧一脸惊诧：“不是生产摩托车吗？”“如果说是生产汽车，能批吗？”李书福狡黠地说。为了弥补资金不足，李书福又别出心裁地推行了分厂模式：想给吉利供配件，就在我厂区里建配套厂。这样一来，相当于让大家凑钱为吉利建厂。